日本疏远中国从江户中期开始 日本人的“身份移情”（下篇）

厌恶文治政治，恢复武道政治

武人气质的吉宗讨厌文治政治，力求恢复武道政治。他认为儒学讲究繁文缛节，过多文饰容易导致华而不实，脱离实际。相反，吉宗重视律例，希望基于公众而制定法典。实地调查和注重法治，这是他一系列改革的根本。

在吉宗的“享保改革”中，著名的成文法《公事方御定书》推出；此外，他还要求广泛听取民意。这说明了日本有别于当时中国统治模式的倾向。

说起吉宗，就会想起新田开发政策，这是他为了增收，通过实地调查而施行的政策。另外，前篇所述的因地制宜政策，也是在相同的政治思路下推行的。

此外，吉宗还鼓励学习兰学。比起注重人文伦理的汉学，吉宗更喜欢理工科学，这也是日本“疏远中国”的原因之一。

那么，过去备受尊重的儒学、汉学又将何去何从呢？

虽然文化和知识在日本城市中得以传播，但在室町时代以前，日本能称为城市的只有京都。在战国时代，随着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日本各地城市崭露头角。为了获得“小京都”的美名，各地城市仍在争相模仿京都模式。

到了江户时代，地方都城各自发展。在早期，京都与大阪（合称“上方”地区）成为日本文化标杆，中国文化籍着“倭寇情况”传入和兴盛，率先普及汉学的也是“上方”地区。

在18世纪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一是空间变化，在19世纪初化政时代，日本文化中心从“上方”地区转移到了江户，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以此为契机，日本文化终于从“上方独尊”向整个日本扩散开来；二是学习群体发生改变，汉学传承者开始广泛分布于下层武士。

此外，从17世纪末开始，上方地区不仅出现了武士汉学译作，还出现了町人文学（市井文学）。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人的作品，以及改编自中国小说戏剧的作品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在化政时代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平民也开始阅读书籍和文学。

日本特色

日本人的文字读写能力是通过学习汉学掌握的。虽然佛教经文也使用汉字，但是汉字用途已经在葬礼仪式上特殊化了，难以传播。相反，因为儒学是日本伦理道德的主要准则，人民在学习百科知识之前，先要学好个人修养，即儒学的内容。

在历史较短的日本，本来是一个几乎全员都是农民的扁平化社会。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武士，在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期间成为执政者，汉学首先由武士阶层习读研究。随着社会稳定发展，最终平民也通过接触汉学学会文字读写。

这样一来，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读着相同的书籍，文化教育水平并无区别，日本似乎又回到了扁平社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日本人的文化水平。

但是后来随着兰学的流行，日本在百科知识上对汉学的信赖开始动摇。日本开始意识到汉学并非完美无缺，中国也非最先进。

汉学自不必说，兰学也不是日本固有的学问，通过学习他国，日本最终编纂出本土国学。国学解答了幕府政权存在的理由、日本是怎样的国家、日本人是什么人等问题。核心书籍有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

日本国学的特征之一是去中国化，也是“远离中国”的产物。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本认同感的好坏，都是因邻国中国而产生的。从“倭寇情况”与中国加深联系的16世纪开始，经过江户时代进入19世纪，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渐渐“远离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日本特色。

完

（Cammy Ye摘译自东洋经济，2021/11/10；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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