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顶级陶瓷品牌 为何不见中国身影（一文梳理“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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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毕荣青

解读陶瓷中的东方美

不做一颗“遗珠”

看见·淄博

“中夜仰观天汉,三更满目星霰”

——宋代描述博山产“雨点釉”的诗句

最初，看到瓷都淄博不被认可的言论，感到惋惜也心存疑虑，毕竟，这里有着8000年的制瓷历史，不仅曾制作出享誉世界的“雨点釉”和“茶叶末釉”，更代表着当代国瓷的最高品质。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陶瓷工匠已经从技术上完成了由陶向瓷的历史性飞跃，淄川区寨里窑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青瓷产地。宋金时期窑厂数量增多、新品迭出，经战乱后，明代又有了新发展，逐步发展为我国五大陶瓷产区之一。

当有人评论“只知景德镇，不识瓷都淄博”时，其实他并不知道，景德镇晚于博山几百年后琢磨出来的“茶叶末釉”，也只是在尽力重现淄博烧制的荣光罢了。

事实上，“茶叶末釉”和“雨点釉”都是是博山窑在宋代时创烧的，后来失传。清朝时景德镇琢磨出了茶叶末釉的烧制方法，仿烧的十分成功，但世人有必要知道，这种瓷器的原产地在淄博博山。

▲淄博首创的“茶叶末釉”，技法曾一度失传

淄博瓷器历史上另一件值得骄傲的名品——“雨点釉”，始于宋代。宋人有“斗茶”之风，用雨点釉瓷盏倒入清水时星点晶莹夺目，斟上茶水时则金光闪闪，茶水的浓淡好坏一览无余。由于烧制的难度极大，稀少罕见，宋代达官贵人得此一件，视为珍宝。

“雨点釉”陶当时盛行于世，并流传东瀛，为日本人所珍爱，称之为“天目釉”。这种瓷的茶具，是日本茶道中无与伦比的上品。

“尺瓶寸盂视为无上之品，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

山东淄博是古齐国的都城，

是驰名世界的瓷都之一。

淄博陶瓷业在宋代达到鼎盛，

成为北方最大的制瓷中心。

当时在现淄川区西南沿博山城

至八陡一带有近百里窑场。

在这种繁荣的背景下，

一种名贵的釉色——

“雨点釉”在博山问世了。

雨点釉原名油滴釉，古称“滴珠”，

因漆黑的釉面上布满

具有银色金属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

形似雨点坠入水中时迸出的水圈花纹而得名，

黑色釉面上银光闪烁，

大者如豆，小者如米，风格独特，

曾有“尺瓶寸盂视为无上之品，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之说。

雨点釉陶映日视之，晶莹夺目；

以茶水入器，器内金光熠熠；

如注入清水或白酒，则银星闪耀。

细观雨点釉作品，

给人以“漆夜无云满天星”的美妙意境。

雨点釉陶宋代盛行于世，

由于烧制的难度极大，十分稀少，

达官贵人得此一件，视为珍宝，

是文人雅客斗茶的重器。

雨点釉陶在宋代流传至东瀛，

被称为“天目釉”。

雨点釉茶具是日本茶道中无与伦比的上品。

当今日本收藏有四只来自中国宋代的天目碗，

在日本茶道的传承里，被奉若神明。

其后，

全国兴起青花白釉瓷，加上战乱，

雨点釉制作技艺至宋末元初时失传。

直至本世纪20年代，

著名博山陶瓷艺人

侯相会经多年反复探索实验，

直到1936年才取得成功，

博山“雨点釉陶”自此获得重生。

博山雨点釉制作技艺现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个雨点釉碗，

像独一无二的星空世界，

包容了一切浩瀚苍穹的微粒。

1980年，淄博陶瓷在日本大阪展出时，日本陶瓷专家称赞道：“从雨点瓷到现代陶瓷艺术，淄博可以说是巧匠辈出，佳作如林。”

▲“雨点釉”可以说是淄博陶瓷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名品

淄博陶瓷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更有着熠熠生辉的现在。

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上的元首用瓷是淄博产的华青瓷，这套名为“千峰翠色”的产品不仅展现了中国陶瓷背后的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流传千年的精湛的制瓷水准。

▲“千峰翠色”华青瓷惊艳亮相青岛上合峰会

2018年，外交部山东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后两次拿起了华青瓷和华玉瓷的陶瓷杯，细细欣赏，称赞“这瓷，很好！”。陪同王毅一同参观的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也赞不绝口，“华光陶瓷很好，很精美”。

淄博陶瓷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并进而推动我们思考，如何让中国的陶瓷文化实现复兴，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通往“上流”之路

借鉴·景德镇

“据说一件瓷器进火窑前，要经过70个工匠之手。”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698年，法国人昂特雷柯莱（中文名殷弘绪）漂洋过海来到景德镇。

在这个偏远而难觅的小镇上，殷弘绪一住就是二十年。表面上，他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国传教士，为宣扬基督教义而来，还略通一些医术，可以走入寻常人家帮忙治病。

▲法国传教士昂特雷柯莱（中文名殷弘绪）

实际上，他还秘密背负着另一重使命：窃取景德镇的制瓷技术。

经过长达二十年“今天打听一点，明天观察证实一点”的蛰伏，殷弘绪于1712年提笔写下了第一封偷师中国陶瓷技艺的信寄往法国。在信件中，殷弘绪交代了中国瓷器是如何制成的，原料用多少比例混合，粘土如何揉、卷，用模具成型以及烧制的步骤。

摘录一段如下：

“当器物在轮车上初步成型，就会有第二位工人接手，对基底进行加工，稍后不久，器物又被转至第三名工匠，给它上模，让它具有固定的形状，第四名工匠把它尽可能地修薄，使它透光性更好……”

“据说一件瓷器进火窑前，要经过70个工匠之手。”

10年后，1722年，他又写下了更详细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包含着更加详细的内容：如何恢复制品表面的金饰，如何混合制作出镜面黑釉，如何强化瓷器的边缘让其更加坚固等等。

▲殷弘绪寄回法国的“偷师”信件

随后，法国方面将这两封信公之于众。

在此之后，欧洲各国的陶瓷制作工厂迅速膨胀，很多当时的品牌传承至今，享誉国际。

人们述说陶瓷历史时，总会提到景德镇，提到它某朝某代出口了多少瓷器，提到这个偏远的小镇如何因盛产高岭土搅动整个世界，甚至影响了欧洲的审美。今天部分外国人讥讽中国为“山寨大国”，他们或许忘了，他们的陶瓷技术也是偷师山寨来的。

遗憾的是，景德镇的名气和辉煌似乎只活在历史和过去中。

景德镇市民营陶瓷生产企业、个体私营作坊以及租赁承包实体数量曾一度超过了3000家，但2007年其产值（42亿元）仅占当年全市工作总产值（270亿元）的15.5%。民营陶瓷生产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不高的现象。

▲景德镇陶瓷家庭式、小作坊管理模式根深蒂固

据统计，景德镇出口的日用陶瓷平均单件换汇约为0.2美元，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单件出口价格0.87美元的水平。即使是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瓷器销售价格相比，景瓷也只及台湾瓷器售价的20%-50%。

民营企业各自为战，家庭式、小作坊管理模式根深蒂固，重视短线效益，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这一切的一切都制约着景德镇的发展。

因此，景德镇有作品拍出千万价位的大师级艺术家，但更多的，是产品附加值不高的日用瓷。

在景德镇最有名的三大品牌“景窑玉瓷”、“红叶陶瓷”、“昌南陶瓷”中，除了“景窑玉瓷”还未在淘宝开设网店，其他两个品牌的线上售价区间均在几百到几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的高档陶瓷品牌。法国GIEN陶瓷售价从千元到几十万不等，英国皇家道尔顿（ROYAL DOULTON）一套咖啡具一般要四五千，丹麦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陶瓷取材于中国图案的blue fluted（唐草）系列也动辄上万。

事实上，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这些缺点，也是整个中国陶瓷产业问题的一个缩影。

欧洲陶瓷业的产业化发展始于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产业化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陶瓷产业化的步伐起步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一步晚，步步晚，当年在景德镇蛰伏二十年偷师的殷弘绪，恐怕很难想象，仅仅300年后，世界顶级陶瓷品牌中，已经难觅中国制造的身影。

▲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陶瓷工厂的工人

好在，我们还有淄博。

景德镇的缺点，淄博并非没有，曾经，淄博也走过了一条盲目拼产能、贴牌代加工的低谷期，但这一切，在淄博人有意识的推动下，已经有了脱胎变骨的改变。

首先，是品牌意识的觉醒。

2008年8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批准"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作为地域品牌使用，这对淄博陶瓷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9年，“淄博陶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顺利通过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审查。

为了成功打造“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这一地域品牌，山东省陶瓷公司和淄博市陶瓷企业做了大量工作，起草完成了淄博陶瓷《高石英质瓷器》、《合成骨质瓷器》、《镁质强化瓷器》、《炻器》、《雕塑陶瓷》五项山东省地方标准。

从此，维护和管理这一地域品牌，有了一系列的技术法规、法律依据和保障措施。而打造好“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这一地域品牌，对于全市陶瓷产业升级换代、弘扬陶瓷文化、提升城市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宣传力度的加大。

2010年7月,“世界品牌之都”美国世界市场中心,华光陶瓷首次以自主品牌的名义参与世界最高水平陶瓷的展览。

2011年,淄博市陶瓷协会首次在英国萨里郡举办了“中国淄博陶瓷文化展”,受到英国民众热烈欢迎。

2015年举办了“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国际巡展——意大利米兰站展览活动和法国巴黎卢浮宫站展览。

品牌知名度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让淄博陶瓷真正在世界舞台上长久占有一席之地。

最重要的，是行业转型升级。

2016年，淄博开启了刮骨疗伤式的“精准转调“，一方面大刀阔斧的砍掉过剩产能，将全市建陶产能降低至2亿，另一方面提高精细化生产和文化赋值，培育十个知名品牌，促进建陶行业高端化、品牌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

曾经的陶瓷生产名城，无不因环境污染饱受诟病，BBC的纪录片就曾这样描述景德镇九十年代的场景，“仅仅我的视野中，就有五六十根烟囱向城市上空喷吐浓厚的黑烟。”

而淄博以坚决的意志和超强的行动力推进的“精准调转”，不仅大大改善了环境，更将整个城市的宜居度和城市形象拉上了新的台阶。

从陶瓷到城市形象

蝶变·中国

“十六世纪以前的欧洲，对瓷器的成分一无所知。”

——BBC纪录片《中国陶瓷》

十六世纪的欧洲，得了一种名为“陶瓷热”的病。

面对这种来自东方神秘古国的精美器具，国王们为之竞价，贵族们为之折腰，中产则为之倾家荡产。

16-17世纪开始的瓷器进口，最初只是宫廷王室所用。

17到18世纪，英国的贵族和富商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膨胀。

18世纪中叶，这种需求达到顶峰，估计共有超过200万件瓷器运抵伦敦，那时候大不列颠岛的总人口也不过600万。

很多人为了购置瓷器四处借钱，甚至破产。《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曾生动的描写了欧洲人的这种狂热心态，“你得把瓷器放在餐桌上、书桌上、放在橱柜里，一直摞到天花板顶上。”

▲清康熙·青花瓷盘，大英博物馆馆藏

英国人也直言不讳的表示，“瓷器表面的青花图案，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审美观念，让我们对美的事物有了新的定义。”

相较于英国人对青花瓷的追捧，日本人则更偏爱汝窑青瓷那一抹恰到好处的形状和色泽，不加以任何花纹和图案，只用单色釉表达恒久而无限的美。

▲世上仅存的无开片纹路的汝窑青瓷水仙盆，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时至今日，日本的川濑流仍然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研究着，试图复原汝窑青瓷，当然并未成功。日本也有专门研究汝窑青瓷的艺术家，解读说汝窑青瓷“那雨过天晴一刹那的天青色，正是徽宗皇帝（宋徽宗）对和平的期盼”，因为北宋血腥战乱不断，正像雨时来时去。

▲日本的川濑流仿烧的汝窑青瓷

世界瓷器拍卖场上，拍价最高的永远是中国的陶瓷：2010年，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拍出了5.54亿人民币的高价，2年后，明初期青花九龙纹大缸拍出了8.98亿人民币，至今，它仍是世界最贵陶瓷记录的保持者。

▲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

▲2012年，明初期青花九龙纹大缸拍出了8.98亿人民币

另一方面，世界现代顶级陶瓷品牌中，完全不见中国陶瓷的身影。

丹麦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芬兰阿拉比阿（ARABIA）陶瓷公司、法国爱马仕（HERMES）、法国GIEN陶瓷、匈牙利赫仑（HEREND）陶瓷、英国皇家道尔顿（ROYAL DOULTON）、.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 陶瓷公司、英国皇家瓦塞思（ROYAL WORCESTER）日用陶瓷、德国梅森（MEISSEN）陶瓷、日本鸣海（NARUMI）陶瓷……无论是哪个机构作出的高档陶瓷排行榜，基本上都是这些品牌，只是位次略有不同。

▲世界顶级陶瓷：德国梅森（MEISSEN）陶瓷、丹麦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 、法国GIEN陶瓷、法国爱马仕（HERMES）、日本鸣海（NARUMI）陶瓷

一方面，是在拍卖场上风头无两、拍出近9亿人民币天价的古代陶瓷，另一方面，是在高档瓷器排行榜上不配拥有姓名，沦为二流产品和代加工厂的当代陶瓷。

这是让人骄傲又痛心的矛盾。

陶瓷产业的复兴，已经箭在弦上。

而淄博，正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从“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到“齐品淄博”，淄博始终在持续推进品牌打造；借“精准调转”主动割离粗放发展和规模优势，迫使陶瓷行业向高端方向发展，凭借的不仅是执政者的高瞻远瞩，还有壮士断腕的魄力；早在2008年，淄博就对全市676家污染治理重点企业进行了逐一排查，重点解决粉尘、烟尘、扬尘以及含酚废水和化工异味污染等几大突出问题，其中特别“关照”陶瓷产业，要求所有陶瓷企业必须进行煤气发生炉两段式和大布袋除尘改造。

▲硅元鱼子蓝瓷器

陶瓷代表中国璀璨的文化，是让国人骄傲的代表，也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美丽动人。陶瓷烧制背后的大国匠心，更是个人事业进步与中国国力提升的“利刃”。

我们说，中国陶瓷需要复兴，需要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那里本来就是它应在的位置。但需要回归的又不只是陶瓷，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丝绸、琉璃，到今人普遍使用的手机、电脑，所有的中国制造，都应该打造世界一流品质。

不可否认，淄博陶瓷曾走过一段低调沉寂的历史，放眼国内，前有景德镇，后有佛山，放眼欧、美、日，在国际大牌中，仍未见“淄博陶瓷”的身影。惋惜、痛惜之后，当为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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