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前：两年手术13次 叶剑英探后大哭（全身插管难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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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上了癌症，他本应该停止一切工作住院治疗，但是许许多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能说服他离开办公室。

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通过贴“大字报”的方式来强迫周恩来休息。

1967年的2月3日，秘书、工作人员、司机和医生护士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当时的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无休止地工作时，他们都很着急，大家企图说服周恩来放慢工作节奏，但是没有用，于是，大家决定“造反”。

周恩来

第二天，周恩来写了八个字作为回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两天后，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写成小字报，并签上名，贴在这张大字报下面，来看他的人，包括李先念、陈毅和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看到这张大字报后，都表示赞成，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实际上，在十年浩劫的非常时期，周恩来根本无法休息下来，晚年时，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后来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完全了解频繁发作的心脏病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但她更理解到周恩来本人的困难处境。

她常和医务人员一起，细致周到地指导和安排周恩来的生活保健，和医务人员共同研究制定应急措施。

眼看着周恩来的身形日渐消瘦，邓颖超十分心痛，她不愿意用过多的提问打扰他，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多少个日日夜夜，邓颖超久久不寐。

她在惦记外出的周恩来，她在关心他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时候，邓颖超会试一试暖气的热度，看看室内的温度计，然后焦急地等着周恩来的归来。

周恩来

她还会以两人特有的方式写信给周恩来：

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晚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1972年，周恩来患了癌症，1973年3月8日，医生们为周恩来实施了第一次手术，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随后，周恩来手术成功的消息被汇报给毛主席，大约半个小时候，毛主席回了电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此刻，邓颖超也在手术室门外等候，听到周恩来手术成功之后，她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放松。

当听到毛泽东来电话祝贺，她却哭了，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强的邓颖超都没有落过泪，可是她此刻却泪如雨下。

周恩来与邓颖超

手术之后不久，尿检再也看不到红血球了，周恩来的气色和精神明显好转，生命的活力又一次回到了体内。

术后，周二来在玉泉山休息了20多天，按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继续住院进行化疗，以巩固治疗效果，可是，周恩来能做到吗？

4月8日，日本相扑队首次来中国表演访问，周恩来亲自接见，并借此机会，向外界亮亮相。

4月13日，西哈努克访华，作为老朋友，周恩来也要亲自接见。

毛泽东(左)、周恩来(右)与西哈努克亲王(中)

由于工作太忙了，周恩来的化疗都是见缝插针地进行，10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人谈话时又一次尿血！

这意味着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经过医生们的检测，周恩来这样下去每天的失血量至少在100cc，没有中央的批复，医生们无法再次进行手术，他们不得不一边等待着医疗方案的批复，一边尽力控制着病情的恶化。

医生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先给周恩来输血，虽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但在医疗方案尚未批准下来之前，只能这样做了。

1973年底，基辛格再次访华，病重的周恩来接见了他，然而，就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又想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

周恩来与基辛格交谈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后半夜了，早已沉睡的4号楼值班室一接到电话，立即紧张起来，这个去叫醒刚刚睡下不久的周恩来，那个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室。

周恩来接到电话后，立即起床穿好衣服，疾步冲向了办公室。

去的路上，周恩来思考着：“是不是要进行这次会谈？必须马上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此事。”

只是毛泽东刚睡着，而且是服了好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怎么也不能叫醒毛泽东。

周恩来反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这时候，基辛格第二次求见。

于是，周恩来决定会见基辛格，他当即通知翻译来到会客厅，周恩来伸出宽厚的大手，热情友好地迎接基辛格。

周恩来与基辛格

会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基辛格所谈的中心议题是他早有准备的。

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有礼有节，措辞得当，谈锋凌厉。

这一次会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带着遗憾，也带着对周恩来的由衷敬意，基辛格在晨曦中离开了周恩来。

1974年之后，周恩来的病情不见好转，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据办公记录统计，他在1974年上半年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

长期劳累使得周恩来的病情越发严重，经过多次开刀，直至卧床不起。

到了3月份，周恩来再次做了一次电烧手术，可是这次治疗的效果远远不如上次的效果好。

术后的一个月，周恩来再次发现尿血，而且伴随着尿血还带来了尿潴留这个令人头疼的并发症，大意是膀胱出血后会凝固成血块，造成尿排不出来的困难。

工作是不能停的，尽管十分痛苦，周恩来还是带病工作出入于人民大会堂开会或者接见外宾。

但剧痛使得周恩来痛苦难当，有时候胀痛得受不了，他就会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如此难受，哭着把床搬到大会堂，好让他翻滚时有个稍微宽敞的地方。

周恩来

看到周恩来如此痛苦，邓颖超心里无比难受，可是为了不影响别人，她除了安慰周恩来之外，还会劝告说：“要小声点，夜深了，不要打扰外面的同志啊！”

有一次周恩来在花厅输血，躺在铺上不久就安静地睡着了，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西花厅片刻的宁静，原来是王洪文通知周恩来去参加会议。

正在值班的张佐良大夫很不解地说：“周总理正在输血，刚刚睡着，能不能不去？”

可是约莫过了十几分钟后，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惊动了邓颖超，她来到周恩来的房间，难过地看了他一会。

片刻后，邓颖超看着还有大半瓶没有输完的血十分为难，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无奈地说：“看样子还得叫醒总理，他们又叫参加会议。”

周恩来似乎察觉到了门外的动静，他睁开眼睛，望着一脸沉重的大夫，追问道：“是不是有事？”

大夫吞吞吐吐地说：“刚才王洪文来电话，说是要您去开会，您现在输着血，是不是......”

大夫的话还未说完，周恩来就摆手打断了他：“我现在就去。”

大夫忙问：“那么输血呢？”

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坐了起来说：“不输了，拔针头！”

随后，他用手压着胳膊上的针眼，匆匆忙忙地坐上了汽车，就去参加会议了。

5月30日，周恩来接见拉扎克后，把他引进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周恩来晚年最后一次踏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与拉扎克

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起身向即将离开的客人一一握手告别。

当毛泽东与客人握手后扭过头，他认真地看着默默站在一旁的周恩来，突然间，一种忧伤袭上了心头。

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专家们立即着手进行术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完毕，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客人后，就平静地躺上了手术台。

专家们发现，周恩来的膀胱癌比以前有明显的改变，肿瘤位置变大了，但还是可以通过手术切除。

手术做得比较顺利，肿瘤切除得很干净，几天后，周恩来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他一切不适的症状都消失了。

从1974年住进305医院，到1974年的年底，在这半年时间，周恩来又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在此之前的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雨天气，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

有时还要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做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虽然周恩来的癌症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他手术后的身体还是很虚弱，此时的周恩来必须静养，可总有一伙人，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来骚扰和干扰他的休息。

虽然外界有着很多干扰，但是后来，毛泽东单独约见或周恩来独自拜访毛泽东有四五次，可想而知，两位领导相处得很融洽。

周恩来与毛泽东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当晚，在周恩来的住所，大家为毛泽东备下了一桌生日宴，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毛泽东打电话单独约见周恩来谈话。

刚过完生日的毛泽东心情很好，他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毛泽东认为，尽管周恩来身体很虚弱，但还是应该由他继续当总理，并由他决定副总理和部长的人选。

凌晨四点，周恩来才轻松地告别了毛泽东。

28日，完成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飞回北京，使命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把周恩来送回北京，回到医院，像往常一样，周恩来下飞机前到驾驶舱向机组人员表示感谢。

他的步子不大稳了，但是仍然让秘书搀扶着同大家一一握手，他打量每一个同志，微笑着说：“谢谢大家，你们飞得很好，飞得很平稳，我下次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但是，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了。

1975年的春天，重病的周恩来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除了以前的膀胱癌，周恩来又患了结肠癌，但周恩来不能倒下，如果他倒了，许许多多的好同志就会同他一起倒下去。

为了保护那些老干部，他必须同一些势力做斗争。

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周恩来共做了13次手术，他平均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

即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就出院参加他认为不能由别人代替他参加的公开活动。

1975年6月9日的下午，谁也没料到周恩来会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是他第三次从医院外出，大家竭力劝他不要冒着北京的酷暑前往八宝山。

周恩来与贺龙

可是，周恩来坚持要去，因为贺龙从南昌起义以来，一直都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

为了悼念这位老战友，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当时，周恩来正在治疗膀胱癌，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但他不顾医生的劝告，毅然离开病房，去向贺龙表示悼念之情。

那天，邓颖超陪同周恩来一起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像往常一样，周恩来衣服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不过他看上去比以往要憔悴多了，已非昔日那幅矫健的模样。

他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用剧烈颤抖的手写下了他那光辉的名字，随后，周恩来去休息室寻找贺龙的遗孀，他在门口大声呼唤薛明的名字。

薛明奔向周恩来，周恩来张开双臂拥抱着她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贺龙的女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

周恩来默默地看着她，然后，声音颤抖、令人心碎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由于癌症的折磨，周恩来的身体极度消瘦，他的体重只有30.5公斤了，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但他仍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周恩来住院期间，依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说：“我能听，我的脑子还管用。”

周恩来与邓颖超

在医院办公时，秘书和邓颖超每天轮流给他送文件，看文件时间长了之后，周恩来就让邓颖超念给他听。

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和处理一些文件之外，还接见了63批外宾，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其中还包括与人数百次的谈话。

为了不让同样病重的毛泽东对他的病情担心，6月16日，周恩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以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他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

在信中，周恩来如此说道：“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信中，周恩来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于工作和健康，可是，就在当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要再做一次手术治疗。

进入9月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上午，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那一天，他不顾病情和医生的劝阻，坚持会见了罗马尼亚的伊利耶·维尔德茨。

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就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纳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周恩来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

7日上午，维尔德茨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总理当天下午一点将在医院会见他。

在约定时刻，周恩来从病房走出来，在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与维尔德茨

这次会见时间很短，医生只允许双方进行短暂的交谈和合影留恋，周恩来邀请贵宾到305医院专设的会客室去。

他步履艰难却不要人搀扶，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辛苦，客人们看到他从门厅到会客室短短的几步路走得这么艰难，心里都很难受。

寒暄过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了周恩来的健康上来，经受过多次手术折磨的周恩来，用他那略有残病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上，右肘抵在沙发扶手上，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的疼痛。

周恩来的上身艰难地努力向前倾着，聚精会神地听着维尔德茨的谈话，他时不时地开着心酸的玩笑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开始回忆1965年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纳尼亚前任领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

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4个多小时，但现在，他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

9月20日的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切除扩散的肿瘤，在手术之前，周恩来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甚至想到了上了手术台后能不能下来？

在进手术室之前，医生作术前准备和检查后，为他注射了麻醉药，推车都停在床前了，可是周恩来却进卫生间，他把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里，工作人员敲了几次门都不开。

邓颖超有些着急了，也去敲了几次门，可周恩来仍旧不回答，邓颖超忽然想到了什么，她叹了口气说：“唉，又是在写东西！”

大家听到这话有些奇怪，写东西？写什么？是不是在写遗言？

周恩来

到了后来，大家才明白周恩来写的不是遗言，他是在为自己50年前的一段历史，做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声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事”澄清原本早已澄清过的事实。

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开了门，他像是做完了一件大事一样轻松。

随后，他平静地躺上了手术台，临到门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身边的保健大夫说：“你去叫一下小平同志。”

等候在一旁的邓小平立即跨步走过来，一把握住了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望向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强得多！”

这句话，是周恩来用尽了所有力气，用最大的声音说出来的。

5个小时后，周恩来的手术结束，这对他的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他坚持下来了。

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癌细胞”转为“鳞状癌细胞”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手术后，周恩来基本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大小便也要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此时此刻，大家都明白了，周恩来的病情以及无法医治了、

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恩来与邓小平

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此后的邓颖超更加辛苦，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因为知道周恩来时日无多了，邓颖超便尽量给他安慰和温存。

当时的邓颖超很不容易，因为她的身体也有很严重的疾病，她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1月下旬，周恩来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和脉搏也非常弱，往日洪亮的声音也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的话就连邓颖超也听不清楚。

一天，清醒后的周恩来与邓颖超握着手，互相深情地望着，他们眼中都充满了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互相打听对方的工作。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对方的生命终结。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望着邓颖超，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在说什么，可邓颖超没有听清楚，她俯下身去静静等待。

这时候，周恩来咳了一声，终于吐出一句积压在心底很久的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她理解周恩来，也信任他，此时此刻，只有她才能理解爱人的心思，只听她温柔地回了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些话到底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的倾述，他们谁也没开口说出来，最后，还是邓颖超平静地说了一句：“只好都带走嘛！”

周恩来无言，用力地握了握邓颖超的手，这一握，他们懂了，也明白了。

周恩来病重之后，叶剑英有段时间天天去探望，每次叶剑英去，周恩来都要打起精神和他说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自己的身体状况。

周恩来与叶剑英

可是只要来探望的人一走，周恩来就会一头躺倒，再也没有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者说一句话。

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抬手擦眼泪，他们在周恩来面前能不流泪，打起精神说笑，可他们一出门，却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有好几次，李先念和叶剑英离开病房后，都是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快要憋不住的时候，就走到楼道尽头，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见到他们这副悲伤的样子，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跟着失声痛哭。

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好几个在探望他之后，出了门都是放声痛哭。

12月，周恩来已经进入了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了，此刻的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很认真地听着别人读报纸，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漏掉。

12月12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清醒后又要听人读报，他的心里还惦记着什么事，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周恩来

大家把这一情况对邓颖超说了，邓颖超就约在西花厅工作人员一起分析，最后，大家商量后觉得，可能是周恩来对将来的政治形势不放心。

还是邓颖超想了个办法说：“我们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

给报纸改日期的任务，就落在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头上，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

20日上午，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他的体温高达38.7度，每天吃的食物都是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灌入胃里。

这时的周恩来，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和排液，他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但是，突然袭来的剧痛，还是让周恩来痛苦万分，他疼痛时，常常是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可就在这种状态下，他还是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

医生佐良曾如此回忆说：“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一针管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有一次，他疼得不行了，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护士许奉生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子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

就在这时候，周恩来还专门交代医务人员说：“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癌症治疗还没有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到了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的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和护理人员等，都昼夜守护在病房里，准备随时抢救。

晚上11点左右，弥留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微微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围着他的医生和护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了他临终前的遗言。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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