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上虞营商环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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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记者 高蓉杰】编者按：2020年是上虞“营商环境提升年”。上虞政府积极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以打造浙江省一流营商环境为总体目标，继续锚定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目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营造成本适宜的企业运营环境、开放包容的投资发展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环境、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环境以及宜业宜居的生态人文环境方面，上虞区多措并举，涌现了一批成果。为促进上虞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同时挖掘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亮点以形成可供学习的案例，北大专家团对上虞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周建波考察上虞后，环球网对周建波教授进行了专访。他对上虞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意识、用科学技术力量优化政商关系、处理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式等方面表示认可，评价称上虞营商环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以下是专访实录。

环球网：这是您第几次来上虞？和上次来上虞相比，您感觉上虞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是第一次来，请直接谈谈经此一行您对上虞区营商环境的印象。

周建波：这是我第一次来上虞，我觉得很震撼。

我调研过全国许多地方，发现政商关系是许多地方企业都非常关注的、头疼烦恼的问题。在上虞，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政商关系案例，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上虞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特别突出，这三个方面绝对走在全国前列。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态度。

当地政府态度端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突出表现在“一网通”、“最多跑一次”。企业办卡办证等事项可通过“一网通”办理，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提高企业、群众的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可以使企业发展得更好，也给群众提供了便利。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擅长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优化政商关系。

比如，上虞有很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互联网技术在上虞达到了十分普及的程度。上虞政府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更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改善优化相关服务。这是全国很多地方提高政商关系时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体现在政府处理产业升级换代的事项上。

对于需要整治的行业，上虞政府没有实行“一刀切”，而是因企业而异、分层次处理。在处理化工产业的升级换代的事项时，上虞政府坚持“四个一批”，即淘汰出清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培育发展一批。

并且，上虞政府邀请了许多业内专家设定改造提升的标准，再大的企业只要不符合标准也要关停退出，再小的企业只要符合标准就不需要关停退出，这能让企业觉到公平，整治过程得以平稳进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让企业感受到公平感，这是政商关系中特别重要的方面。

环球网：在这几天探访的过程中，您对上虞的哪个探访点印象最深？这个探访点有何特点或者是创新举措？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周建波：此次考查的很多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深印象刻的有两个探访点，一个是卧龙集团，一个是便民服务中心的招投标大厅。

在此次考察卧龙集团的过程中，了解了卧龙集团的全球并购史。作为中国企业的卧龙集团，不仅走上了全球并购的道路，而且并购的是有着百年历史、一流的国际企业，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耀，我为他们自豪。

很多年前，中国就有很多企业就开始走上全球并购的道路，但是并购之路坎坷。因为海外并购常常遇到文化冲突，而卧龙集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做得很好。中华民族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包容”，卧龙集团用一个全球化的企业管理指标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兼顾本土化管理，做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另外，卧龙集团本身具有规模优势，所以它企业并购得很成功。

还有一个地方我印象很深，上虞便民服务中心里有个招投标现场。以前，招投标相关公司需要到现场进行招投标，而现在不需要到现场了，上虞“不见面”招投标可以在线直播开标过程；投标文件也不需要用纸打印出来，而是直接上传到上虞“不见面”招投标系统中。

从招投标现场可看出，上虞从多角度节省了交通成本等企业运营成本，而且减少了纸质垃圾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这些都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表现。

从改善政商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也给我们很多与之相关的启发。

第一，上虞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和降低企业成本的意识是强烈的、超前的。上虞招投标“不见面”的做法不是被今年疫情逼着实施的，而是上虞政府主动从2018年开始实行的。

第二，上虞政府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尽量避免了在政商关系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招投标所有资料用区块链等技术永久存档，构建了可溯源、查验、可追责监管的体系；用大数据技术，对每个项目进行串标围标分析。

环球网：您觉得上虞的营商环境在全国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有哪些措施是值得其他的区域进行借鉴的？

周建波：我觉得上虞的营商环境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虽然不能说是全国第一，但敢说是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应该也是排在前列的。

上虞有以下三个突出方面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第一，上虞政府有强烈的持续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很多国家或者地方的政府也有这种意识，一开始做得好，但时间久了又变成了一种官僚主义。

第二，上虞擅于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优化政商环境，打击各种不正之风。科学技术的力量是中华民族奋起的有效力量。

第三，上虞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时没有对企业“一刀切”。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需要改造企业，上虞采取“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的方式，让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行业整治时既看到了方向，也感受到了公平。

环球网：刚才您提到了上虞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的许多优点，除此之外，您觉得上虞在什么方面有挖掘潜力、继续提升的空间？

周建波：上虞擅长运用互联网等科技的力量将企业办事等流程优化了，但从根本的来看，是政府还要继续思考如何保障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们看到上虞有些龙头企业是全球知名企业，这些企业的全球化意识、管理水平高。在上虞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很多企业都有走向全球的目标。以前我们的企业可以向其他国家企业学习、模仿，而现在这种方式不太可取了，现在我们企业更多地靠自主创新来发展，但自主创新并不容易。

这就对上虞的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需要思考如何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如何帮助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环球网：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而营商环境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局面。您认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距？如何才能缩小这种差距？

周建波：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必合理，合理的必存在”，我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由工业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工业水平越高，就越要全球竞争，竞争越激烈，就越关心顾客、关注上下游产业。以前，中西部企业工业化程度不高，传统农业占比更高。农业靠天吃饭，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便没有关注外界的强烈意识。工业化冲突越高越关注外界，工业化冲突越低越不关注外界，也就造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局面。

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呢？客观上来讲靠交通。过去亚欧大陆的交通靠海上交通联系，而现在有了高铁就可以靠陆上交通联系了，这给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中西部工业化水平提高了，而工业化提速发展进一步使中西部关注外界以促进自身发展，经济水平得以进一步快速提高，所以近年来中西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东部经济增长速度，中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幅度缩小了。

而现在营商环境的“南北差距”显著，现在北方有很多企业往南方迁移，这反映出南方发展机会多、营商环境好。造成这种营商环境“南北差距”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对待矛盾的解决方式上有差异。

南方、北方现在都在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南方产业升级换代是“分层次”进行升级换代的，比如上虞就是这么做的；而北方有些地方关停企业方式不当，使企业丧失信心。北方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就往南方迁移，企业的迁移带动了资本的迁移，长此以往将造成“南高北低”的局面。我觉得，将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将越来越小，如果在产业升级换代等方面的一些做法没有改良，南方与北方营商环境的差距将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将拉大。如果改善解决矛盾的方式，南北营商环境间的差距可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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