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大克鼎重聚上海（跌宕起伏的身世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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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将于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届时，由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

发布会现场 大盂鼎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

大克鼎

大盂鼎

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克鼎、大盂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大盂鼎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此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和殷商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

该篇铭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也对中国古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起着标尺作用。

大盂鼎铭文拓片

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局部）（摄影：陈拓）

大盂鼎 铭文（摄影：陈拓）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大克鼎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鼎腹内壁铸铭文记载了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及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大克鼎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铭文拓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毛公鼎

毛公鼎于清道光出土于陕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记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毛公鼎经陈介祺、端方、叶公绰、陈永仁等人收藏，于1948年随文物南迁至中国台北，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盂鼎、大克鼎为潘家所收藏，潘祖荫曾自述“天下三宝得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家族将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藏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潘达于无偿捐献盂克双鼎，半个多世纪以来，双鼎同展机会可谓屈指可数。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大克鼎两鼎陈列展出。2004年，在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之际，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联合展出。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此次“鼎盛千秋“特展为盂克双鼎时隔17年再次联合展出。

除了大盂鼎与大克鼎，展览还将呈现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有铭青铜鼎，包括秦公鼎、刘鼎、宁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捐赠者包括潘达于女士、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孙煜峰先生、李荫轩、邱辉夫妇，沈同樾女士……

此次特展虽然展品不多，仅21件，除了盂克双鼎，其它展品也颇具看点。首先，展览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涵盖整个青铜时代的发展高峰；其次，展览几乎覆盖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则，展示的所有青铜鼎都带有铭文，为流传有序的历史名品。

展览海报

跌宕起伏的流传经历

大盂鼎的身世与变迁

大盂鼎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0年），出土于清道光初年岐山县京当乡礼村的西沟岸。传同出的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盂鼎”（现器已不存），为方便标识，故称形体大的鼎为“大盂鼎”。鼎高101.9、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鼎的造型庄严雄浑、纹饰精美简朴。器内腹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命令，讲述殷因纵酒而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在掌管军事、统治民众时要如其祖父一样尽忠尽职，其中记录了西周社会制度的祭祀、仪仗、车马、奴隶等许多内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豪绅宋金鉴所得，后为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十三年（1850年），宋金鉴去京赶考，得中翰林，有钱有势后便拿出3000两银子把大盂鼎重新赎买回来。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微，后代宋允寿以700两白银出让给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爱文物，将此鼎孝敬。数年后，湖北总兵樊燮告发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朝廷信以为真，欲召左进京对质问罪。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上疏辩解，左才得以幸免。左宗棠知潘祖荫喜收藏，集金石甚丰，为报救命之恩，便以心爱之物大盂鼎相赠。后来，大盂鼎一直由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的身世与变迁

大克鼎为周孝王时铸造，距今2800余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寺乡任村，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第二大器，仅次于大盂鼎。大克鼎口部微收，腹略鼓，方唇宽沿，大立耳，足呈蹄状。颈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环带纹，足饰王卢浮雕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8行、290字，字体畅达，笔划圆润。

大克鼎

大克鼎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在分为两面的铭文中，克歌颂祖父帮助周王室的功绩，自己得祖父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还记载着克受到服饰、田地和奴隶赏赐的情况。铭文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是研究西周社会的重要史料。

大克鼎出土后的第一个主人是潘祖荫的门长、天津的柯劭 ,后来柯转让给潘，潘祖荫同时拥有举世双绝，爱不释手，特辟一室“攀古楼”专藏，并镌刻印章曰“宝藏第一”。此后，慕名前来的求访者纷至沓来，心存觊觎者亦大有人在，但潘祖荫始终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声称“我这宝鼎只传后代”。

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小克鼎，分别为金石学家吴大贗，直隶总督端方等人所得，目前有四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南京大学。另三件藏于日本。

潘氏后代为国护宝

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两鼎用船从北京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清末，端方在苏州为官，曾千方百计欲得两鼎未逞。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杀，潘家才松了口气。

潘祖荫像

二十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专程来苏州，出价黄金600两或楼房一幢换两鼎，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两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一大员特地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为名，达到长期占据两鼎的目的，被潘家识破而婉言相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两鼎命运危如累卵，此时潘祖年已病逝，潘家均属妇孺。危急之时，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和侄孙潘永厚、潘景郑等商定将两鼎深埋地下。几经选择，最后决定埋于家中第二进中间大室，此室久无人住，积尘满室，不会引人注意，遂在室中掘出一个深五六尺的长方形大坑，把这两件出土近百年的珍贵文物重新埋入地下。为确保两鼎不受损坏，他们还请了两个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盛放，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放较小的文物数十件，上面覆盖泥土，地面仍铺方砖，不露丝毫痕迹，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工作才完成。参与人中仅两个木匠和一个看门人是外人，均被叮嘱严守机密。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日军司令松井曾带兵多次去潘宅搜查，有一天竟搜7次之多，挖地三尺亦无所见，只得作罢。

抗战期间，潘家看门人曾掘盗若干小器，卖给古董贩子洪老七。两大鼎可能太重，难以搬动，且目标太大，故得以幸免。

解放初期潘家捐献国宝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六十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

上海市文管会接信后即呈报华东文化部，转请中央文化部给予褒奖，并由文管会派人前往苏州洽运。7月26日，由潘达于之女潘永华陪同去苏州，揭去伪装，掀起方砖，两鼎安然无恙地重现天日，并运回上海。

为了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华东文化部特于10月9日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长唐主持授奖。由中央文化部沈雁冰部长签发的褒奖状上书：“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燹，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两鼎陈列展出，各界人士终于得以一睹名闻遐迩的珍宝。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支援。自此，两鼎南北两馆各镇一方，互相辉映。

潘达于

1906年出生的潘达于女士在50年代初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后，政府曾发给她两千元奖金，当时潘家并不富裕，她本人在上海里弄生产组工作，子女当教师收入亦有限，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这笔奖金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7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安排潘达于上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享受劳保待遇。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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