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是“三藩之乱”真正的“始作俑者”（间接助康熙“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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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提及“三藩之乱”，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会想到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以及平南王尚可喜三人，在这其中，由于吴三桂是该起事件的“直接挑起者”，且此人屡次改换门庭，由最初的“叛明投闯”再到“叛闯投清”，直至最终“叛清自立”，毋庸置疑，这些“履历”也成为了世人对于吴三桂本人及“三藩之乱”贬义评价的一大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由于吴三桂在整起事件中过于“耀眼”，使得其他诸如耿精忠、尚可喜、尚之信、孙延龄等次要人物在整个“三藩之乱”中逐渐褪去了本该有的“光芒”。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人们在谈论“三藩之乱”时，常会将平南王尚可喜牵扯进来，但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朋友应该都清楚，尚可喜本人自始至终从未有过一丝想要反清的意愿，至于人们在潜意识里为何要将他列为“三藩之乱”中的一大罪人，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还是栽在了“平南王”这顶乌纱帽及他那不肖长子尚之信的手里罢了。

尚之信，子德符，号白岩，乃尚可喜的长子，生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作为一地藩王之长子，尚之信可谓是自幼便享受到了常人所不具备的成长环境，且不出意外的话，世袭平南王之爵、称霸广东可以说是唾手可得，然而，“抓”得一手好牌的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能好好珍惜上天赐予他的地位和条件，反而听信吴三桂的引诱，挟父叛清，最终活生生地将“一手好牌”打的个稀巴烂。有鉴于此，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以尚之信为第一视角，同时结合相关史料的记载，来对爆发于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做一番新的探索。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早年经历

如前所述，尚之信出生于公元1636年，也恰恰是这一年，身为明朝降将的尚可喜被皇太极册封为“智顺王”。十年后，也即是公元1646年，得益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冲冠一发为红颜”之举，清军顺利入关，自此，清朝问鼎中原的局面正式拉开帷幕。然而，入关并不意味能够一举统治整个中原，实力尚存的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以及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权”仍占据着故明的大半边疆土，因此，将这些势力一举消灭殆尽自然而然地列入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下一步计划之中，而满清统治惯用的“以汉制汉”之策（即以前明朝降将消灭反清势力）在此过程中又一次被成功实施。作为“汉族军团”的重要一员大将，尚可喜自然是要肩负起抗击反清势力的重任的，在此期间，由于身为长子的尚之信常年追随在自己身边，以至于或多或少经历了战火的熏陶。史料记载：尚之信随父征战过程中，“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终身无劲敌。”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尚之信随父进京，深得皇帝赏识，并出任顺治帝的贴身侍卫，随后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保。

种种迹象表明，幼年时的尚之信还是深得父亲尚可喜喜爱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尚可喜最后并没有将平南王之位传袭给尚之信，而是传给了次子尚之孝。

02、父子矛盾加剧

史料记载，尚可喜之所以会叛变，皆是因为其子尚之信极力威胁的，由此可见尚氏父子之间的矛盾程度之深。那么，此二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反目成仇的呢？在笔者看来，正是顺治十一年。正如文章前面讲，顺治十一年，尚之信受顺治帝赏识并出任其贴身侍卫。从表面上看，此举并没有什么不妥，凭尚之信的能力，断然也是可以胜任这一职务的，但深度剖析的话，这里边定有蹊跷。众所周知，“三藩”各自均手握重兵，且享有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而清朝初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在满清统治阶层仍占据着相当的“市场”，因此，为了向朝廷表示忠诚，藩王们便会以各种方式将“人质”送往京师，以便获得满清统治者的完全信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为藩王的政治和经济大权，保住自身的荣华富贵。显然，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尚之信之所以能够得到顺治帝的赏识，其根本原因除了自身杰出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待在皇帝身边充当“人质”。

作为“人质”，那么尚之信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危肯定也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除此以外，更让尚之信感到焦虑的是，一旦尚可喜战事有失或不经意之间与满清统治者产生摩擦，到那时自己也就必然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由于长时间处在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中，尚之信暴躁情绪的产生也就难以避免，久而久之，憎恨将自己“骗”进京师的父亲尚可喜也就成为了他发泄情绪的唯一途径了。

从整个尚氏家族的命运来讲，将尚之信“质”于京师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就算第七子尚之隆入住京师之后，尚可喜也并没有将尚之信召回广东的意思，因为尚之信作为长子的身份导致其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人能比的，这一点，尚可喜是站在整个尚氏家族的利益得失层面去考虑的。但由于尚之信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是根本不会有尚可喜一样的考虑和打算的，同样，远在广东的尚可喜也并不清楚尚之信的具体生活状况。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尚之信父子之间的矛盾极大概率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03、尚之信成为“三藩之乱”真正的“始作俑者”

据相关史料记载：尚之信酗酒嗜杀，“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每醉后，常手刃人，或缚而射之以为戏，比死乃己”。如前所述，尚之信是在军营中长大的孩子，而军营是断不可能拥有使其养成酗酒的环境，况且其父尚可喜长期围在身边，因此，尚之信酗酒的恶习也只有在京师当“人质”的时候养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便是其发泄情绪的一种直观体现。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八月，尚可喜“虑其触冒法网”，以年老多病为由，奏请朝廷让尚之信回广东代理藩务。次年，尚之信抵达广东。

此后，尚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正式公开化。

由一个毫无人身自由可言的“人质”瞬间成为为一地“藩王”（此时还未正式袭平南王之位，但已执掌平南王之印），这种环境陡然变化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也间接地促使尚之信要将其父尚可喜当做情绪的发泄对象。史料《平定三逆方略》中记载：

益娇怙，凡老王用事人，旧有不快者，小则鞭，大则杀，王无如之何。

显然，回到广东后的尚之信已经不再是年迈的尚可喜所能控制得了的。最终，为了躲避尚之信这一“祸患”，尚可喜采纳了心腹的建议，向朝廷上疏请归辽东。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朝廷方嫌尾大，计莫若率诸少子及左右亲信归耕辽东，避俺答去。朝廷必大喜，则君臣父子之好，可两全无祸。

果不其然，尚可喜的这一番举措不仅得到了康熙帝的赞许（同意撤藩，但不同意尚之信袭爵），还引来了其余两位藩王的效仿。然而，朝廷对于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试探）撤藩请求则将计就计，直接予以准许，使得吴三桂无路可走，最终在种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

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三藩之乱”的挑起者看似是吴三桂，实际上与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尚之信才是“三藩之乱”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正是如此，才有了后来康熙帝平定三藩的伟大壮举，可以这么说，尚之信在不经意之间为康熙帝正式下定决心对“三藩”动刀子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参考文献：

《平定三逆方略》

《清圣祖实录》

李治亭：《吴三桂大传》

赵梓淞《三藩之乱中尚之信立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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