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王直中：医生要一身正气 把病人放在首位（要看病 就必须多读书 英文书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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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王直中，1926年1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著名耳鼻咽喉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教授。1946年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1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6—1993年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1981—198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访学，考察学习人工耳蜗技术。

20世纪70年代，在国内较早开展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197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耳蜗电极埋植治疗感音神经性全聋。“经唇、下鼻中隔、蝶窦垂体区微小肿瘤手术”获1981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插座式人工耳蜗植入重建语后全聋病人听觉的研究”获1982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单导感应式人工耳蜗研究”获1988年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与内分泌科等科室合作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先后获1991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2001年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会第五、六届主任委员。曾任《中华耳鼻咽喉杂志》主编。先后编写《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彩色图解》《人工耳蜗植入：原理与实践》等专业著作。1995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名医”称号，2010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9年获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学医既保护自己又能救死扶伤

董琳（以下简称“董”）：王老师，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

王直中（以下简称“王”）：我是四川乐山人，出生在大佛脚下，家里几代人都生活在乐山铁牛门的下王村，我父亲是做买卖的。

看到我爱动，父母给我取名叫王学涵，意思是要学涵养。王直中是我哥哥的名字，后来因为考中学时我找不到自己的文凭了，就拿他的去考，学校也稀里糊涂，只要有个文凭就算，于是我就成了王直中，哥哥后来改名叫王瀛舟。

▲乐山铁牛门旧貌。

王：上小学前，我念了两年的古文。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找了十几家人一起，出钱请了一位老师，教我们背《古文观止》。父母有些“守旧”，很重视祖上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小就念《三字经》。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三字经》里三个字、三个字下来，几千年的文化都在里面。

我家隔壁是一所天主教小学，叫公信小学[1]。小时候我坐在家里门槛上晒太阳，能听见学校那边敲鞭子的声音。一敲鞭子，我就知道又有学生挨揍了。那个时候老师很严厉，拿鞭子打学生，不听话都挨打，我也被打过。那小学很正规，男女分校，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到乐山县中学读初中时已经快12岁了，中学在城外，离家很远，我就住校了。

董：日本侵华战争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王：日军轰炸弄得大家不得安宁，飞机一来，这边就放警报，大家就疏散，跑到田里头躲飞机。最严重的一次把乐山半个城都炸完了[2]，学校也炸掉了，死了很多人，衣服、尸首都挂在树上，很惨的。日军轰炸的都是人多的地方，我们住在城南，飞机从城南边上飞过去，没有被炸到。有一次轰炸，我躲在床底下，炸完了出来一看，老房子的尘土落了厚厚一地。

董：您为什么选择学医？

王：我家里人都喜欢医生，因为孩子生了病，总是背着去看医生，当时在乐山找医生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学医，既保护自己，又救死扶伤、保家卫国，对大家都有好处。1946年，我在重庆参加统考，考到了同济大学医学院，那时候同济还在四川宜宾[3]。等我入学时，同济已经迁回上海，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报到，就离开家乡了。当时医学院搬到了虬江路的同济工学院里，我们在江湾那儿住了一段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在工学院参加庆祝晚会。后来，医学院又搬到了善钟路[4]。

因为同济是德国派，所以医学院第一年要学德文，生理学老师都是用德语讲课。教耳鼻喉学的李宝实[5]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很好，讲课很有意思，加上耳鼻喉学的内容很丰富，往上可以到颅底、垂体，往下到口咽部，还可以到耳咽管，所以当时我想，以后我也要当耳鼻喉大夫。

三个分配志愿都填了协和

董：您毕业后就分配到协和了吗？

王：快毕业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又搬到了武汉[6]，我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实习，主要还是在五官科转，没过多久就毕业分配了。毕业分配要填志愿，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协和，就是下定决心要来协和。1951年9月，我正式到协和工作，当时协和耳鼻喉科有张庆松[7]、徐荫祥[8]、刘瑞华[9]三位泰斗。

▲ 1956年10月13日，协和耳鼻喉科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坐者左起：屠规益、王直中、哈献文、薛善一、张庆松、刘瑞华、徐荫祥、邹路得、单又新、叶世泰。

王：进了协和，我很高兴，先后在口腔科、外科轮转。协和很严格，比较重视基础，实习大夫要亲自给病人做血常规、大小便的化验，通过这个过程去和病人接触，掌握第一手资料，确定病人的基本情况，而不是直接去看报告。亲身学到的东西是很宝贵的。

那时候耳鼻喉科病人住在老楼7号楼3层和8号楼1层的两个综合病房，与神经科的病人住在一起，男病人和女病人是分开的，7号楼3层有七八个病人，8号楼1层有十几个病人，我每天楼上楼下跑。我们都在医院住着，很少回家，也就是所谓的住院医生。因为病人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你不在医院守着，就看不到第一手资料。每天除了看书、看病人、写病历，还要准备查房。查房不是简单地把病历、化验结果念一念，而是要多接触病人，汇报病人每天病情有什么变化。虽然累，但是有收获，这是对一个医生基础的培养。

董：您曾担任协和耳鼻喉科主任长达17年时间，期间主要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耳鼻喉科初创时期，医生耳、鼻、喉三方面的疾病都看，比较全面。我做科主任的时候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工耳蜗，二是喉癌病人的发声重建，三是垂体瘤。人的精力有限，不能搞太多。

到耳鼻喉科我先做的是喉，那时候喉癌很多。慢慢我发现，一部分喉癌病人可以只把半喉切除，这样还保留一个声带，经过发声重建，声音还可以出来。中耳炎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搞鼓室成形术，当时我做得很细致。由这个开始，我又搞了人工耳蜗，从耳结构一直搞到耳神经。人工耳蜗是神经发音，如果中耳腔都破坏了，那就从神经上面下功夫。

▲王直中教授在门诊为患儿查体。

帮助聋人改善听力大有可为

董：您在帮助耳聋患者改善听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上世纪70年代，我和医科院基础所的陈仁塙[10]一起研究人工耳蜗，有一点成果，原理其实就是等于把一个助听器放在聋人的耳朵里，他就听见了。但我们研究的装置有点大，术后耳朵旁边容易留下伤口，所以第一例病人做完后，因为不习惯，就要求拔掉了。后来，澳大利亚的人工耳蜗研究出来了，我们的研究也就停止了，当时我们还是太过于追求理论研究。

最开始做人工耳蜗，病人不少，我们说做完以后可能只听见声响，听不到说话声，有些病人就放弃了。但其实在当时，能听见声音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先在成年人身上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成人的神经细胞退化得太厉害。对比后发现，小孩的神经细胞还是活跃的，于是研究重点就慢慢地转移到小孩身上去了。先对聋哑儿童进行测听，检查他们的听神经残留多少，然后根据听神经的情况安装分离式的人工耳蜗。

▲ 1982年，王直中教授等研制的人工耳蜗。

王：当时的人工耳蜗是贴在耳朵外边，一直震荡，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共鸣器放在耳朵那儿，因为耳聋的人听觉神经还在，如果安装了振动器，调整好频率，就可以听见声音。后来就是埋植型的，埋在骨头上，增加骨传导，实际上是一回事。再后来，就是在骨头上打钉子，钉子上加个助听器，各种各样的人工耳蜗就都出来了。所以说，帮助聋人改善听力，还是大有可为的。

董：您还做过职业性耳聋的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王：要做耳聋的研究，就要知道耳聋的发病率是多少。所以我们到聋哑学校去，看看聋哑儿童到底有多少，也参加他们的教学活动，各方面都了解一下。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家庭走访，主要是北京地区的调查。后来，上海、广州等地也参照北京的方式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受传染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聋哑发病率比国外高得多。另外，一些先天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也是致聋的重要原因。我们把这些数据跟相关管理部门汇报后，也成为卫生部门工作的一个参考，后来，全国还成立了一个聋哑学会。

董：有文章说您做了国内第一例蝶窦垂体瘤的切除术。

王：其实不是。第一例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卜国铉[11]教授做的，他原来是协和耳鼻喉科的讲师，后来去了东北，他在那儿做的第一例。有的人误会了，说我做了国内第一例，其实我不是。再者，讲求第一例、第二例没有意义，对病人有好处就行了。

原来的垂体瘤切除术，是将额骨打开，经前颅底到垂体病变部位，这段距离很长，血管多，出血也多，并且开颅手术对病人的伤害太大。后来我发现，这个手术如果从鼻腔进去，那就很近了，而且很直接。但重点就是看你做得准不准确，所以说定位是很要紧的。

▲ 王直中教授（右二）在查房。左一为张宝泉教授，左二为曹克利教授，左四为高志强教授。

王：协和的第一例手术是我和张庆松教授一起做的，很顺利，那是1974年。当时国外也在开展，那是一阵风，都做经鼻腔的垂体瘤切除术。垂体瘤切除术是神经外科的手术，后来我就把这个手术方法教给了神经外科王维钧[12]、尹昭炎[13]他们两个，他们的病人多。我做手术他们来看一次，他们做手术我帮一次，然后他们做手术我再看一次，经过这三次，我就全教给他们了。他们的术式改进也很快，后来鼻撑器也用上了。

根据病人的需要确定研究方向

董：您怎么看待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王：医疗、教学和研究要三合一，搞医疗不搞研究，那医疗就没基础了；搞医疗、搞研究但不搞教学，那就后继无人。所以要把这三方面都搞好，其中医疗是最重要的。

▲ 1991年，王直中教授（右一）在喉全切除术后发音钮的研制及临床应用鉴定会上发言。

董：每个时期的研究方向您是如何确定的？

王：主要是根据病人的需要，看喉癌的病人多，就研究喉癌；中耳炎病人多了，就看中耳炎。当然，也要结合科室的整体发展，耳、鼻、喉三个方向都要发展。如果中耳炎的治疗效果好，从协和康复的病人出去一说，那来协和看中耳炎的病人也就多了。有了病例资源，研究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从鼓室成形术到耳蜗埋植，我们的研究也是一步一步从简单到深入，边学边研究。人体的构造很奇怪，嘴巴吃饭、耳朵听声音、鼻子闻味道，各司其职。中耳的结构看似简单，但也不简单，一个耳咽管到现在还研究不透。

耳鼻喉科的患者比较特殊，有的说话说不清楚，有的听不见你说话，所以你得加倍努力让他了解自己的病情。当然，很多时候是家属来帮病人说话。对病人不要有偏见，要耐心地跟他说话，因为病人就是冲着你这个大夫来的，你找个学生给他看，那怎么行？所以说医生的培养，最重要的还是医德。协和的办院理念说要待病人如亲人，要看一个大夫有没有前途，就看他对病人的态度。如果病人一进门跌了一跤，你上去扶一下，那是好大夫；如果看病人穿戴不好，从心里看不上病人，那说明医德有问题。

▲ 2010年12月，患者写给王直中教授的感谢信。

董：您对自己的学生是不是也是这么要求的？

王：应该这么要求。学医首先要全心全意对病人，一个医生好不好，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查房，科里一位年轻大夫跟在后面，我看他嘴巴一动一动的，就问他在吃什么，结果是在嚼口香糖。我说，查房为什么吃口香糖？他答不上来，说他错了。我说对，你就是错了，查房的时候吃口香糖，说明你心不在焉，那你不必查房了，到门口那儿待着去吧。查房是很严肃的事情，病人的生死存亡都在你手里，你还若无其事地吃口香糖，那就不好了。我这样纠正了他的错误，其他人看到了他被惩罚，那以后没人敢在查房时吃口香糖了。

董：在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人？

王：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自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室，他是用刀片把颈内动脉切开了，来到急诊时已经晕过去了。当时急诊一位姓苏的女大夫一把抓住出血位置，赶紧往手术室送，她用手紧紧抓着，血暂时止住了，病人稍微恢复点意识，开始挣扎，结果又开始出血，还没上手术台就死了。那个病人很年轻，我当时也参与了抢救，没能把他救活感到很遗憾、很懊恼，假如能再快一点送到手术室，可能就能救活。每一个救治失败的病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还有一个西藏人，她的丈夫得了喉癌，第一次手术后又复发了，我给病人做了第二次手术，很成功，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她每年都给我送哈达，有一次还专门到北京来感谢我。但我内心感觉很惭愧，因为没有能一次把她丈夫治好，让病人做了两次手术。

▲ 2008年3月，王直中教授的妻子谢婉若（中）与西藏患者家属在家中合影。

掌舵学会促进耳鼻喉学科发展

董：您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期间，为推动中国耳鼻喉学科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王：当时我干得不错，就“稀里糊涂”干了十几年。后来就和临床脱离了，专门搞学会活动、国际交流，主要是在各省市间举办学术会议、指导工作，拉平各地之间的学术水平。当时每年至少要开一次全国的耳鼻喉科学术大会，通过全国大会的带动，各地区的学术会议也热闹起来，这样一来，中国耳鼻喉科的学术水平就整体提高了。

国际交流中有一位日本学者让我印象深刻，他叫中野富夫[14]，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钟杰夫。中野富夫很喜欢中国，曾在东北待过一段时间，他说中国人很善良，帮助过他，所以他给中华医学会捐了一些钱，用于给聋人购买助听器。

▲ 1992年，王直中（左一）出席中日医学大会耳鼻喉科学术会议。

王：刚开始与日本交流，主要是人工耳蜗方面，还有“三炎”：鼻窦炎、中耳炎、咽炎，以经验交流为主。后来随着友谊加深，学术交流也慢慢变深入了，开始互派交换生，我也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日本去。

从全国跑到全世界，我也就不看病了。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医生还是看病好，不看病就没有新发现，没有思路。

医疗队的经历宝贵又难忘

董：请您谈谈参加医疗队的经历。

王：1971年，我跟随医疗队到了江西省星子县[15]，待了一年。当时卫生部给的任务是研究血吸虫病，我们在田野里走步，走几步，挖一个坑，把里面的钉螺掏出来，统计钉螺的分布情况，写调研报告。钉螺里边有尾蚴，钻到人的皮肤里，就容易得血吸虫病。

星子县有一个叫作蓼南的地方，产瓜子。听说医疗队来了，有老乡就挑了两三挑瓜子送来，可见农民的那种心情，他们很需要医疗。因为有任务在身，不能下乡，我们就在县里办学习班，每个村的赤脚医生都来学习。另外，我们也抽时间看病，一般的鼻子手术，我帮着当地大夫做，外科的王述武[16]、妇产科的连利娟[17]，他们也开展手术，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腾出来的房子里，条件比较艰苦，吃得最好的就是红薯。当地的领导很照顾我们，到处去找肉，隔几天就给我们打牙祭。所以如果不好好看病、治病，真是对不起人家。这段时间很宝贵，也很难忘。

▲ 1972年5月9日，江西省星子县蛟圹公社全体同志欢送北京医疗队返京。前排左四为王直中，左六为连利娟，左七为王述武。

要一身正气做一个好医生

董：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您是如何安排生活的？

王：我爱人是常州人，我们就把家搬到常州来了。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优哉游哉。我喜欢游泳、放风筝，但是现在老了，跑不动了。看到女儿去游泳，我只能“望水兴叹”。我也想回乐山生活，那里有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董：您的书法写得特别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的？

毕：我7岁时，父亲就教我们写毛笔字。当时乐山有座山的土是红色的，我们就把土挖回家泡在水里，搅拌后变成红色的水，用来写字。那个时候都是写大字，四川有个叫赵羲的书法家，我就照着他的字帖练习，所以写出来的字跟他的有点像。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教孩子写字，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 2019年10月24日，王直中教授和女儿王勤与他的题词合影。

董：协和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对年轻的协和人您有哪些想说的话？

王：主要还是把病看好，好好读书，好好看病。看好病也不简单，要把病人当亲人，要把病人放在首位，这是很要紧的，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要看病，就必须多读书，不钻研是不行的。英文书、德文书，要看原版，所以一个医生的外语必须好，有了控制语言的能力，才能进入开放的世界。

另外，协和医院还搞教学，老师如果不好好教，那学生也受影响，病人也受影响，后患无穷。医生要一身正气，否则歪风邪气就来了。协和医院还是比较正派的，医生都想把工作做好。如果训练一个年轻医生能在吃饭的时候还忘不了病人，那就差不多了。事在人为！

注释：

[1]乐山公信小学由天主教主办，占地60亩，从察院街至庙儿拐，再到铁牛门泊水街口，地跨三条街。学校分男女教学区，共有24个班，每班学生70人左右。

[2]1939年8月19日，日军出动36架飞机轰炸乐山，炸毁半个城区，炸死838人，炸伤380多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先后对乐山进行了5次轰炸。

[3]1937年，因抗日战争，国立同济大学内迁，辗转多地，于1940年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同济大学迁回上海复校。

[4]善钟路，现上海常熟路。

[5]李宝实（1900—1987），字学濂，吉林梨树人，中国耳鼻喉学先驱之一。

[6]1951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湖北武汉，成立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7]张庆松（1908—1982），安徽滁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变态反应学家，中国变态反应学创始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1949—1976年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8]徐荫祥（1907—1986），江苏吴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9]刘瑞华（1892—1963），天津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1930—1949年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10]陈仁塙，1921年出生于湖北安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室副主任。

[11]卜国铉（1918—1998），男，河北易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原白求恩医科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12]王维钧（1924—2017），男，辽宁北镇人，神经外科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3]尹昭炎（1922—2008）男，河北武安人，神经外科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4]中野富夫，中文名钟杰夫，日本耳鼻喉学专家，著有《图说耳鼻科学》一书。

[15]现江西省庐山市。

[16]王述武（1926—2008），男，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教授。

[17]连利娟，1925年7月生于湖北汉阳，著名妇产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供稿：北京协和医院 整理：董琳 摄影：李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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