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中的道教养生

道教对玉的崇拜和信仰现在看来是迷信的、滑稽的，然而在礼玉思想衰落后的几百年间，它却一直处于流行状态。

道教的用玉思想来源于道教的教旨，道教“乐生”“重生”“贵生”，中国传统的玉信仰、玉崇拜一旦被吸附到道教思想之中而加以宗教的解释，它也就成为道教“仙道贵生”思想信仰和养生方式的一部分。

和儒家侧重于封建宗法的礼玉制度不同，它不是引导人们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而是引导人们重现实，讲长生，在家中当活神仙，这无疑是大一统汉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在饱受战争乱离之苦而“叹兴废之无常”、“感性命之不久”之时对现实的思索。这种思索冲破了儒学的樊篱，但又不似玄学的玄远、佛学的空无，带有很强的世俗性，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人惧死乐生和追求社会安定的心理愿望。这种心理愿望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对传统玉文化的宗教解释，从而使中国的玉文化在中古隐形文化的气息中“神”气活现了几百年。

道教用玉思想的文化功能是单一的、明确的，但它对玉信仰和崇拜的思想来源却是多元的、杂揉的。这里既有对我国远古以玉为沟通人神工具巫术功能的吸收，也有对《易》家、道家、阴阳家“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的汲取；既有对儒家用玉的某些承袭和改造，也有对域外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既有对秦汉方士“术”的承袭，也有对起于民间用玉方法的采纳，“杂而多端”，非常世俗地体现了中国农业民族务实重生的典型性格。鲁迅先生说过：“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时人把许许多多的志怪仙话当新闻，并起而效之，可见当时人务实重生达到了怎样迷信的程度。

自然，对于魏晋南北朝道教用玉思想的分析，也不能只看它迷信的一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而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中国科技史》第五卷)，这是十分精辟的。

道教的用玉思想和用玉方式虽然反映了它宗教的迷信和盲目性，但它蕴含的不听天由命，鼓励人们向自然做斗争的积极因素却值得肯定。道教是关于“生”的宗教，用玉思想、用玉方式也是为了“生”。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热衷于“人死后如何”不同，道教热衷的是“人如何不死”。魏晋时道教的重要经典《西升经》曾十分自信的宣言：“我命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另外，道教用玉思想中也存有一定的科学成分。现代矿物学用科学方法对玉结构成分的分析证明，玉石中确实存在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这点古人也早有察觉。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记载：“隋炀帝朱贵儿插昆山润毛之玉拨，不用兰膏而鬓发鲜润”。《酉阳杂俎盗侠》也记载马侍儿家有一玉精碗，夏日苍蝇不敢近，碗中贮水可使眼疾患者复明。

清末民初古玉收藏家刘大同也以自身体验证明古玉有活血化瘀的效果。近期报载，昆仑山发现了玉石新品种，用此玉琢制的酒杯，可使酒中涩辣之味变得淳厚甘美。还有文章介绍用镶玉的枕头治疗失眠有特效。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尚待矿物学家和医学家进一步证实和解释。

道教的用玉思想由于直接服务于贵生养生的世俗观念而得以发展，但它最终并没有就此而形成中国玉文化的主流。这是因为：一、道教用玉思想的盲目和迷信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它形成于“乱世”而不具备指导“治世”的理论和政治特征。二、隋唐以后新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需要礼制健全和适应盛世气象的文化规模，因而随之出现的玉文化的新高潮是对古代礼玉制度有选择的继承和新型玉雕装饰的广泛开拓与创新。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合流和道教从“出世”到 “入世”的转变，道教的用玉方式几乎完全淹没在统治阶级对玉器的玩好之中。玉能养生、玉能护身的思想只流传在零星典籍里，它的宗教价值已远逊于它的玩赏和收藏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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