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大一院母婴保健护理中心程德强：比较孔子和庄子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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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钰涵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

摘要：本文试图从《论语》和《庄子》两本文献出发，使用文献考据的方法，比较孔子与庄子两者天命观的异同，体会天命观阐释角度的多样性、人本性，并且梳理天命观从早期产生到诸子百家时期的纵向发展史。

关键词：孔子；庄子；天命观；知命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39 (2020) -27-083-02

一 、孔子和庄子

在《庄子》1一书中，常常出现与孔子相关的文字，如“孔子困于匡”、孔子与颜回、子贡的对话等。出现的次数之多，远超孔子徒孙孟子的著作《孟子》。然而庄子喜用寓言，与孔子相关的故事多为编造或化用，但是可以看出庄子对孔子的生平经历以及思想都是十分熟悉的。庄子活动的时期在战国中期，孔子则是在春秋晚期。庄子是宋国蒙人，孔子则是鲁国人。不知如何，孔子这位老先生的事迹和思想就传到了远在他乡、深居简出的庄子的耳中。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互争辩、批驳，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作为当时百家中的蔚然大宗，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虽然现在看来，孔庄之道似乎大相径庭，但不可否认庄子的思想受到过孔子（儒家）的影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介绍庄子的文章，“用剽剥儒墨，虽当世之宿学不能自解免也。”（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墨两家的学说，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也不能逃脱）世间亦有儒道两家“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说法。后人常以为庄子大多在书中嘲讽儒家人积极用世、戚遑奔走的无用且伤身。实际上并不尽然。

二 对天命的认识

庄子云：“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大宗师》）这句话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说的天不是人为的解释呢？所说的人为的解释不是天呢？”可见庄子此时已经对自己的思索进行了反思，正如我们后来者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探索。从客观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天命”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说，天命是否客观存在目前我们人类并不能探求到。我认为，天命观反映的是人类有限的认识对于周身世界的认知程度。从天命的含义中，我们能窥探到古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的方式。天命观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因此，对天命观的探究，实为对古代哲学家核心哲学思想的探究。

早在西周以前，就产生了“天命”的观念。古代先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科学知识的匮乏，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将其归为一种暗中主宰事物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的名称或曰“神”，或曰“天”，或曰“命”。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树立威望，将“天”与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联系起来，自称“天子”。实则体现了“天”在人们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商朝人好占卜，做事之前常常要占卜一下吉凶。这时人们认识到了，一件事的成败，不但由可控制的人为因素影响，而且由未知的不可控的非人为因素影响。决定人们做事成败的力量既被认为是“天命”。

由殷商到周代，天命的含义有所转变。殷商时代的天命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对人世间的祸福兴衰进行控制；周代将“天”与“德”联系在一起，尊礼而远鬼神。

1本文所引《庄子》原文，皆从中华书局方勇译注《庄子》，文中凡引《庄》书者，皆简标篇名，不再加“庄子”二字。

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对天命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对鬼神敬而远之。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1（《论语·子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2，不可得而闻也”（《公治长》）。孔子重人事而轻鬼神，这种观点具有人文主义色彩，意在肯定人的价值。而生于战国时代的庄子却常常言命。可以说庄子通融了孔子的天命观念，但二人天命观仍有差异。

首先，二人都认为，天命是一种客观的力量，不是人力所能撼动的。天命决定着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个人的命运。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他认为天是运行四时、滋养万物而默默不言的存在。论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可见天命决定人的命运。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他奔走四方，周游列国，不过自己的主张能否实现，仍在于天命。孔子又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为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他认为文化能否延续，取决于天命。

罗祥相先生将庄子所言“命”划分为四个方面，即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又提出“庄子认为，天命是能够决定人之生命、性命（本性）和运命（命运）的‘天道’流行之强大客观力量。”3庄子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死生”即“性命”，“贤与不肖”即“性命”，“穷达”即“运命”，皆是天命运转的结果。庄子又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不可奈何”表达了天命所决定的事是人力不可撼动的，强调天命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即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中央是箭锋最易射中的地方，然而也有射不中的，这是命运使然。有学者将“然而不中者，命也”解释为天命蕴含着偶然性，实为误解。“不中”虽然相对于“中”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也是在必然的作用下发生的。“羿之彀”可以看作对生命、人类社会的比喻，在人世间，人们或飞黄腾达，或穷困潦倒，或时起时落，都是个人命运的偶然，这种偶然都是天命运行之下的必然结果。亦可参见郭象对此处的注解：“自不遗身忘知，与物同波者，皆游于羿之彀中耳。虽张毅之出，单豹之处，犹未免于中地，则中与不中，唯在命耳。而区区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尔。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

然而，孔子所言天，具有人格神的意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庄子所言天，却是自然而然的，无意志的。

如《论语》中，“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为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认为文化的存亡取决于天的意志；爱徒颜渊逝世，孔子高呼：“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孔子发誓时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可见孔子认为天是有喜恶的。天的地位在孔子心中十分崇高，自己渴望得到天的认可。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认为天是知晓自己的人，赋予了天“知己之人”的意味。

不过，孔子并不迷信天命和鬼神，相反，他对鬼神敬而远之。《礼记·表记》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对于天的认识，自然与周代传统保持一致。同时，他将天上升为有喜恶有意志的高深存在，未免有维护自己所推崇的仁义、礼教的意图。

1“命”与“性”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都较少。孔子对于“性”的说明《论语》中，仅“性相近，习相远。”一句而已。关于《论语》中常常出现“仁”，此处却言“罕言仁”的解释，取杨伯峻先生观点：孔子平生所言，自然千万倍于《论语》所载的，《论语》出现孔子论“仁”之处和孔子生平所言相比，可能还是少的。详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99页。

2古代所讲天道一般是指自然和人类社会吉凶祸福的关系。但《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国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却是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吉凶祸福有必然关系的否认。《左转》昭公二十六年又有晏婴的话：“天道不谄。”虽然是用人类的美德来衡量自然之神，反对禳灾，也是对当时迷信习惯的破除。这两人都与孔子同时而年龄较大，而且为孔子所称道。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不知是否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52页

3详见罗祥相，《“达命”还是“安命”? ———庄子“命”论精神新探》（《泰伯》）“则”即效法，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因为他效法天行事。尧在孔子心目中是古代德行高尚的君主，即然他认为尧效法天为君，那么天即代表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进而，天亲近有德之人，疏远丧徳之人，加上天的崇高地位，可以起到督促人立德的作用。犹如我们会对不道德的人说：“你这样做会遭报应的！”，如此一来，不道德的人就无法心安理得的行不义之事。这个“报应”，在孔子那里，即“天厌之！”。

庄子却不然，他认为天即自然，没有意志。《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牛马有四足，是浑然天成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大宗师》）、“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则阳》）天施与万物恩泽，是施而不知，惠而无情的。天的运行，并未因为有人的存在，而是“日夜相代乎前”，片刻不止不息的。因此天对世间万物的作用，也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心目中的天，更接近于客观的自然规律。同为战国稍晚于庄子的荀子也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甚至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随着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人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个人的能力愈加自信，对天的认识也逐渐由“上帝之天”转化为“自然之天”。

总而言之，从殷商到春秋战国，人们对天命的认识逐渐由“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进一步肯定了人自身的力量。刘笑敢认为：“孔子所谓天无人格而有意志。从逻辑上讲，孔子之天是从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庄子认为天即“自然之天”。但是二人都承认天命是一种客观的力量。

三 孔庄天命之辩

二人都承认天命是一种客观的不可违逆的力量，因此都主张“知命”。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此处的“命”包含两层意思，即客观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和个人的命运。 “知命”首先要求人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孔子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值乱世，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之也。”（《微子》）孔子论为政为人之道、呼吁仁义和礼乐，皆是因为天下无道。

其次要认清个人的命运。对于人的生死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并不像庄子一样常常谈及。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强调“生”，而隐去“死”，意在强调人要在现世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寄托于死后未知的虚幻世界。同时，孔子也认为“死生有命”，生死并非人力所能及之事。君子“知命”，即贵生而不惧死。

个人的命运会受到客观外在环境的影响。“知命”即体现在认识到人力的局限性。个人之力诚然无法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甚至，强行为之可能危及自身。孔子并非不识时务者。他也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辟”同“避”1，即逃避、躲避意。“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知命”即体现在不逆天强为，利害分明，不损害自身。这与庄子“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大宗师》）的观点不谋而合，似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当时隐士的行为。不过，孔子认为这不是“知命”的最高境界。

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同样是认识到了外在环境的黑暗后，其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 、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秋水》）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即“知命之无可奈何”。不过，接下来又说，“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实际上，这肯定了孔子“知命而不惧”的勇气。这也是孔子认为“知命”的最高境界。有人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实际上孔子的境界超越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到了“为而无所求”。“知其不可而为之”强调“为”的结果是失败的，因此徒劳的作为显得可笑。但是孔子认为，“为”是“义”的要求，“为”的价值仅在于“为”本身，而不在于结果。只要有所作为，便已经完成了道德上的要求，不会因为成败而或喜或悲。子路告诉路边的隐者：“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78页。

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身处礼乐崩坏、攻伐倾碾不止的混乱无道之世，孔子依然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尽自己所能去改造世界。虽然道阻且长，常常不被认可，他也没有放弃，一直坚守自己肯定的道。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人所能做的只能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这种境界已经高出明哲保身的隐者太多。张岱《四书遇》中说：“时至春秋，有圣人之力量，方可用世。若只是贤者，只合‘避世’。”这也是孔子被称为“圣人”，连庄子都不由得赞叹他的原因吧。

孔子“知命而不惧”、“为而无所求”，可以说通达了天命，从自身命的局限性中解脱。不过庄子对天命的认识的境界似乎与孔子有所不同。孔子倾向于在人世中探寻天命，而庄子超脱了人世，在自然与无穷的境界中诠释天命。孔子“游于方之内”，庄子“游于方之外”。着眼于《庄子》内篇，其行文顺序是有层次可循的：为人首先要“逍遥”，然后能“齐物”，进而知晓“养生”之道，才能入“人间世”而“涉乱世以自全”，达到了“德行充沛”的境界，遂能追溯生命的本源（《大宗师》），最后达到出世入世自如的境界（《应帝王》）。

如前文所述，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之天，对人的行为有喜恶、赏罚。孔子对于他自己在人世的作为有一种使命感。但是庄子并不相信天有意志，他认为天乃自然之天。因而他追寻的价值不局限于人世，而是追求天地自然与人的和谐并生，通达万物根本之大道。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有是非之辩，是因为受蔽于自己内心的成见，而不能窥见大道。投身于世间的人更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故而，他主张“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齐物论》）、“不以心捐（损）道，不以人助天”，顺遂天地自然之大道才是生命之本真。因此庄子认为，孔子汲汲于世，为名闻而奔走，不能齐一生死，混同是非，困于桎梏，乃是不可解脱的天刑。

庄子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天命运行所带来的死生、贫富、穷达皆是生命本身以外的事。人因为外物的变化而产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不足以扰乱人内心的平和。他提倡“无情”，即“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郭象注：“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圣贤而弗能也，然圣贤以无情而圣贤也。”就是说人如果困于情感，就无法达到旷达逍遥的境界，不足以成为圣贤。这点与孔子又有所相通了。孔子赞美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曰“过犹不及”，也主张人的感情不宜过于强烈。《礼记·檀弓》中曾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夏，因为儿子死亡，痛苦导致失明。曾子就批评他：“你因丧子而失明，是你的罪过呀！”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真人”的情绪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是说他悲悯时像秋天一样肃杀，温和时又像春天一样温暖，情绪和四季变化一样自然，“与物相宜”。这与对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描写又不谋而合了。可见，保持平和的心情，是孔庄二人共同的达命之道。

孔子虽规避“生死”的话题，“死生亦大矣”却被庄子提出来。庄子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他认为，人的生死如同日月变换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故“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这与孔子“贵生而不惧死”的态度有所区别。孔子“贵生”是因为强调人要在现世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庄子对于“天下沉浊”的世间并没有什么期待，也不企图去改变它。其次，庄子所追求的价值并不在人世间，而在人与自然与无穷的和谐之中。只有“一死生，齐彭殇”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二人对于生死的豁达是一致的。

四 结语

综上可知，孔子和庄子都承认天命是一种客观的力量，提倡“知命”，对生死的态度很达观，倡导平和的心情；不同在于，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庄子认为天乃自然之天，孔子追求在人世中实现价值，庄子追求天地自然与人的和谐并生。二人都通达天命，然而有境界之分别。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指孔子之道）同异？’对曰：‘将无同？’”阮宣子既没否认二者相同，也同意二者不同，而是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答案，令人遐想无限。起初以为庄子与孔子之道相差甚远，而后来越是深究其意，越觉得有相通之处。若只究其字句，实难探明其意；惟观其大略，融会贯通，才能解其真意。本文对庄子的探究主要着眼于《庄子》内篇，对孔子的探究主要着眼于《论语》。笔者只叹自身才学之浅薄，未能览二人思想之全貌。孜孜求之，东拼西凑，反而不如一句“将无同？”来的飘逸聪慧。又不正之处，还望指出。

注释：

［1] 孔子赞美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又日“过犹不及”， 也主张人的感情不宜过于强烈。《礼记·檀弓》中曾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夏，因为儿子死亡，痛苦导致失明。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真人”的情绪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与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形象又不谋而合。可见，保持平和的心情，是孔庄二人共同的达命之道。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何岩。论语释义［M]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庄周。中华经典名著：庄子［M] . 中华书局，2010.

[4] 罗祥相。“达命”还是“安命”？ -庄子“命”论精神新探［J].中国哲学史，2016, (1):20-27.

[5]田贺.“性与天道”在孔子哲学中的意义［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 (11):72-75.

［6] 罗祥相.庄子“命”与“逍遥”思想辩证［J] . 哲学研究，2016, (4):39-44.

[7] 李秋月.论中国古代哲学“天命观”之文化意蕴［J] .知与行，2017, (7):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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