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本草」：大医精诚（药王孙思邈）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人文历史长河中，最著名的药王当推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他的传世著作达七十七种，加上一些节本总八十六种，其中最著名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后世奉为医学圣典。很多药王庙或设有药王殿的宫观中供奉的“九天采访三界药王天医大圣”、“药王孙大真人”就是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约公元541年出生在一个耕织为业的农民家庭。自幼遭受风冷，身瘦力弱，经常生病，为寻医看病，几乎花尽了家中的收入和田产。孙思邈看到由于自己的病，给父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心里难过。他从自己幼年的痛苦经历认识到疾病对人的危害，体会到医生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于是从很早就萌发了学医的愿望。
孙思邈从小勤奋好学，七岁读书，每日能诵千字，有“神童”之称，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孙思邈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二十四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特别是论述医德思想、倡导妇科、儿科、针灸穴位等都是先人未有。
孙思邈画像
孙思邈一生致力于本草药物研究，曾上峨眉山、终南山、下江州，隐居太白山等地，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孙思邈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本草的先驱者，他所著的医书中八百多种草药，为祖国的中医药学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对于中草药本草的研究，是孙思邈坚持终生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为了采药，他攀悬崖、穿峽谷，跑遍了家乡的山岭沟壑。在衡山，为了采集松脂，于立夏那一曰，从山岭向东跋涉“四百八十里，又南行入谷五十里”，到“有大石四十余丈之处，见南面有大松三十余株”，终于采到了“不见日月之松脂”，又将其带回炼制成“衡山松脂膏”，服之使人可以“耐寒暑，“五脏补益”。这些生动的事实足以可见孙思邈当年采药时用心的专注和经历的艰难。
他还在家乡开辟了药材园，种植药材，从下种、施肥、收采到炮制、贮藏等，不仅精心操作，而且有详细的记录。他把药材分为玉、石、草、木、人、兽、虫、鱼、果、菜、米、谷等几大类，记载了八百余种药名。他按药物功用，将药物分为65类，以“总摄众病”，“临事处方，可得依之取决”。很有实用价值。直到千年之后的现在，孙思邈的这些记载，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唐高宗永徽三年，孙思邈根据多年来的行医经验，并会通古今，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共三十九卷，三百二十三门，方、论共五千三百首。其内容包括诊疗、针灸、导引、按摩等，相当全面。提出了“人命至重”的医疗观点。书中记载了具体治疗脚气病的方法，比欧洲人早一千多年。他把妇、儿科目放在卷首，以视重视；孙思邈看到复方，一方可治多病或多方可治一病的方法。
唐显庆二年，唐高宗诏令许敬宗等人会同名医撰写《唐新本草》。第二年，孙思邈被召至长安，住在鄱阳公主旧宅，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在编写《唐新本草》过程中，他不仅对陶弘景《本草》《名医别录》作了订正，并增补了百多种自己曾实践有效的药草。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图文并茙的一部《唐新本草》撰写完成，这是世界上首部国家药典，共五十五卷，八百四十四种药物。
孙思邈一生刻苦钻研，他将唐以前所流传下来的各种药方及自己行医的验方，同时又广泛收集民间的各种药方及经验，遂著成了闻名于世的医学宝典《千金要方》。《千金要方》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例。其中，该书还首创“复方”的先例，如张仲景《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他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加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他对医学的重大建树，也是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问世30年之后，于唐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又完成了《千金翼方》巨著计30卷。《千金翼方》是孙思邈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之意，补充《要方》之不足，并同《要方》一起，“共同成一家之学”的一部专著，是他一生智慧的结晶和成果的总结。全书通篇多以方剂为主，容纳了以汤、散、丸、丹等分类的可治六十余种疾病的方剂二千九百余首，按玉石、草、木、兽等分类的药名872种，其价值极其珍贵。此书共三十卷，其中他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没有记载的810余种药物，进行考证和实践，并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据传《千金翼方》的最后几卷，是由他口述，由他的孙子孙溥代笔而最后完稿的。
《千金翼方》和《千金要方》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千金方》是唐以前医药成就最全面、最有价值的系统总结，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历代名医图赞》说：“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时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清代医学家徐大椿说：“用意之奇，用药之妙，亦自成一家”。
随着盛唐文化的对外交流，《千金方》也随之走向国外，唐高宗咸亨二年，《千金要方》流传到日本，被视为国宝。深深影响了诸如日本、韩国、朝鲜的汉医文化。
孙思邈医德十分高尚。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要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生、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备至的伟大医学人物。
孙思邈把贫苦农民和病患者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一心一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主张：若有疾厄者来求救时，医生不能先顾虑自己的得失而瞻前顾后，宁肯自己跋山涉水，饥渴疲劳也要去救等待医诊的病。孙思邈救治的各个阶层的病患者何止千万。在长期的实践中，他形成了一整套高标准的医德规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皆如至亲之想”，就是说，对待病人要像对待亲人一样。他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责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
孙思邈声望很高，每到一处，患者就蜂拥而至，不论在农村，还是闹市，都是如此。他以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病人一视同仁，不顾饥渴疲劳，莫不一一救治。那些被他治好的病人，对他总是恋恋不舍，许多人临别时感动地洒下热泪。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得到人民的赞颂。
古人喝屠苏酒
唐朝初年，中国南方时有瘟疫发生。孙思邈在常州一带，日夜奔忙，抢救瘟疫病人。经过半月的努力，瘟疫得到有效地控制。然而过了不久，瘟疫又从小孩到大人流行起来。为了长期地预防和治疗此病，孙思邈经过潜心研制，拟出了一个以大黄、肉桂等配伍的药酒配方，取名为“屠苏药酒”。人们喝了这种药酒之后，瘟疫再也没有复发。孙思邈为了普及防疫知识，防止此配方神秘化，他找来一大张黄绢，把屠苏酒的处方及炮制方法都清楚地书写在上边，张榜公布在屠苏庵的山门柱子上，让人们广泛传抄。人们十分赞叹孙思邈的重普及、不保守的可贵精神。
孙思邈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药王祠
唐太宗十分欣赏孙思邈，深为孙思邈的高尚品德和为人处事的精神风貌所感动，曾同文武百官将他送出皇城，任他去名山大川采集药材，为黎民百姓救死扶伤，任何人不得阻拦。后来还曾亲临华原拜访孙思邈，并赐他颂词一首。直到现在，药王山南庵内还留有唐太宗御道、“拜真台”、“唐太宗赐真人颂”古碑一通等。唐末，时人称五台山为“药王山”，并建“药王祠”。宋徽宗封孙祖为“妙应真人”，明世宗定他为“先臣”，清顺治奉他为“神医”。此后，“药王孙思邈”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孙思邈毕生精研医学和百家学说，到百岁时，已是经验丰富，炉火纯青，形成了一套精辟的医学理论。他认为：大自然有四时五行，寒暑交替，有其变化的规律。人体和自然界同是一理。人体生理有五脏六腑，呼吸吐纳，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导致疾病。医生的职责就是调节和把握人体的阴阳平衡，以达到治病的目的。他说：“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不相信鬼、神、天，反对宿命论，相信人只要善于“妙解”和调理，就会防止疾病的发生。他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全新的科学理论。
唐高宗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时年已百有余岁的孙思邈，于清晨沐浴后，俨其衣冠，端拱以坐，留遗嘱对其薄葬，不藏名器，不奠牲牢，丧事从简，语罢便气绝身死。民间传说后人守丧一月有余，见其容颜丝毫不变，犹如在世一般。刚欲举尸入棺，却发现只有一件空衣。在场的人这才省觉，其早已炼就尸解上道，位证真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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