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考验之下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如何改革（不能等病毒来袭才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图说：复旦上医公卫学子正在参加公共卫生技能大赛 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整整打了3个月了。从时间表上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的暴发，既是对“后SARS时代”我国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集中检验，更是对新一阶段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立的一场“摸底考试”。

得益于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强大的临床救治实力，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已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但人们也发现，在SARS离开17年后，在不少地方，大公共卫生观念仍然更多停留在口号上，医疗、预防资源也不能高效整合……疫情就像镜子，反映出了公共卫生领域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危机和契机 公卫建设发展快

2002年11月，我国广东省发现首例SARS病例并迅速扩散，蔓延至众多国家。毫无疑问，SARS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一个契机，全国和地方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快车道。

硬件设备升级，不得不提负压病房的建设。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护士长陶永红曾告诉记者，SARS期间，她也被派到“隔离病房”，那时没有负压系统，大家拿着几个电风扇对着门口吹，通过这样简易的手段来“DIY”负压系统。如今，负压系统早就在上海得到了普及，最大限度地保护医务人员。

1998年，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组建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改革的“先行者”，此后逐渐配备了许多“高大上”的实验室设备，检测能力达国内先进水平。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告诉记者，投入的增加直接改善了监测预警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对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等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能力不断提高。疾控中心各部门各司其职，按疾病种类分工负责、网络协同运作、公共卫生苗子事件报告机制等也得以建立起来。

SARS后建立起来的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起覆盖全国，理论上可以将所有省市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如果发现可疑病例或感染事件，在向区级疾控中心报告的同时，样本通常几个小时就会送检到市疾控中心，向公众的信息发布也在科学准确的基础上，尽量争取第一时间公开化。上海在此基础上还逐步完善传染病的检测预警系统，在医疗机构应用公共卫生智能插件，从医院自动提取数据，提高病例报告的准确性和报告率。

图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改革与成效 疾控体系作用大

在SARS以前，中国疾控一直是沿袭“防疫站”模式，SARS危机带来了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彻底重塑，走上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疾控中心（CDC）建设道路。市疾控中心业务处处长吴春峰告诉记者，随着2001年原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区县卫生防疫站逐步将卫生监督和执法职能整体划出，形成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此上海市形成了以市级、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体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吴春峰还记得，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中，市疾控首创动态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提出37项风险控制建议，涉及本市28个政府部门。

2011年，在浦东康桥地区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处置中，市疾控中心开展缜密详实的环境流行病学调查、精准的溯源检测鉴定，最终锁定事件原因，让涉事企业“无处可逃”，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

201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传染病综合监测，着眼腹泻病、急性呼吸道感染等多种传染病症候群监测，强化高通量、高灵敏度的病原综合检测技术，不断提升新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能力。吴春峰回忆道，2013年3月，上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疾控部门一边在数据库里搜索文献，一边依托技术储备寻找病原的蛛丝马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后又通过缜密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来源于活禽交易市场。“全面暂停活禽交易！”疾控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精准的依据，迅速控制了疫情。

上海多年来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是一边消灭疾病，一边创造历史的历程。上海的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长年维持在全国低水平。近年来，上海还积极探索推进将工作重点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变到“以健康为中心”，率先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健康行动计划——《健康上海行动》。

防线和短板 缺少协同机制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持续完善的“联防联控，平战结合”传染病防控机制，让上海这座超大规模城市有效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孙晓冬说，上海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网统管”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技术为支撑的群防群控，为疫情防控打下扎实基础。不过，从长期来看，上海这样的人口超大城市，未来面临的新发、输入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风险挑战仍然很大，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疾控部门在疫情防控中缺少话语权，许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疾控是干嘛的；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等等。还有一个让孙晓冬觉得遗憾的是，国家花了巨大精力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对于新发、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敏感性不足，因此并没有发挥预期的警示作用。

投入和流失 资源配置失衡

突发应急和疫情防控的所有事情，说到底都要依靠人和设备。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公共卫生投入与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根据2018年上海市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上海市卫生总费用达到1838亿元，公共卫生机构占比3.5%。公共卫生机构的卫生总费用虽然从2007年的25.25亿元上涨为2016年的64.33亿元（增加了1.5倍），但根据卫生总费用的构成，其占比则从2007年的5.2%下降为2016年的3.5%。

资源配置的失衡，自然导致“人往高处走”。吴春峰说，近年来，疾控系统流失了不少人员，尤其对于一些青年骨干来说，哪怕凭着一腔热情在做事，也终究绕不开待遇问题——公共卫生系统仿佛成了没有前途的地方。

吴春峰介绍，2009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加大，全国卫生人员从616.9万人增加到1230万人，而全国疾控机构人员从19.7万人下降到18.9万人。上海市疾控中心人员数量从2010年的728人减少到2019年的617人，10年流失了100多人，以中青年骨干人才为主。再看16家区疾控中心，2013年到2017年期间，在编人员数从2172人减少至2108人，每年离职66人到93人不等，人员离职率年均为3.54%。专业人才队伍危机凸显，严重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能力的维持与发展。

疾控机构作为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待遇上远远低于公立医院，影响了职工积极性和队伍稳定性，导致公共卫生人员在整个卫生系统中被逐步弱化、边缘化。不少丧失奋斗动力的一线人员，被迫离开了疾控系统，去了临床医疗机构或企业发展。

平时和战时 加固升级体系

如果说2003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元年”；17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推向跨越式的变革——不久前，上海新出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力图到202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城市之一。

目前，上海已经完成了四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吴春峰介绍，下一步，要使硬件设施、学科人才和信息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联防联控、多元参与的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实现疾病预防控制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

“最近，单位新买了检验设备，但没地方放，高贵的大家伙只能挤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孙晓冬说，疾控经常需要采购先进仪器设备，才能保持与国际接轨，但如今业务用房早已捉襟见肘，改扩建迫在眉睫。好消息是，上海正在打造现代化疾控体系基础平台，市疾控正积极筹备新虹桥地块异地扩建，此外，各区疾控中心也在进行达标建设，努力落实改扩建工程。

实际上，医疗解决存量，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而疾控解决增量，预防环节做得越好，反而越“没有存在感”，但不能因为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效益相对不显性、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就削减投入的力度。“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应该是持续性的，始终要加大力度。”孙晓冬说。

除了经费、资源的持续投入外，人才结构的优化和整体机制的健全也必不可少。孙晓冬认为，应培养多层次、复合型的公共卫生人才梯队；健全针对重大突发性传染疾病的联动响应机制；加大健康教育和全民科普，把全民健康理念扭转为以“预防为主”……这些都应该成为下一步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力点。

“我们不能仅仅把疫情当做警示，而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这种改变可以说是对整个体系的加固升级。”吴春峰说，虽然不能预测新冠病毒何时被消灭，也不能预测下一次新病毒何时造访，但我们不能等到病毒来袭时，才用血肉之躯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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