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多粥少（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究竟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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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针对是否因为转基因蚊子发生基因突变，而成为寨卡病毒传播媒介的辩论；到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不孕的传闻；国人癌症高发源于转基因泛滥等等朋友圈的月经帖，越来越多中国人闻转基因色变，也让与转基因相关的领域一直成为谣言产生的重灾区，比如市场里的水果玉米、圣女番茄等等都被人们打上了转基因标签。

关于人们对“天然（natural）”和“非天然（unnatural）”概念的理解，1982年，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Sternberg）就发现，熟悉程度是人们区分“天然”和“非天然”的重要标准。在人们的认知中，越熟悉就越天然；而越陌生，不管是在认知上还是在经验上，只要是人们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去理解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其“非天然“。

并且人们在判断两者孰优孰劣时会存在认知上的偏见，即天然的一定是好的，而非天然的就是坏的，比如转基因食品。但是数千年以来，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的过程。人类才因此有了生存繁衍所需的足够农作物和牲畜。近期《连线》杂志的一篇特写，说了一句大实话：中国人恐惧转基因，但它却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拥有全球总数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却仅拥有全球7%的耕地。粮食安全可以说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当国有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在2月初宣布以430亿美元收购农药和种子生产巨头先正达（Syngenta）时——这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境外并购交易——这是合理的自然之举，因为中国当局已经表态，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是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

但它面临一个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可转基因作物。

在利用资金和影响力来为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提供支持方面，中国向来没有任何犹疑。

中国人用推土机推出了占地辽阔的城市，让长江改道并在上面筑坝蓄水，又在荒漠中盖起了摩天大楼。然而，当涉及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时，国人却望而却步。1997年，中国向棉花转基因作物颁发了首个商业许可证，这种作物如今已经得到广泛种植。然而，中国最近一次颁发这种许可证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获批的作物是木瓜。自那以后，中国就一直把转基因作物限制在实验室里。

在一个刚刚于几个月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家庭消费者把食品安全和健康放在一等一的位置，这在过去5年让中国食品行业获得了蓬勃发展。中国消费者会在超市里选择贴有“无害”、“绿色”、“纯天然”或“有机”标签的食品，哪怕那些标签其实很多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转基因”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过去国内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让中国消费者尤其警惕生鲜食品方面采用的新技术。当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造成6名婴幼儿死亡，并导致另外54,000名婴幼儿入院收治。在这一丑闻爆发的大致相同时间，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授权一组科学家研究转Bt基因水稻——这种转基因作物能够表达源自苏云金芽孢杆菌的一个基因，达到抵御虫害的效果。

“公众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哦，他们可能也正试着在这件事情上搞鬼！’”来自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经济学家卡尔•普瑞（CarlPray）说道，中国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正是他的研究课题。一些组织机构，比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以及毛派组织乌有之乡，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谴责。当张启发——他是上述研究项目的科学家之一——上台发表演讲时，听众席中有人朝他扔茶杯，另一位听众则大喊：“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

不包括扔杯子那一出，这种“反转基因”情绪几乎存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反对转基因作物。其中不合情理的部分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比例反而越高。“我发现，最有趣的问题是由城里人提出的，而且问题往往很刁钻——我想，那倒也可以理解。而这跟之前技术专家的判断相左，他们以为如果能向世人提供的信息越充分，老百姓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就会越高。”山姆•吉尔（SamGeall）说道，他是来自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Sussex）的一位人类学家。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3年谈论到农业和生物技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国内科学家应该“大胆研究和创新，占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中国最新发布的五年计划把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农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高彩霞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位植物遗传学家，她利用中国科技部提供的资金从事基因工程研究，致力于培育抗除草剂的水稻和抗旱的玉米。“我们希望尽快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她如是说。

不管消费者有没有意识到，中国对转基因作物已经有了依赖。每年，中国要进口500万吨的转基因玉米，而大豆的数量就更多了。

“这些主要被用于生产植物油和动物饲料，”普瑞说，“不过，转基因作物正被人们消费。”尽管中国会禁止先正达把转基因作物引入国内市场，但这家公司很快将能够销售杂交水稻稻株那样的产品。该公司还能绕开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因为监管对象仅包括那些基因组中被添加了外源DNA的作物——办法就是用化学物质诱导水稻和玉米产生基因突变，以及让产生了有用突变的株体进行杂交。

此外，先正达还可能在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中找到一个监管漏洞。在中国，转基因作物被法律定义为“向其中添加了外源DNA的东西”。传统上，研究人员是利用混合了一些有趣新型耐药DNA的细菌来培育稻株。但有了Crispr之后，研究人员可以通过Crispr的基因剪刀来制造特定的基因突变。恰当的基因编辑可以得到抗病性极强的稻株。鉴于中国已经在道德争议更大的人类生物学实验中迅速采用Crispr，这种技术可能最终扭转转基因作物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那么，中国老百姓（不管他们是贫还是富）要过多长时间才会吃上转基因的西兰花（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呢？普瑞表示：“我认为是在10年内。”

“5年，”高彩霞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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