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营造的“军政合一”政权组织结构的重大弊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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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武帝生前之所以敢于“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地“草创”了一系列君主专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奠基在他集军政大权于帝王一人之身的基础上的。

这里，我们首先提示出汉武帝生前“草创”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三大内涵表现：一是军权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制之上，二是中央监察权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制之上，三是君王身边的宦官秘书集团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制之上的三大政治弊端问题。该问题，是今人破解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本质结构的关键问题。关于谁掌握了军权和谁掌握了中央监察权，谁就是“真皇帝”的问题。

汉武帝刘彻在前87年的后元二年二月死亡时，他遗留下了一个贾谊当年曾警告过汉文帝的关于刘汉皇家的“老母弱子”危局，甚至，汉武帝刘彻连“老母”的卫皇后和“小母”的赵婕妤都没给自己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留下；因为，皇后卫子夫早在四年前就已死于“巫蛊祸乱”中。

而汉武帝刘彻在自己临死前极度衰弱时，他都还在多为和好杀伐，他看到刘弗陵的亲生母亲赵婕妤太年轻（当时的赵婕好可能才24岁左右），他担心自己死后，年轻的赵太后一旦与他人有奸情媾和就可能会篡权刘汉江山，于是，他在自己临近死亡之前的最后一时刻，他下令处死了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这样，汉武帝遗留后世的皇权位，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弱子”危局了。

同时，汉武帝辞世前，他还进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政治赌博，他将刘汉江山交予了五个顾命大臣之手，即，他命令被他突击拔擢起来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左将军上官桀五人辅佐年幼的刘弗陵。应该说，汉武帝的这次政治赌博，是成功的，事后证明，军政大权在手的霍光并未篡夺刘汉皇权。但是，汉武帝生前集军政大权为自己一身的君主专制体制与他临死前的赌博般的托孤举措，特别是他把汉王朝军政大权主要托付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人之手的举措，也从此造就了霍光以降的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时代。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后来的什么王莽、曹操等人，其实应是霍光！只不过，霍光没有像王莽、曹操那样事实上篡汉而已！但是，从此，谁一旦掌握朝廷军权，谁就会成为事实上“真皇帝”的历史现象，则一直伴随霍光以降的中国历朝历代王朝，且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痼疾之一。当然，霍光的“挟天子以令天下”也并非一帆风顺，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和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曾结党谋害权顷天下的霍光，甚至打算废年幼的汉昭帝而更立刘旦为新帝。

汉昭帝、汉宣帝两朝，霍光因“权臣”位太重，屡屡引发朝廷窝里斗的派别杀戮。下面，我们剖析一下汉武帝生前构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军权至上，中央监察特务网络”的问题！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军政合一”本质问题。如果不是汉景帝、窦太后、田纷等汉武帝的亲人权贵动用一系列手段事先将西汉王朝的军政大权揽于刘彻一人之身，他恐怕是不敢于如此独裁的。这里，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汉武帝生前是如何将国家的军政大权集中于帝王一身的过程。

汉武帝之前，把军权集于君主一人之身而成为专制君主者的案例不少，其中，秦始皇就是个典型人物。但是，汉武帝时代“草创”的中央监察体系如同一张权力监察网络密布政权、军队、司法等各部门之中，且这张中央监察网络的最高领导人物，就是君主的汉武帝自己，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监察制度，尽管来自于商鞅生前的“三法官”制度设想，也可能与秦王朝时代的“御史大夫，郡监”体制有一定关系，但是，归根结底则是汉武帝自己的“草创”，而这个制度，恰好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核心内涵。

中国日后的历朝历代，只要君王一旦丧失了中央监察最高领导权，其帝王必是“虚君”！君主甚至无法操控住军队。汉武帝在前118年至前89年这三十年之中所“草创”出的中央监察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国家社会中的权力机制中套有权力的双重权力的政治体系，这种极端类似于“钢筋水泥”般的战时政治权力机制，无论是被运用在战时时代，或者用于和平时代，那都是有严重缺陷的。

即，国家社会之中，实际上存在着权大于法的问题，帝王和帝王直属手下的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官，就如同汉武帝时代的御史大夫张汤、桑弘羊、绣衣使者的江充和“五利将军”栾大等官员一般，除开皇帝以外，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者，他们的权力甚至大过了太子、丞相和朝廷政权；这样，就直接造成了中国自汉武帝以降，皇帝和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的权臣，往往必然是置身于国家一统法制、法治之上和之外！

而权与法一旦不统一，就必然造成国家的法制、法治形同虚设，朝廷官场内部的帝王和官员们也会因此对国家一统法律熟视无睹，他们会因此将朝廷演变成权力“斗鸡场”，如此斗来斗去，也就增大了国家政府机构内的窝里斗内耗了。

而权与法一旦不统一，就必然造成国家的法制、法治形同虚设，朝廷官场内部的帝王和官员们也会因此对国家一统法律熟视无睹，他们会因此将朝廷演变成权力“斗鸡场”，如此斗来斗去，也就增大了国家政府机构内的窝里斗内耗了。这种“窝里斗”，就是中国之所以几千年走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怪圈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武帝之所以设置出密布在全国各级政权中的中央监察体系的主导思想，当然是来自于他对韩非子的“治国治吏”的政治思想的笃信，但是，当他在朝廷的官场中建设出了蜘蛛网一般的中央监察网络以后，汉武帝也就有意无意地将君主与民间老百姓的关系给隔离开来了！

汉武帝营造的中央监察机制，事实上将中国国家社会的结构演变成了僵化和死板的“官，民”二元对立关系，帝王本身也被归纳进了“官”阶层，只不过帝王是官中之最高官而已。在这样的绝对对立的官民二元关系之中，民权不仅大量丧失，君民之间也如同阴阳相隔的两个世界，帝王若要了解民意，要么，他就必须亲自去民间“微服私访”，要么，他就只能够通过自己亲近的官员们去了解民意了。所以，“治国治吏”的中央监察机制，让君主帝王们往往作茧自缚，最后，帝王本身就有可能被一大批官员和近侍们所欺哄或操控！

西汉230年的历史上，可能只有我们在本书中多次介绍过的事实上的“平民皇帝”的汉宣帝刘询，才脑袋十分清醒地发现了汉王朝存在着严重的权、法不称和滥用官员权力去破坏法律公平的政治现实弊端，才真正切身感受到了帝王也可能随时会被官僚们欺哄瞒报，致使帝王对民情毫不知情！这，正如他生前下达的一道诏令中所说。通过《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刘询在前64年的汉宣帝元康二年夏五月所发布的诏令看，中国历史上能够像汉宣帝刘询这样将官场弊端看得如此透彻的，恐怕是凤毛麟角的！

他严厉批评官场官吏是“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即，官场官员说是在用法治国，其实，他们不过是“析律贰端”，也就是滥用法律去以权谋私且制造冤狱。而且，汉宣帝还发现了“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即，官场官吏们就如同“肠梗阻，脑血栓”一般，他们对上隐瞒民间真实情况，造成帝王不理解国情和民情，从而使得朝廷和帝王的政策指令误国误民。

最后，汉宣帝还一针见血指出了西汉王朝的官场弊端是“越职逾法”，也就是汉宣帝深刻洞察到了汉武帝以降的西汉王朝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权法不称和权大于法的官场政治现象！正因为汉宣帝生前将官场权法不称的弊端看得如此透彻，所以，汉宣帝时代是西汉230年历史上相对最清明的时代，但是，归根结底，汉宣帝无法改变汉武帝营造出来的这种“至今累世赖之”的权大于法的君主专制体制。

结语

因此，尽管汉宣帝刘询如此亲民和体察老百姓疾苦，但他还是屡禁不止西汉王朝权大于法的官场政治弊端！这，不能不说是汉宣帝个人的时代悲剧，这就犹如君主是不由自主地在明明白白犯错误一般，其应了西汉末期思想家扬雄所说的“吏善而政恶”的国家弊政判断！所以说，制度不好，实在是可惜了中国历史上这个极端罕见的一生均持有老百姓情感的“事实平民皇帝”刘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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