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以道德修养来提高人的德行（改善社会上弥漫着的功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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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圣人观的提出，是儒家圣人观发展的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王阳明在吸收借鉴之前圣人观思想的基础上，对圣人的本质做了界定，对圣人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王阳明将圣人朝道德人伦方向发展，圣人与天理同一，践行着儒家之道。

在儒家思想史上，圣人一直是儒家学者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反映着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是道德和人伦境界的最高象征。在中国历史较早的典籍中，圣人最开始代表聪慧睿智的人。百家争鸣时期，儒家学者认为圣人不仅代表着最高的道德修养境界，而且还是政治的王者，能够很好地治理社会，是可以实现内圣外王的。

汉代以来，圣人能够代表天意，有替天行道的含义，代表着国家政治统治。自汉以后，儒家把圣人越捧越高，圣人的形象也被一步步神化，直至高不可攀的境界，圣人被认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宋明时期，圣人仍然是儒生士子们追求的目标，并在圣人可学而至的号召下，众多士子学习朱熹的格物方法，不断去追求客观事物的规律，以求得天理。

王阳明在吸收借鉴之前圣人观的基础上，将圣人认为是道德境界的化身，大大提升了圣人身上的道德因素，弱化了外王的因素。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可以称作圣人，是因为圣人有一颗至善的心，有着天赋的道德观念，存有道德行为准则。以方问尊德性一条。

王阳明认为道问学是为了尊德性，下功夫修养无非是为了修养本心，使它不失德性，问学必须是以德性为前提的。虽然圣人也有知识和才力，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关键还是在于德行的培养，在具体的成圣过程中，要尊德性，使本心良知恢复至善。王阳明圣人观的提出，认为圣人是道德的典范，强调道德知识和道德践履的作用，重视内心的修养，将圣人作为人们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道是万物的本源和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道还是事物运行变化的规律。那么这个至高无上的道，如何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建立联系，这个载体便是圣人。圣人作为最高的理想人格，圣人生而知之，道被圣人知晓，所以许多思想家就主张，普通民众通过自身努力去成为圣人，那么就可以认识天道，达到自身与道的统一。

道与圣的结合，是天人合一的开始，而人与圣的趋同，人向圣的回归，是天人合一的现实化。圣人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人不断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那么天人合一也是可以变得现实化。

在儒家学者看来，圣人就是儒家之道的集中体现，儒家之道主要指至善的仁义之道，孔子认为仁义之道是儒家倡导的走向圣贤、安治天下的正确道路，圣人能够很好地实现仁义之道。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义之道存在的基础就是人性本善，每个人本性里都有善的因素，仁义礼智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主体之中，四端是人道的本原。

那么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代表，能够很好地践行仁义之道，而圣人代表着的道德规范，就能以道德的力量感化民众，圣人也就成为普通民众的典范。尧舜时代的政治是孔、孟、荀所向往的理想政治形态。在那时，德性最高的人必为天子，那是德性政治，有德就有位，无德必无位，政治与德性是合一的。

这就是说统治者应该做到德位兼备，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就是希望能够树立一个道德标杆，影响到周围人。孟子提出的仁政也是希望能够以德服人，用礼仪制度教化众人，这种道德力量的传播，是比法律暴力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王阳明在吸收孟子四端之心的基础上，将良知作为儒家之道的载体，并以之作为成圣的本原和依据，人的善恶之分，就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的良知本心，而良知就是道德的本原。最高的善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是道德的本愿，那么道德法则也是至善的。王阳明用良知这种至善的心之本体，来阐述他的仁义之道，这与儒家对至善之理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良知本体含有这种先天的道德法则。

这种至善的道德法则，也不可能去外部事物探求，这种道德法则只能是内在的，人人都可通过致良知的工夫，使自己的至善本体显现，进而达到圣人境界。王阳明在此也是希望人们，能真正注重到道德修养上来，提高自己的德性，进而推己及人，改善社会上弥漫着的功利之风。

儒家学者认为圣人代表着最高的儒家之道，圣人能自觉地运用社会道德行为准则，而这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在儒家体系中就是天理。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此心就是纯粹的天理，心的本来状态就是完美无缺的天理的体现。

另外，良知是每个人心中皆具的，那么作为良知内容的天理，就天赋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人的认识活动都是为了复归这一良知本体。这样就将外在的天理拉回到现实人心中，实现了天理的现实化和主体化，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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