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健康码 可供性（直播带货 平台资本主义……2020新传学界十大话题新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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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拖鞋哥新传考研 ID：XCKY01」

作者 | 半砚

编辑 |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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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

陈力丹 孙曌闻

01 推荐理由

2020是剧烈变动的一年，这反映在新闻传播学界，也相应地带动了许多新鲜话题的研究潮流。陈力丹老师这篇文章整理出的十个话题中，像疫情信息、健康码、直播带货与新冠疫情的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的如平台资本主义、信息茧房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研究的热门方向。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这几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都很高，成为名词解释考点的几率很大，所以能混个眼熟就是最基础的要求。

文章对每个研究话题的兴起背景、基本涵义、表现、原因或影响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且罗列了几个代表性的研究及结论，方便我们对其形成初步印象、进行快速了解。在此基础上，大家可以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需求，以这些关键词为索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02 内容梳理

03 论文解读

一、疫情信息

原文：

疫情期间，公众信息传播行为经常与媒体使用、风险感知和谣言信任度相联系。

l 中央级权威媒体新闻、地方媒体新闻及问答社区接触与个体风险感知呈负相关，而市场化媒体新闻和微博接触则与个人风险感知呈正相关。风险感知和各种行为的关系微弱，但媒体接触与行为倾向的关系则显示了中央级权威媒体在疫情防控的全民健康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l 现实中越接近疫情越会通过人际传播来获取信息，而不是使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越是使用人际传播渠道，对疫情谣言的信任度会越高。媒体使用与疫情谣言信任度呈负相关关系；人际传播、社交媒体使用则与疫情谣言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

解读：

疫情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交织着另一波“信息疫情”，以上两个研究结论说明：相比于官方媒体，社交媒体在助推谣言扩散、恐慌焦虑情绪蔓延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虽然我们都知道，信息可信度与消息来源的权威性息息相关，但人们在欠缺足够媒介素养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相信小道消息、非官方新闻来源，最终助长了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可以联想一下流言的流通公式：R=I×A×U（流言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就可以解释为何身处疫情风暴中心的人会更容易高度卷入信息疫情的洪流。

二、用户新闻

原文：

用户新闻指媒介使用者通过平台媒体生产、传播泛新闻的内容，新闻生产由专业媒体的职业行为变成普通用户人人都可为之的社会化行为，普通用户通过媒介使用对新闻进行自主建构，从而成为“过程性主体”。

“用户新闻”的概念在于强调新闻接收者的主动性，集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于一体。它既体现了数字新闻实践的新趋势，也是对传统新闻学以编辑室为中心、轻视受众的一种纠偏和挑战。用户新闻生产有“人际交流的公共化”“公共事件的个人书写”“自我曝光的可见性追求”以及“新闻分享的意义再生产”四种类型。

用户新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是用户在数字媒介使用中发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行为，具有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它超越了传统新闻生态，与专业新闻实践及其文化构成互为补充、互为竞争、互为挑战，但又并行不悖的关系。

解读：

用户新闻的概念并不新鲜，跟过去常常谈及的公民新闻、UGC等含义一脉相承。其优势在于可以提供环境信息、突发状况的实时预警，可以扩大民间话语来源体系，补充媒体的报道盲区等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督促，用户新闻很容易与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产生背离，引发法律冲突与伦理困境。能力门槛的存在、话语权的参差，也注定了真正平等、民主参与的新闻生产模式，只能停留在理想蓝图的层面。但可以预想的是，未来的趋势一定会越来越依赖于，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的持续互动与协同。

三、社交媒体倦怠

原文：

社交媒体倦怠，指用户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所导致的负面情绪经历，诸如愤怒、烦恼、压力或兴趣、动机、精力的减少。认知性因素、情感体验性因素、态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对用户倦怠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而社交媒体倦怠将导致五类行为结果：潜水、回避、忍耐、退出、替代。典型的微信倦怠行为包括“关闭朋友圈”“屏蔽微群信息”“微信消息免打扰”等。如朋友圈泛化下引起的私人领域公共化焦虑、印象管理的疲惫和社交绑架压力，导致使用者的自我认识模糊、理性精神丧失，并由此产生孤独感和自我怀疑；过量的疫情信息推送和分享显著增强了用户的倦怠和心理抗拒情绪。

解读：

所谓的社交媒体倦怠，既可以停留在情感态度层面，表现为对社交媒体的疲倦、厌烦倦、漠不关心等负面情绪，也可以触发现实行为，如减少使用频率，甚至采取停用、注销的方式使自己“赛博死亡”。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包括信息过载带来的认知负担、同质化信息轰炸引发的接收疲劳、后台前台化导致的自我审查压力等等。“社交媒体倦怠”与“社交媒体依赖”是矛盾共存的两种现象，在观察和学习时不能厚此薄彼。

四、健康码

原文：

健康码是搭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上的小程序，包含了巨量的个人基础信息和移动轨迹信息，很快用于2020 年疫情防控身份识别，这种数据搜集在建设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景下被普遍使用。健康码是智能传播的新利器，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缺乏体系性制度设计，缺乏对行政监管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潜在风险和隐患的累积较多。还有市场力量借助其技术优势、数据优势和资本优势，对健康码造成事实上的“监管俘获”。应当正视健康码背后的资源、角色、权力、隐私等问题。

智能手机揭示了使用者的所在地、上线/离线状态、使用时长等各类个人资讯，赋予了用户检视自我和观看他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用者能够意识到自我受他人监视的处境，但却无法完全控制智能手机带来的信息流动限制。人们的现代生活处在一种在看与被看、隐私与揭露的矛盾境地，现代社会则处在一种没有既定模式的“液态监视”形态。

解读：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也属于民众为公共利益作出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引发了人们对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方面的伦理思考。健康码使用中注意风险治理，从本质上也关乎算法伦理与算法治理的问题。一方面，在对公民数字信息获取上，需要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规避数据滥用与误用的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健康码推广与使用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数字鸿沟”现象，有必要通过简化操作或使用其他替代措施，来便利和促进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的顺利通行。

五、直播带货

原文：

直播带货是以主播为中心节点，由渠道场景、用户流量和消费数据构筑的“人货场”的新型传播场，强调不同于传统线上购物体验的虚拟亲密消费关系。与早期聚焦于注意力营销的直播“流量”模式不同，网红经济逐渐向以产品销售为最终诉求的“带货 ”模式演化，形成了以圈层为基础的“新网红经济”。直播带货作为新传播生态营销模式的观察样本，体现出如下特点：精准营销、沉浸式营销，广告、品牌、内容、零售的一体化。具体来看，受众与主播的关系也将带来不同效果。在“线上导购—顾客”关系以及基于货品的“意见领袖—粉丝”关系中，消费者的理性决策胜于情感决策；而在偏向内容的“意见领袖—粉丝”关系以及“偶像—粉丝”关系中，消费者产生了更多基于情感的决策。

直播带货能够通过透明展示、社交背书、社会临场增强消费者的关系信任和技术信任，但是中介化过程造成了道德盲视和多主体行为的追责困境，又引发了直播带货的信任危机。进一步来说，不能忽视其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博弈、争夺与分化，及可能导致的审美偏向、无序消费、隐私泄露、技术控制等问题。

解读：

直播带货在业界的火热间接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繁荣，相关论文数量自2019年中呈直线上扬趋势，在新闻传播领域，直播带货商业模式中的传播逻辑、传受关系是可供我们重点思考的方向。而除了网红直播，主流媒体、官员入场直播间进行带货的现象也得到了关注，其中存在的商业、政治、社会的复杂纠葛，更是带动了多方面的争议。这一新的媒介景观产生于新冠疫情的特定背景，在今年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冷却趋势，因此，大家可以去更多引入批判反思的视角，去探讨该模式的潜在问题和优化路径，在市场规范、平台监管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六、平台资本主义

原文：

网络平台是以计算技术搭建的、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用户的信息构造。这一过程不仅是数据和算法等技术的运用结果，传播政治经济学把其视为全球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新手段。媒介化酝酿了一种普遍的权力，迫使实体经济遵守数字化的游戏规则，构架出了一种让所有用户都无法逃离的平台，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一种“普遍剥削”，即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资讯接收、社交关系、娱乐等一切传播行为都转变为了“劳动”，成为了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会不会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从而生活在资本的“普遍监控”之下。被监控资本主义操控的信息规训术，又会对主体性进行意识形态改造，将主体性转变为人工智能分析、测算和引导的大数据。

“平台范式”的算法决定了用户线上行为的呈现形态，商品化则决定行为被导向何处。社交网站通过对“关系、流量和注意力”的资源化和商品化，满足利润增长以及投资者变现的需求。平台内容生产通过提供技术平台、曲解新闻公共性以及改造采写指标等方式，将新闻业纳入了技术资本、数据资源、社交关系等权力和结构中。

解读：

所谓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在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许多数字经济生态中都有所表现。平台资本主义带来的无序扩张、数据至上、普遍剥削、全景监视的种种问题，正在给市场、社会、个人的生存发展构成方方面面的威胁与挑战。在此背景下，相应的数字平台监管、平台反垄断方面的政策投入也在不断增多，这可以看作是平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其本质则是国家与市场的权力博弈。

七、社交机器人

原文：

社交机器人是指在社交媒体中，由人类操控者设置、由自动化算法程序操控的社交媒体账号集群。通过模仿和模拟人类在社交媒体中的状态和行为，伪装为用户，有组织地与正常用户交互，以达到依照人类操纵者的意图影响目标受众的目的。社交机器人在驱动信息、态度、意见、行为方面，对人类目标受众的社会扩散非常有效。它可增加人类用户对于特定信息的接触；在用户交互层面，也能够成功渗入社交网络，改变既有的信息交互结构。社交机器人的使用中存在着透明度、偏见、平衡、问责制等问题，同时带来推送算法偏见的质量风险、人机互动的舆论风险、第三方外包的声誉风险。目前，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参与重大议题讨论已经是常态。

解读：

这里的社交机器人并不是指广义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新闻写作，而是可以被细化到网络舆论领域的一项智能技术，其应用有很强的政治功利目的，能够迅速扰乱在线政治对话、抓取并分析公民信息，实现政治舆论的渗透与操控。未来的社交机器人将更多地转向情感方面的计算与开发，从服务型互动走向情感型交往，满足人们更加隐蔽和私人化的心理情感需求。比如“微软小冰”，已经能够做到快速识别文本、语音、图片背后的情感，并对这种情感进行适当的回复。

八、小编新闻

原文：

“小编”并非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其工作是将新闻网站上的内容转贴到自己网站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小编的贴文与原文的重合度很高，但从细节看，采取了与传统新闻价值不同的取向，偏好情绪性用词与非官方消息来源，这些行为影响着用户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改动了新闻公共话语的面貌。小编们选取新闻的重点与传统专业逻辑不同，以引发用户兴趣和引导点击为导向，还通过生活化留言与用户交流。这种“小编新闻学”与传统客观新闻学相悖的情感互动、去政治化、营销取向正在转化新闻专业。

解读：

新媒体小编可以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把关机制的关键一环，但其地位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强调，往往只是被理解为低价值、低能动性的“内容搬运工”，其对新闻及现实的建构作用遭到了忽视。所以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能体现出一定现实思考意义的。小编新闻的三个特点也即情绪化、去政治化和商业化，客观上更容易与受众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是符合新媒体商业逐利本性的取向。但同时，这也消解了新闻报道本具有的公共话语特性，造成了私人解读对公共话语的重构，不利于人们对公共事务形成理性讨论的氛围。

九、”可供性“

原文：

可供性（affordance）最初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森·吉布森于 1977 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017年被引入中国大陆传播学界，指技术/物为人提供功能选项，而人也能对技术/物进行塑造。在传播学视角中，有社会可供性和传播可供性两个常用概念：前者强调媒介对个体的引导、限制和约束作用，后者则强调人对媒介的感知及如何通过媒介改变传播行为。经过跨学科旅行和跨语际实践的转义，“可供性”已与原初含义相去甚远。因此，要理解这一概念应该抛弃媒介的功能性和能动性的决定论视角，转向微观传播实践中人与媒介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

解读：

“可供性”这个概念可能比较晦涩，可以按字面意思简单理解为“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做什么”。新媒体可供性涵盖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层面，生产可供性包含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包含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包含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可供性水平越高的媒体，对用户激活的程度就越高，能触发的基于媒介的行动方式就越丰富。因此，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评估媒体，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变和优化传播实践。

十、反思”信息茧房“

原文：

信息茧房在学界有“算法偏倚”和“理论偏倚”两种倾向。前者将信息茧房和算法推荐紧密相连，与提出者桑斯坦的算法批判视角相符，具有合理性；后者没有注意到信息茧房效应是以假说形式提出的，试图验证信息茧房存在的研究在概念理解、操作定义、推导逻辑、数据采集等方面存在缺陷。也就是说，算法推荐是否真正导致信息茧房还未得到有效证明。

l 就算法的信息推荐机制来说，单纯的信息环境很难在现实中出现。互联网信息技术提供了与志同道合的人讨论问题的机会，也增加了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的可能性。

l 从渠道和内容上来看，算法不仅没有导致用户的信息接收渠道窄化，反倒使他们对传统媒体等非算法型信源的信任程度有所提升。

l 从用户使用来看，算法与用户之间处于相互响应、相互发展的状态。算法推荐并未造成单纯的信息茧房效应，它同样可扩大受众接触资讯的范围。

信息茧房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暗含着对技术控制这一倾向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算法背后存在的不同权力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博弈和较量。因此，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需要考虑本土环境，警惕信息茧房的可能性是必要的，但不宜简单推论。

解读：

伴随着“信息茧房”这个词的大规模引用甚至“出圈”，反思这一假说合理性的声音正逐渐增多。事实上，算法与信息茧房之间并不存在可经验证的直接因果联系，甚至早在桑斯坦提出这个概念以前，人们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根据自身需要与偏好接触、解读与存储记忆信息的“茧房效应”就已经显现。所以，面对很多火热的概念或现象，我们的目光不能仅停留在眼前，而是要回溯以往的研究脉络，寻找它与既有理论的关系、对比其中相似的逻辑基础，这才是正确学术思维的体现。

04 结语

文章最后，陈力丹老师对新闻传播领域中，“新鲜话题很多，学术进展不大”的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指出大量文章存在的学理分析浅薄、批判视角不够等问题。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虽然关注热点事件和新鲜议题很重要，但还是要时刻牢记并不断巩固那些基础理论，其实越是到了后面的阶段就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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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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