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是一种贵族关于身份和荣誉的定义——包法利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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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包法利夫人从娘家带来的“六万法郎的嫁妆”到了老包法利家以后的流向如何，而这其中蕴含着什么？如果简单地将老包法利夫人的嫁妆看作是投资，那么她投资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老包法利，一个是查理。

这个帽商姑娘和原副军医的结合，不仅是爱情的结合，也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结合，更是一种金钱的投资。然而投资给这个像“勇士”，“说笑的兴致却像一个跑外的经纪人” 的美男子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勇士是一种贵族关于身份和荣誉的定义，这样的称号不属于资本时代。 而跑外的经纪人显然是资本经济发展的衍生物。

金钱和资本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在清末经济史，手握大量金钱的富商，部分选择了再生产将其转化为资本，这些人后来多成为企业家；部分选择了金钱保值或者奢靡的生活，这些人往往容易成为没落的地主 。固然，我们不能这样将老包法利看成是中国某个朝代的某种类型的人物。同时也要看到，无论在哪个国度，在资源划分确定的情况下，金钱如何转化为资本，资本如何再生，是靠时代和个人选择的结合。像老包法利这样的人物，打扮得像勇士，是对已经没落的帝国时代的某种模仿，而说笑像跑外的经纪人，又夹杂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痕迹。老包法利得到金钱之后做的事情就是消费，而不是将其转化为资本从而再生产，这是和后来的资本家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他没有世袭的丰富资源确保把苹果酒自己喝掉而不是卖掉之后可以继续挥霍。他也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动力和投资的能力确保他的钱生钱。所以到最后，他只能是尴尬地落得不问世事的郁郁晚年。总而言之，老包法利身上的封建气味太重了，他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还只是出于“说笑”之类的生活的模仿上。毫无疑问，老包法利夫人这一项投资失败。

同时，这六万块中还有一部分用于新的投资——查理。当查理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的日子过得孤寂，就把支离破碎的幻想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着高官厚禄，仿佛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漂亮，聪明，不管是修筑桥梁公路也好，做官执法也好，都有所成就了。她教他认字，甚至弹着一架早买的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调。” 包括后来，查理转为学医，开诊所，这些都是老包法利夫人对查理的生活指导。老包法利夫人这个帽商姑娘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时代中，这条道路是可以获得资本的。

最终，理查似乎是达成了这样一种对小资产阶级的靠拢。他开的诊所曾经在当地出名，成为不错的财富收入来源。查理一度在资金上达到了某种小资的水平，与此同时，“她寻求的是情绪，并非风景”的爱玛，也进一步地追求情绪。

到这里，金钱又一次起来作用。老包法利夫人的投资在查理身上本是成功的，因为查理后来又名气也有进账。但是因为爱玛对这种情绪的追寻，她巨大的开销和给情人的礼物是单纯的消费。于是查理通过工作积累的财富转化为消费，而非资本的累积。

也就是，在这个资本的运作中，金钱和知识的本金，加之查理付出的劳力转化出来的金钱，都转到零售商手中了，而这个零售商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比查理更高一层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就是整个资本的运作。福楼拜是从这个经济宏观上掌握了资本运作的过程并将它和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可见在这个链条中，金钱本金出自老包法利夫人，查理付出劳力和时间使其增值，但是到最后，这些财富却进入更大的资本持有者手中变为资本再次流通。

那么是不是只要爱玛不贪慕虚荣，安分守己就会确保这一笔财富保留在查理手中呢？

不是的，因为操纵这整个时代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意识主潮：到更高的阶层中去。我们往往认为，是爱玛的追求导致了这个悲剧。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其实查理也是对这种生活极度的渴望的。甚至可以说当爱玛冲锋陷阵想达到那个标着“巴黎生活”的制高点的时候，查理就是在后面摇旗呐喊提供弹药的人。查理是被动软弱的，然而他的内心有着这样的憧憬，爱玛正是他实现这个憧憬的重要桥梁。爱玛过上巴黎式或者类巴黎式的生活的时候，查理就会十分满足，一是出于对爱玛的爱，一是出于“娶了个小姐，就等于和更高级的生活结婚”的一种自我的满足。

对于这一点，前包法利夫人是一语道破了：“最后，她打开窗子说亮话了：为什么还去贝尔托？卢奥先生的病不是好了吗？他的帐还没付呢？啊！是不是因为那边有个心上人？有个能说会道、会绣花的女才子？这就是你爱的，你要的是城里的小姐！说得查理哑口无言。”

这不是单纯的女性的嫉妒，更是一种乡下女人，对“类” 城市 的乡下女人本能的厌恶和痛恨：凭什么你读几年书就可以装“城里小姐”？这就是“巴黎“与”外省“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对立 。这种对立不是仅仅是地域上的对立，更是观念上的厌恶。

那地方田家的奢侈品——五六只孔雀和一位一个年轻女子，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麦里漏斯长袍。这是从查理的眼睛看爱玛，而查理停留之处多是表现出爱玛的“城里小姐”之处。从麦里漏斯长袍、发髻、画作、诗作、钢琴等等的这些都是查理爱爱玛的原因，这些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爱玛这个“类” 小姐，在理查的眼中就是真正的巴黎风味。前包法利夫人和理查都对这种“类”巴黎风味趋之若鹜，不过在表现上，一个是恨，一个是爱。

查理在窗下听爱玛的弹琴，看爱玛弄的小资产阶级花样，努力工作去满足爱玛的花销，热衷地支持爱玛参加舞会，到城里去，这些都都令他感到很满足。查理知道自己可以通过爱玛去感受那种小资生活的氛围。还有爱玛去死之后，他希望得到十字勋章，对罗道耳佛说错的是命。他认为自己极力地希望得到这种认可，但是命运不给他。这一种对城市的追求是从他母亲给他唱小调，给他弹钢琴的时候就开始埋下的，而这种思想不是老包法利夫人特有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

因为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时代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成为工人，同时，积累财富的资产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因为巴黎的特殊地位，所以外省的人往往容易将巴黎看作是财富的天堂，往往容易忽略那些被剥削的底层苦难。这种情况颇似现在的北京上海和其他省份的关系。这种潮流还是属于半显露状态，相对左拉那个时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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