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华：再论谢氏始祖为炎帝系申伯及谢邑在南阳宛城区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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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论”之缘起及其必要性2010年春，刚写完拙稿《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忽收到由郑州邮来的《舜裔春秋》杂志2010年第1期一册，内有龚璐执笔《为谢姓得姓开山祖‘申伯’正名》一文，言申伯实为姬姓召伯虎，其封地谢邑在信阳。因“信阳说”早已被学术界否定，“召伯虎说”又毫无根据，纯属臆断。拙文便又加一“附言”，简要指出其非，并寄中华谢氏联谊总会筹委会，由该会主办的《中华谢氏》创刊号于2010年11月刊出。2010年11月，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全球谢氏宗亲联谊总会第四届恳亲大会上，有人散发了龚璐的文章，文末注明“本文历史资料引自陈瑞松主编的《中华名门望族阳夏谢氏世系纪事》一书。本文……执笔人陈瑞松笔名龚璐，副编审，世舜联《舜裔春秋》杂志总编辑”。至此，方知龚璐乃为笔名。因为谢氏族谱凡言始祖，均为申伯，与召伯虎无涉。
还有，经全球谢氏最近二十余年的不懈寻根，专家学者的多方论证，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谢营一带，已被公认是申伯之谢邑所在。为此，在2007年10月于湖北武汉举办的全球谢氏宗亲联谊总会第三届恳亲大会上，全球与会宗亲隆重通过《武汉宣言》，决定在谢氏发祥地宛城区谢营建中华谢氏大宗祠及编纂谢氏总谱，以永念始祖申伯。陈先生的“召伯虎说”与“信阳说”，歪曲谢氏始祖与祖地，自然引起众多宗亲的质疑与愤怒。因为我曾写过谢氏发祥地和谢氏始祖方面的文章[13]，不少宗亲希望我对此作出反驳。对比前些年，英人拉什迪因在其《撒旦诗篇》中对穆罕默德有不敬语，而常年遭到众多穆斯林追杀，谢氏族众作出此种程度的反应，可以说是温和的。而他们的尊严，是应该卫护的。
稍后，2011年1月下旬，首次接到陈瑞松先生的电子邮件，说找到并读了拙文，又讲“我不姓谢，也不想参与你们内部的争论。鉴于当前学术造假之风屡禁不止，想提供一些史料供研究。……寄上一篇拙作，供参考”。附上了他写的《重访信阳寻觅“申伯国”与“古谢城”遗迹》。我以为，陈先生真的想就此打住，不争论了。谁知余音刚过，一个月后，陈先生又发来第二封电子邮件，称上次材料寄错了。这次又寄来了他的另篇大作《探研谢谱真谛，走出历史误区--兼与〈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 系〉一文作者谢肇华先生商榷》（载《舜裔春秋》2011年第1期）。
文前还标有“作者声明”： 说他“不姓谢，不是信阳市人，也不是南阳市人，与南阳县（今宛城区）和唐河县也无瓜葛，更没有接受任何一方的委托和拿过谁给的红包，这里只是想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但该文未拿出一条新资料新证据，只是反复重申他的观点。新增的内容，只是对拙文的曲解与指责。
陈先生在两文中都提出 “寻根问祖不离‘谱’，评价人物重史实”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陈先生在其第二篇文章的结尾，还非常气愤地说：“恕我不恭，先生，你是抛开谢氏族谱，硬性指定xx（谢按：此处我的原文是“谢营”二字，陈先生对此地似十分忌讳，既引拙文，又遮蔽以xx）地方就是‘谢国’、‘谢城’，这样武断地肯定能使人信服吗？
请你详细条述，我愿洗耳恭听。”说拙文《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抛开了家谱，表面上说对了。因为该文是与以现代眼光质疑古家谱的一些宗亲讨论问题，他们既疑家谱，我就不能再用家谱为论据，只能从宏观的姓氏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论证家谱记载的合理性。换言之，这篇文章的用意或作用，就是用理论的“所以然”，来论证家谱的“当然”，实则是尊重家谱，为家谱辩护的。这一特定的讨论对象及该篇文章的用意，在拙文的开头已点明了。陈先生若是认真看看拙文的开头部分，也许就不会指责我“抛开家谱”了。
内有众多宗亲的希望与要求，外有陈先生的指责并催促我“详细条述”，也只好从命，作此“再论”。现在就依陈先生强调的原则，本文就从谢氏族谱说起，兼及文献与文物，进一步考证关乎谢氏始祖与谢邑的两个重大问题，同时也再指指我认为的陈先生两文的离“谱”和不实之处。本人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只是谈点再学习的点滴心得，错误在所难免，谨欢迎宗亲们和陈先生以及其他人的批评。因为，要光大谢氏文化，就不应局限论者的姓氏和籍贯，而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心。
二、依家谱申伯为炎帝系无疑，说申伯是姬姓召伯虎实为臆造（一）陈先生对阳夏《谢氏族谱》三序的误读陈先生在《探研谢谱真谛，走出历史误区》文中讲，他通过对“河南省太康县（古称阳夏）老冢镇谢家堂村庋藏的唐序宋谱阳夏《谢氏族谱》”的探研，“从序文中揭示出：谢氏原来是出自炎帝，至西周时周宣王改封元舅召公（姬姓）为申伯，于信阳建申国，为防御楚人入侵，不久令其转为州牧，于古谢邑（平昌关）筑谢城，后世子孙以谢为姓，为黄帝之系，与《世本》这部专著的记载符合”。
陈先生文中引用了该谱三个序，而在这三个序中，我怎么解读也得不出陈先生的上述结论。现完全照录陈先生的引用部分，看看合乎逻辑的分析应是什么结论。唐代谢肇广明元年（880年）《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谢氏本系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嗣。建（谢按：疑陈误写，应为‘逮’）至唐虞降世，而为四岳。至周，有申伯为周宣王元舅，丰功硕德，聿为中兴勋戚。王命于邓州之南阳筑谢城以封之。厥后子孙世仕于周，而家于封。其后，或仕宦，或商贾，避迹远游，错处海内者，实繁盛矣。而究其本源，同归一派，昭然可据也。”
南宋彭龟年绍熙五年（1194年）《东山谢氏家谱序》：“氏族之学难稽者久矣。君子必质诸《世本》者，以其源于周官小史著姓之说，理尚可信不诬。谢氏之裔出于炎帝，则《世本》果安在哉？盖自申伯受封于谢，其地即今汝南谢城（谢按：下面将分析其误）是也。”
清朝谢凤仪咸丰元年（1851年）《重修家谱序》：“稽我谢氏受姓肇自申伯，秦汉以来世居阳夏……”陈先生引用该谱的三个序中，赫然有清序在，而陈先生竟声称该谱为“唐序宋谱”。该谱三个序中，也无一处言及召伯虎者，陈先生也竟能定召伯虎为谢氏得姓始祖。不得不令人称奇。
我对该谱三个序的解读是，唐序最早，也最详，自然是基础。但同一问题作文章，后者不能重复前者。宋序当是对唐序的补充、解释和圆全。清序则是对前两序的简明概括。唐序讲申伯是炎帝之裔，在周宣王时被封于谢城，子孙也“家于封”而为谢氏，这是以后各地谢氏的“本源”。但唐序未提《世本》的说法，《世本》成书于战国晚期，说谢氏为黄帝裔，任姓之后。
谢肇应该是见过《世本》的，他可能认为那是讲的远古的谢，与本谢无关，故未提。南宋再修谱时，彭龟年被谢氏请序。凡谱序，几乎都是颂歌，彭也断然不会唱反调，令谢氏不悦。他的高明处在于，先提出《世本》之说，以示自己渊博；在解决之，圆全之，以令谢氏满意。他后边几句话的原意应理解为：谢氏出于炎帝系，那《世本》之说还成立吗？这并不矛盾，因为炎帝系的谢氏是自申伯受封于谢才开始的（与《世本》所述远古之谢不相干）。
至于远古的黄帝系之谢哪里去了，彭也未提，他可能认为那与本谱无关了吧。（此问题在下面讲的谱序中有回答）清序不重复，不绕弯，一语概括前说。三个序是一致的，即：谢氏始祖为炎帝裔之申伯，由申氏变谢氏，则缘于被封谢城。在这三个序中，看不出陈先生讲的黄帝系、姬姓、召伯虎的丝毫踪影。
（二）其他谢氏家谱也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陈先生在臆想的解读了阳夏《谢氏族谱》的三个序后，又引伸说：“除此以外，我又翻阅了苏东坡、文天祥等数十部谢氏谱序（不包括现代人撰写的谱序），也都没有再提过‘谢氏本系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嗣’，都是肇自周宣王所封申伯。
这怎能说‘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呢？”这就奇了，谢谱言炎帝者比比皆是，怎么陈先生独不见乎？笔者读谱不多，竟屡屡见到举炎帝神农及其裔姜姓者。兹按成谱先后，略举例如下。并注明谱籍地、撰修者及收藏馆等，以便爱好者查阅。
1、清咸丰十年（1860）湖南沩宁《谢氏五修族谱》，九卷卷首二卷，木活字本，谢垂炯等修，国家图书馆藏。该谱卷首《录老谱艮斋公序》，是南宋谢谔（1121-1194年）写的序。谢谔字昌国，人称艮斋先生，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幼敏惠，日记千言，为文立成。绍兴进士。曾任知县、监察御史、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等。著有《艮斋集》。他年长给阳夏谱作序的彭龟年二十一岁，他的序作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比彭序早二年。彭作序年正是他去世之年。他的序，于谢氏之本最详。
其序曰：“余因考吾族古来有谱，庚子年得一本于族中，其言疑若无据。后预朝籍，杨寺丞文虎家多藏书，因循其目，有此谱二卷，索本录之。既而稽之馆阁所藏，皆有此书。吾宗之外，但有郑氏一卷，他姓莫预焉。复观南丰之会所载家谱，亦似相符，于是乃信。谢氏出于姜姓，炎帝之后。任姓以后，分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或以失国，子孙散亡。至周宣王，命申伯为卿士，使召伯营谢邑，以赐申伯，此族氏之本也。”
艮斋公的序，讲了他对族谱的疑、探索、考证和信的过程。作为大学问家，他是看过《世本》的，他特别点出《世本》中讲的黄帝系的任姓分出的谢族，其国在南阳宛，但很早就因失国而失姓了。他的结论是：谢氏出于姜姓，炎帝之后。炎裔申伯被周宣王封于谢邑，这才是谢氏之本。
艮斋公的序，既包含了早于他的唐代谢肇序的内容，也包含了晚于他的彭龟年序的内容，而且对彭序中提出的《世本》黄帝系说，给予了比彭序更明确的解释，更指明了黄帝系谢族的失国失姓问题。当代史学家关于姓氏演变的最新成果：在周代，平民和奴隶，失国的同时也失姓，变成无姓无氏之人。这比谢谔的见识，几乎晚了近千年。而我在《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文中，引用当代史学家的最新姓氏理论，多数人赞同，不信者亦有之，足见统一认识之难。
2、清光绪二年（1876）江苏常州《毗陵谢氏宗谱》，三十六卷，谢顺德修，国家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及日本、美国都有收藏。该谱卷三之《谢氏集古录》，为谢氏南渡第十九世孙景岱所撰，开宗明义就说：“粤自神农起而姜姓传，申伯封而谢氏出。赫赫者宣王之命，肃肃者召伯之功，其都邑之相近而接壤者为邓州（原注：谢邑在河南邓州）。”这里的“召伯”即召伯虎，即诗经《崧高》中讲的，宣王封申伯于谢地，令召伯先为之筑谢邑，以使申伯居之。除此之外，召伯和“谢氏出”便没有关系了，召伯虎变不成申伯。
3、清光绪六年（1880）江苏无锡《谢氏宗谱》，宝树堂活字本，二十二卷，谢迎梅等修，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和美国都有收藏。该谱卷一载道光二十八年邹星躔写的《高田谢氏支谱序》，开头即为“粤稽金邑谢氏，系出神农，得姓于周，受封于申，出封于谢，因以为氏”。谢氏“系出神农”说得十分清楚。尤其难得的是他讲清了谢与申的关系，即申伯先受封于申，又从申“出”，再封于谢。这就是说，此时的申伯已脱离申，不再是申的国君，而是谢国或谢邑的执政者了。这印证了拙文《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中谢与申关系的分析。
该谱卷二载嘉庆癸酉年边超然《泰伯谢氏源流序》云：“考之先世，本姓姜，出自周元舅申伯公，宣王封之于谢地，子孙以谢为姓。”姜姓，即炎帝之裔。该谱卷三之《推本以要其始》篇讲：“推申伯之所出，当自炎帝始。……谢之得姓实于申，故推之当自申伯始。申伯，姜姓，侯爵，其先神农之后，为唐虞四岳，受封于申，国在南阳宛县。周宣王时，以元舅出封于谢，《崧高》之诗是也。”也说的很清楚。
该谱卷四载明朝正德十五年杨自持《毗陵谢氏宗谱序》：“谢之姓，其来尚矣。揆其所自，炎帝之后。”该谱《申伯公像赞》曰：“嵩岳降灵，生我尊亲，实四岳之裔，为昭代之卿。……洵周邦之良翰，无愧谢氏之宗型也耶！”四岳之裔，也就是炎帝之后。
4、清光绪江苏《毗陵谢氏宗谱》，五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活字本，谢兰生等修，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收入两篇明朝正德年间的序，一是正德庚辰年毛宪序，说：“稽诸史册，申伯承炎帝之裔，为周宣王元舅，封汝南（谢按：下节将讲其误）之谢城。厥后因国为氏，其流始长。故凡世之推原，谢之所自，必于是祖述焉。”二是正德辛未年南京吏部尚书王华序，亦明确指出谢氏为“炎帝之后”。
5、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邵阳《谢氏五道续修族谱》，又名《陈留家乘》，宝树堂木活字本，六卷另三卷卷首一卷，谢先荣主修，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卷首载明万历甲辰翰林院编修刘孔当撰《义历雅冈合修族谱序》，言：“谢之先，实始姜姓，氏曰有吕，自申伯以元舅受封于谢，故称……”另有明万历壬寅谢时泰《义历谢氏续修族谱序》，曰：“吾谢本……胙土命氏，神农之裔，所从来尚矣！”指明了我们的谢是胙土命氏制度产生的。我在《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的拙文中，曾阐述周代胙土必命氏，申伯受封于谢，必改申氏为谢氏。近读此族谱，方知先贤时泰公在几百年前，就讲出了此关节点，深愧读谱太少，读书太少。
该谱又载清乾隆四十三年谢绍安序，曰：“溯吾谢姓之初，始神农，本姜姓，至周宣王而出封于谢。……是谢姓之初，虽根于神炎，而实肇于申伯之封也。”该谱还收录了《尚书艮斋公序》，即前述咸丰十年《谢氏五修族谱》中南宋谢谔的序，二者仅个别文字有异，如前者讲南丰谱“亦似相符，于是乃信”，此谱为“殆有相似，于是可信”。前者讲“任姓以后分为十族”，此谱为“任姓之别分为十族”。前者讲“三代之际，或以失国”，此谱为“三代之际，盖以失国”。而炎帝系则无丝毫变化。
6、民国十一年贵州贵阳《谢氏瓜瓞谱》，宝树堂石印本，谢启元重订，日本东洋文库收藏。该谱录前代《源流备考》云：“其先姜姓，炎帝之后。任姓之别分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盖以失国，子孙散亡。至周宣王，命申伯为卿。使召伯营谢邑，以赐申伯。其支子孙以邑为姓，此谢氏之本也。”这段文字似抄自南宋谢谔的序，文字略有出入而不失原意。
7、民国十八年湖南沅陵《东山谢氏四修支谱》，玉树堂本，谢懋林主修，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卷一保留的旧序中，有明成化二年《亲藩沅陵王赐书义历三修老谱序》，曰：“粤稽谢本姜姓，神农之裔。申伯为宣王元舅，受封于谢，因邑为姓。”
8、民国十八—十九年《洪山谢氏五修族谱》，印泉堂本，二十八卷，谢敏修等编，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卷首上保留多篇旧序。谢敬绸、谢三锡之《康熙九年墨谱序》曰：“忆我族乃炎帝之胤，申伯之裔。”谢代巡《康熙五十八年谱序》曰：“粤稽我姓，始为炎帝之胤，肇于申伯之封。”其卷首上所收《受姓考》云：“我姓之源，出自姜姓，炎帝神农之后。……迨周宣王以元舅申伯蕃翰，王宝加地进爵，出封于谢，于是以国为姓。”
9、民国十九年《南江谢氏寿房续修支谱》，陈留堂木活字本，八卷，谢良通、谢新周等修，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存清光绪二十九年《八修序》云：“粤稽炎帝之裔，……周宣王时命申伯为卿士，于邑于谢，因地赐姓，此氏族之本也。”
10、民国二十一年湖南衡山《兰村谢氏白杨洲房谱》，东山堂木活字本，谢芳运等五辑，日本东洋文库收藏。该谱收录北宋苏询《宋文忠公苏老泉序》，内言“粤稽谢氏之先，始出自周宣王元舅姜姓，受封于谢，其后以国为氏”。姜姓者，炎帝之后也。该谱《谢氏同宗迁徙考》亦云：“吾族得姓之姓，本姜姓神农之后。”
11、民国二十四年湖南《长沙白泉谢氏家谱》，谢基极等修，宝树堂本，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录有明成化二年沅陵王序，同前述。该谱还录有明成化三年谢沛序，曰：“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于一，而百世不可以易。别其支派，各取以为号者，谓之氏。合而言之，一派之所出者，谓之族。如齐本姜姓，姜姓之正派者，吕氏也。申国、许国之类，虽同于姜姓，而支分派别。后世姓氏淆乱，失其从来。今之姓，方古之氏者。”谢沛讲姓氏演变史，指出申国是姜姓的支派，自然申伯的谢氏是炎帝之裔了。
12、民国二十五年广东《番禺芳村谢氏族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该谱录有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大明洪武戊寅庐陵亲藩沅陵王序》，其序曰：“粤稽谢氏，姜姓神农之后。申伯为周宣王元舅，受封于谢，因以为姓。”
13、民国二十七年湖南平江《谢氏族谱》，谢雪嶢纂，国家图书馆收藏。该谱录有明洪武二十一年工部行人李绾《源流总序》，曰：“谨按谢氏始祖，出自神农，……原本姜姓，传申伯之姊联姻周宣王为后，封舅申伯与谢川，因以地为姓。”
该谱卷首录清康熙十八年嗣孙庠生谢质生《福建旧谱序》：“予族谢氏始于炎帝，至周则有申伯为宣王之舅，辅佐王室大有功勋，宣王封之于谢，遂以邑为氏。”这些记载谢氏为炎帝之后的族谱，也许陈先生真的未读过，而不是视而不见。既然已翻阅了数十部谢氏谱序，不妨再翻一些，好在我都注明了收藏馆所，除了日本藏的几部，其他的都易看到。而且不止这些，言谢氏为炎帝后的谱书，在国家图书馆还有许多种。
陈先生说他翻阅了“数十部谢氏谱序，……都是肇自周宣王所封申伯，这怎能说‘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呢”？这真是惊天之问。因为凡是谢族，凡是读周史者，凡研究姓氏史者，悉知申伯系出炎帝，而非黄帝。这乃常识也。到目前为止，我仅知唯先生一人痴迷于申伯为黄帝后，将申伯与炎帝对立起来。先生讲数十部谢谱序都是肇自申伯封谢，这倒帮了我们的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使我们这些相信常识之人，更坚信谢氏是炎帝之裔了。
三、家谱与其他文献和文物皆证谢邑在南阳市宛城区（一）家谱之证前引各谱在讲述谢氏所本的同时，也多对谢邑何在作了交待，现再分述如下：1、河南太康收藏的《谢氏族谱》：唐代谢肇《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云：“王命于邓州之南阳筑谢城以封之。”这里的“南阳”辖于邓州，是县级之南阳。
2、清咸丰十年湖南沩宁《谢氏五修族谱》;其卷首上《录老谱艮斋公序》云：“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申伯被封的谢地，召伯虎为他筑的谢城，即在此。这里的“南阳”当为郡级，‘宛’为县级。谢邑的县体地点是在南阳郡的宛县。
3、清光绪二年江苏常州《毗陵谢氏宗谱》其卷三《谢氏集古录》云：“申伯封而谢氏出，……其都邑之相近而接壤者为邓州（原注：谢邑在河南邓州）。”今南阳市宛城区仍与邓州市相近。
4、光绪六年江苏无锡《谢氏宗谱》其卷三《推本以要其始》云：“申，国在南阳宛县。”周宣王时，申伯“以元舅出封于谢”。前边毗陵谢谱将谢邑定位与邓州接壤，则谢邑应在申国之南，约在今宛城区的南部边缘处。
5、光绪二十九年湖南邵阳《谢氏五道续修族谱》（又名《陈留家乘》）其卷首《尚书艮斋公序》云：“任姓之别分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盖失国，子孙散亡。”后来周宣王封申伯时，又在此地“营谢邑”。这是很明确地指出，谢邑在南阳宛县，也即今之南阳市宛城区。又，其卷首《义历谱序》附“先后分徙乡贯”项下讲，“申伯封于谢：古申国之地，今邓州南阳县”。今宛城区即是原南阳县的一部分。
6、民国十一年贵阳《谢氏瓜瓞谱》其所录《源流备考》讲，申伯所封之谢地，乃古时任姓的分支谢族之地，“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
7、民国十八—十九年出版的《洪山谢氏五修族谱》其引《受姓考》云，申伯“出封于谢，于是以国为姓。……其地在今之河南邓州南阳县”。南阳县在元明清三代已属于南阳府，其属于邓州最晚也应在元朝之前，故《受姓考》也应早于元。
8、民国十九年《南江谢氏寿房续修支谱》其清光绪二十九年《八修序》云，远古时，任姓分为十族，谢其一也，“原国南阳宛”。后来申伯“于邑于谢，因地赐姓”。则谢邑仍在南阳宛县。
9、民国二十一年湖南衡山《兰村谢氏白杨洲房谱》:其所录《谢氏同宗迁徙考》云，“谢即古申国之地，在今开封府之陈留，陈州之阳夏是也”。说在陈留，明显是错误的。所以《迁徙考》又附以《纪地》，予以纠正。《纪地》改正为：“古申国之地，在今河南邓州南阳县。”
10、民国二十七年湖南平江《谢氏族谱》其卷首上为旧序，所录清光绪三十一年郡庠生谢式南《义先公裔三修谱序》讲的很直接：“谢邑即今南阳。”这些家谱记载，上自唐宋，下至明清，一致认定谢邑在南阳县，或曰宛县，即今之宛城区，应该是最可信的。
（二）文献之证古代文献之证:历史地理研究有一条原则，“凡古城邑故址的今地，旧籍有几种不同说法者，在一般情况下，理应以见于较早记载者为准”[14]。因为谢邑与申国相近，兹依此原则，将申国及谢邑在南阳的记载排列如下：
1、《汉书·地理志》：“宛，故申伯国。”该书为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著，未完部分由其妹班昭（约49-约120年）补。则这条记载当在公元120年之前。2、《潜夫论·志氏姓》：“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该书为东汉王符著，王符卒于公元162年，这条记载当在该年之前。
3、《国语·郑语》载郑桓公曰：“谢西之九州。”韦昭《注》曰：“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国语》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作，三国时吴人韦昭（约204-273年）为其作注，称《国语注》，又称《国语解》。按韦昭卒年计，此条记载也不迟于公元273年。
4、《晋太康地记》：“故申城在南阳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该书又名《晋太康三年地记》、《晋太康三年地志》、《地记》、《地志》，作者不详，书成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
5、《左传》隐公元年记“郑武公娶于申”。杜预《注》曰：“申国，今南阳宛县。”《左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作，亦称《春秋左传》。西晋人杜预（222-285年）为其作注，称《春秋经传集解》，则此注不晚于公元285年。
6、《后汉书·郡国志》：“宛，本申伯国。”《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398-445年）著，但缺《郡国志》部分。而在范之前，西晋人司马彪（？-约306年）著有《续汉书.郡国志》，比较完善，这也可能是范晔不写再《郡国志》的原因。直到北宋真宗时，才将二书合刊为完整的《后汉书》。这样算来，后汉书的这段文字，当在司马彪生前即公元306年前。
7、《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棘阳县下，刘昭引《荆州记》注曰：“东北百里有谢城。”这是关于谢邑方位最具体的记载。《续汉书·郡国志》是西晋司马彪作，刘昭是南朝梁人，为其作注。刘昭所引用的《荆州记》，是南朝刘宋末年盛弘之著，成书于元嘉十四年（437年）。
8、《水经注·淯水》：“淯水又南经宛城东，其地故申伯之国。”淯水即今经南阳市区之白河，则申国应在南北朝时的南阳郡宛县，即今之宛城区。该书作者是北魏郦道元（470-527年），成书于公元522年。又，《水经注·比水》：“比水又西南流，谢水注之，水出谢城北，其源微小，到城渐大，城周回侧水，申伯之都邑。《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者也。”比水即今唐河，谢水即今宛城区金华乡东谢营村东的小河，后因是南阳县（今宛城区）与唐河县的界河，又俗称“界河”，以当地乡音又讹称为“涧河”。
9、南宋王应麟（1223-1296年）《诗地理考》卷四《诗·南国》：“毛氏曰：‘谢，周之南国。’……孔氏曰：‘申伯先受封于申国，本近谢。’今命为州牧，故邑于谢。”王说的孔氏，是唐代孔颖达（574-648年），孔子三十七世孙，曾作《毛诗正义》。《毛诗》为《诗经》代称，是西汉毛公所传。王引的谢近于申的这条资料，其形成时间最迟也应在孔颖达卒年公元648年之前。
10、《括地志》：“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该书为唐初李泰（618-652年）、萧德言、谢偃等共同编著，成书应在公元652年前。谢偃时为功曹参军，对申、谢当会全力搜证，不会妄说。1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南阳县，本周之申国也，平王母申后之家。”该书成于公元813年。
12、北宋欧阳修（1007-1072年）《谢绛墓志》：“其（谢）国在南阳宛。”上述这些资料，从公元初直到公元一千年，都讲申与谢在南阳县，又曰宛县，具久远性和连续性。北宋以后的资料也不少，似乎不必再引了。
而陈先生讲申、谢在信阳，征引的资料为《方舆览胜》（谢按：应是《方舆胜览》）和乾隆《信阳州志》。《方舆胜览》为南宋祝穆撰，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初刻，二十余年后，其子祝洙又增补重订。这比上引南阳说的第一条资料晚一千二百年左右，比第十二条资料晚二百年左右。至于乾隆《信阳州志》，就更晚，更不足为据了。其实，信阳说始见于南宋之《舆地纪胜》，王象之编著，约宝庆三年（1227年）成书，比《方舆胜览》还早十余年，陈先生亦可参考。
今人论著认定,当代学者研究古谢国、古谢邑的著作，更加深入、细致。下面着重介绍几位著者及其论著的结论，并注明其出处，以便大家查找、研究。
1、谭其骧《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结论为，“是则谢邑故址，当在今南阳金华乡东、西谢营村无疑”[15]。谭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史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除该文外，在他主持并任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他任副主编的另一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都标明或写明谢在南阳县（今撤县，划为宛城区）境内。文、图、典，三者一致。
2、钱穆《国史大纲》：“申在南阳宛县，（原注：《汉书.地理志》）今河南南阳（原注：城北二十里）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于谢，在今南阳稍南。”[16] 钱穆乃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
3、周乾濚《春秋谢邑考》：“历经多少朝代，不能说它的辖地就毫无变化，但可以这样说，变化并不太大。……春秋谢邑实属于今河南南阳。”在总结全文论证之后，结尾之句更断言：“谢邑之在南阳是肯定的。”[17]
4、郑杰祥、任崇岳、艾延丁《谢邑考》：在文章结尾言，“综合以上所述理由，我们认为古代谢邑（谢国谢城遗址）所在地就是在今南阳县金华乡的东谢营村附近”。[18]
5、钱林书《古谢国在今南阳考》言：“南阳说时间最早，记载也非常具体，而且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以为是正确的。”又说：“则古谢城应当在今南阳县东南。今其地有以谢命名的东谢营、西谢营，即古谢国之所在无疑。”[19] 钱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直接参加了上述两个全国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研究、编绘、撰写工作，是历史地理学科的资深专家。
6、谢安民《寻根探源定谢邑》：“南阳县金华乡东、西谢营村附近古城遗址，才是真正的古谢邑遗址，申伯之都无误。”[20]
7、魏仁华、吴湛《申伯在南阳》：“申伯所徙之谢邑，当在今南阳县金华乡的东谢营村附近。”[21]
8、彤良翰《谢国、谢城及谢氏源流考辨》：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古谢城当在今南阳县金华乡涧河附近。”[22]
9、谢增寅《古谢邑今址考》： “综上，根据谢姓的居迁情况，以及古籍对古谢水、古谢邑的记述，和专家学者对出土文物的认定，古谢邑当在今南阳县东、西谢营一带，确定无疑。”[23]
10、谢少先、陈长怀、谢朝发、谢东斗《谢氏故里研究.通论》：“总之，通过以上说明，古谢国、谢城在南阳金华乡东谢营村一带。”[24]
11、谢少先、谢朝发、谢新堂《谢氏发祥地研究浅评》：“关于古谢邑遗址定位，‘南阳说’东、西谢营一带是始祖发源地，一、符合众多早期文献记载；二、先祖为南阳留下了充分的证据；三、有河流地貌完全与记载相一致。”[25]
12、谢永春《谢城在南阳》：“为正本清源，世界谢氏总会理事长汉儒先生深表关注，并于1993年春来信明示，托我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了解谢氏源流事宜。此本是我义不容辞之责任，受此重托，深感责任重大。几年来，我食不觉甘味，夜深方寝，遍查群籍，全面孜集，精心研究有关史料，三入南阳、唐河（谢按：本文作者是湖北枣阳市谢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实地考察，访人寻据，察古察今，日渐明晰。古谢城在今南阳当是无疑，具体区域位置是南阳东南六十华里，东至涧河，西至溧河，中间的等腰三角地为谢城古址。即以东、西谢营为中心。”[26]
（三）文物之证陈先生文中称：“1997年3月信阳县吴家店坟扒村刘忠富院内，出土一批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证明当时确实是申国和谢人民居之所在”。不知陈先生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弄错时代。据《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4期刊载的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撰写的文物发掘报告《两批春秋早期吕国铜器》，对吴家店公社坟扒生产队刘忠富院内出土的文物，已有明确定性，时间上属春秋早期，而不是西周晚期；国别上是吕国器物，而不是申国器物。陈先生何故颠倒哉？
真正的西周申国文物是在南阳出土的。[27]1981年2月，在南阳市北郊砖瓦厂发现一座申国贵族墓，出土一批申国铜器，其中一鼎二簠皆有铭文，仲偁父簠的铭文，经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学勤先生认定，仲偁父是周夷王的孙子，周宣王的从兄弟，在申国任大宰，即申国之相。铭文中的南申伯，即《诗经·崧高》篇里的申伯[28]。应注意，这里说的是“南申伯”，而不是“南申国”。是人，而不是国。有这批出土文物为证，则申国在南阳之说，早在二十多年前已得到世人公认。
南阳的另一批出土文物，说明申国一直坚持在南阳，直到被楚国灭亡。1975年3月，在南阳市西关煤场发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铜器、玉器、漆器等[29]。李学勤、刘彬徽二位先生认定出土的“申公簠”“应属楚器”，“是楚封君所作”，“是楚灭申后不久封申公之器”[30]。楚文王灭申后设申县，楚国县之长官称“公”或“尹”。该铜器铭文“申公彭宇”，证明楚王任命了非姜申之人为申公。
南阳出土的有关申的两批文物及信阳未发现申的文物，不是清楚地表明了，不论是西周之申国，还是春秋时楚国之申县，皆在南阳一地，信阳不沾边也。
至此，炎帝系申伯是谢氏始祖，古谢邑应定位在南阳市宛城区东、西谢营一带，已表述完毕，这篇文章也可以到此结束了。
四、余论但是，陈先生在谈谢的几篇文章中，讲了不少我们认为是与谢无关的东西，而硬与谢搅在一起，在谢氏宗亲中，特别是在一些查找资料不便的宗亲中，造成了疑惑和混乱。有必要再赘言几句，作一些澄清。（一）关于 “申”的问题陈先生说“有四个申国”，召伯虎在今信阳一带征准夷，“以功封为申伯，称为东申”。“东申姬姓，他与其他三申是四个同申不同源的诸侯国”。此“东申说”是陈先生的创造。其他人也有谈东申者，但与陈先生之说迥然不同。不管“东申”何时有之，有与没有，前述文物已证，皆与周宣王时封申伯于谢邑无关。再顺便介绍一下，严肃的科研最新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谢按：该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主编是谭其骧先生，战国前之先秦史卷编纂委员会主编是李学勤先生），皆无东申之说。
《大辞典》只有“申”和“西申”两条，将“申”释为“国名。姜姓。……《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而将“西申”释为“古族名。……盖申本为山西太岳山地区古民族之一。后来，一部分徙封于河南南阳，仍名曰‘申’；另一部则流徙于西方，因别于东方山西、河南之申而言，乃名曰西申。……西申具体地望当在今陕西北部安塞一带”。至于陈文列出信阳众多的“申伯遗迹”， 很可能是楚灭谢、灭申后，流移到此的申人、谢人，为怀念申伯而附会的。类似之事如“东山”，是在谢安隐居不仕的渐江上虞市南。但相传今浙江临安市、江苏南京市皆有东山，为谢安隐居不仕处，这都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此类事，作为旅游景点，讲明白只是为寄托人们的思念，也并非坏事。但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作为乡土教材，是决不允许的。今信阳（隋之义阳郡，宋之义阳军）在唐代曾两度改为申州。陈先生在文中联想为，“信阳是东申黄帝之系姬姓申伯始封之地，故简称‘申’”。如前所述，信阳与申伯封谢毫无关联。这就如上海别称为申城，与申伯无关一样。
（二）关于“召伯虎”的问题陈先生在几篇文章中用很多篇幅谈召伯虎，如在《为谢姓得姓开山祖“申伯”正名》文中讲：“从《史记·周本纪》对召公虎（封号申伯）的记述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编《简明中国历史辞典》（198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解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周宣王的大舅，丰功硕德，为周朝的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申伯’，原谓召公虎，一说召康公，姬姓……以功被封为申伯……迁封于谢邑……”我们查对陈先生说的《史记》和两本辞典，怎么也没发现召伯虎被封申伯的文字。而对于查找资料困难的人来说，面对如此认真的征引，如此肯定的记述，又怎能不相信呢？这不是明摆着在骗人吗？
必须指出，这是陈先生一个并不完美的编造。它既脱离了文献这个大“谱”，也脱离了周朝制度的大“谱”，因而漏洞百出。第一，陈先生说，“原谓召公虎，一说召康公”，此乃没弄清召伯虎是谁也。召伯虎，名虎，又称召公、召伯、召穆公，西周晚期大臣。召康公乃周初大臣，是召伯虎的先祖。第二，周朝宗法制度十分严格，姓以别婚姻，氏以辨尊卑，周王与召公同为姬姓，根本不能通婚。说召伯虎是周宣王的大舅，实乃太离周朝宗法制度之谱。
第三，周朝的爵位等级为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等级。伯比公低两级。伯为人名时则不是爵位等级，召伯之“伯”就是名的组成部分。召伯虎既是召公或召穆公，爵位是公，陈先生说他“以功被封为申伯”，怎么爵位反由“公”降为“伯”了呢？实乃太离周朝爵位制度之谱。制度决定人物的身份和命运，周朝的召伯虎确有其人，是有名的大功臣，但召伯虎从未变身为申伯。陈先生为自圆其说，说申伯和召公是两个称谓，“二者同为一人”，这就把真的申伯化为乌有，未免太过分了。申伯另有其人，乃前述我谢氏始祖。二者不容混淆。不要乱给谢氏安祖宗。
（三）关于学风问题陈先生为何立论与常人大相径庭？这在其文风学风中或许能找出答案。写历史论文，有其基本要求或曰准则，一是对资料要甄别，要去伪存真，要选用最原始、最早的资料，要用坚实的证据支撑所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二是要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避免最新成果摆在那里，你还蒙无所知或视而不见，只顾自话，遗笑于人。陈先生的文章则是从心证出发，随意拈取资料，又随意解读资料，甚至随意制造史料。现以陈先生的文章为例来分析之。
陈先生的文章引用南宋的《方舆胜览》和乾隆《信阳州志》，证其申和谢邑在信阳之论，为什么抛开了自《汉书》至北宋欧阳修等所有记载申和谢邑在南阳的古籍呢？这些记载可是早于信阳说几百年、上千年啊！陈先生讲申、讲申伯，援引1931商务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辞典》，而抛开2000年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须知，这部《中国历史大辞典》，是国家的重点社会科学项目，集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数百位历史学家，历十五年之功，完成各分卷编纂。又历三年，完成汇编本编纂。再历三年，才正式出版。这是全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的集体成果。陈先生何以不引？皆因该书的释文不符合陈先生的心证。既不引最早的记载，又不取最新的学术成果，如此违背立论的基本准则，所得结论焉能与常人同？
陈先生之文把信阳出土的春秋早期吕国铜器，硬说成西周晚期的申国文物；把内有清序的家谱，硬说成宋谱；把文献上讲的邓州之南阳县硬解读为南阳郡，以扩大其范围到信阳地，圆全自已的谢邑信阳说。如此偷换论据概念，所得结论焉能与常人同？
陈先生上引《史记》、引台湾数十教授的《诗经》今译，下征武汉大学之《简明中国历史辞典》、商务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言之凿凿，反复讲召公因功封申伯，召公与申伯为同一人。以此欺骗看不到资料的多数人士。经查证，皆无此说。如此无中生有地制造论据，所得结论焉能与常人同？
以此种学风搞“研究”，还是学术研究吗？以此种文风写出的文章，还算得上学术论文吗？我谢氏族众还敢相信吗？陈先生文中又云：“谢肇华先生文章说，‘谭其骧为首的众多专家撰写论文从方方面面论证古谢城还是在南阳xx。我听说那次会议谭其骧老先生就没有到会。”言外之意，谭先生为谢氏讨论会撰文一事是我捏造的。这是陈先生的又一种影射文风吧。陈先生之“听说”，应该是听与他一起编《阳夏谢氏》的那位谢氏宗亲所说吧。
既然陈先生意有所指的提到“那次会议”与谭先生，我就不妨再说说与谢氏相关的那次讨论会，以及与这次讨论会相关的谭先生的人品和学风。其实，被陈先生迷惑，排斥自己珍藏族谱中的炎帝、申伯先祖，要将先祖换成召公的这位谢氏宗亲，并未参加“那次会议”，他不知详情。那是1991年10月在南阳召开的“中国谢氏源流首届学术讨论会”。我负责邀请河南省以外的学者。我写信邀请谭先生，谭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开会时，谭先生却未能与会，而是托他的学生兼同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钱林书教授，带来了他的文章《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
钱林书教授会上讲讲，谭先生很认真，答应与会，是一定要来的；既要与会，还一定写文章。为了给这次讨论会写文章，老先生亲自查资料。登折叠梯取书架高处的书时，不慎跌了一跤，因摔断腿骨而住进医院。谭先生因不能如约与会而抱歉，但还是坚持在病床上完成了这篇文章。我们听后很感动，佩服先生做人的高尚和治学的认真严谨。后来听说，先生再也没站起来，研究谢邑之文，很可能是先生最后的文章。因我请先生而竟致先生受伤不起，为此我一直愧疚于心。我们谢氏应该感谢为谢氏研究用尽最后一点力的谭其骧先生，我们应该学习他，记着他。
就以这则与我谢氏有关的文坛掌故结束本文吧。我谢氏族人可从中慢慢体味，真正的大师是怎样做人做学问的。2011年3月24日晚12点于北京拂林园完稿（原载《中华谢氏》总第2期，2011年6月，武汉）--------------------------------------------------------------------------------注：[1] 参见河南省太康县谢氏文化研究会编《谢氏天地》2009年第1期载：《谈经说史辨谢源》、《悼念永春，兼论谢氏源流》、《源头不必画蛇添足》等文。[2] 参见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杜正胜：《周代城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
[3] 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庶人、工、商”、“国人”等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4] 参见朱凤瀚：《商周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载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 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上）》，《大陆杂志》第65卷第2期。[6]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352-353页。
[7] 《诗经.大雅.崧高》。[8] 郭沫若主编：《中国话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册第240页。[9]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351页。[10] 杨宽：《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载氏著《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
[11]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1-18页。[12] 见《谢氏天地》2009年第1期第11页。[13] 拙文《为什么确认南阳谢营为谢氏发祥地》，刊载于全球谢氏宗亲总会主办、南阳市宛城区谢氏宗亲联谊会承办的《全球谢氏通讯》总第17期（南阳，2008年1月）。拙文《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刊载于中华谢氏联谊总会主办的《中华谢氏》创刊号（武汉，2010年11月）。
[14] 谭其骧：《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载谢肇华主编《谢氏故里研究》，南阳市宛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南阳谢氏祖地文化研究会出版，1998年。[15] 谭其骧：《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载《谢氏故里研究》。[16] 钱穆：《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又见氏著《西周戎祸考（上）》，载《古史地理论丛》。
[17] 周乾濚：《春秋谢邑考》，载《谢氏故里研究》。[18] 郑杰祥、任崇岳、艾延丁：《谢邑考》，载《南都学坛》1989年第1期。[19] 钱林书：《古谢国在今南阳考》，载《谢氏故里研究》。[20] 谢安民：《寻根探源定谢邑》，载《谢氏故里研究》。[21] 魏仁华、吴湛：《申伯在南阳》，载《谢氏故里研究》。
[22] 彤良翰：《谢国、谢城及谢氏源流辨》，载《谢氏故里研究》。[23] 谢增寅：《古谢邑今址考》，载《南都学坛》1989年第1期。[24] 谢少先、陈长怀、谢朝发、谢东斗：《谢氏故里研究.通论》，载《谢氏故里研究》。[25] 谢少先、谢朝发、谢新堂：《谢氏发祥地研究浅评》，载《谢氏故里研究》。[26] 谢永春：《谢城在南阳》，载《谢氏故里研究》。
[27]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28] 李学勤：《论仲偁父簠与申国》，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29] 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30] 刘彬徽：《楚国春秋早期铜社器》，载《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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