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伍德 出身皇家的总统（决心变革阿富汗文化 社会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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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历1973年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之后，穆罕默德达伍德汗正式废除了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这在阿富汗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杜兰尼王朝内部一系列颠覆活动的最后一次，即一个野心勃勃的堂兄弟代替了另一个，很难说它是一场政治革命。

政变和革命（1973—1978）

一、1973年政变

实际上，在达伍德的主持下，革命派系5年来在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有惊人的增长。无论这位出身皇家的总统是何种企图，这些革命派别是决心要变革阿富汗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他们很快就有机会大展宏图。

达伍德通过与中间和左翼两个敌对势力的合作，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策划政变。经苏联训练的年轻军官实际上完成了对权力的接管，并带领几百人的军队夺得了喀布尔市内的主要据点。很多阶层的公众欢迎新政权的到来，其中包括：军队领导人对达伍德创建强大军队，并在先前任期内贏得苏联的训练援助之事一直心存感激；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期望民族主义的达伍德能够复兴普什图尼斯坦运动，或者能与巴基斯坦修改边界线；改良主义者对达伍德坚决支持戴面纱的可选择性一事记忆犹新；左翼分子曾经一段时间与这位新总统秘密地共谋大计。

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与达伍德有着密切的关系）领导的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由于曾经在军队中贏得大量的支持者，在这次政变中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共产主义者曾被扎希尔拒绝承认为合法政党，故此他们从未停止过煽动反对扎希尔的活动。而此时，他们都指望在这次政变中能捞到较多的政治好处。在达伍德的新政府中，少数“旗帜派”支持者被任命为高端领导层，而其他更多的被安排在较低的职位。因此，“旗帜派”在政变后的头一个月开始大范围地招募新会员。

然而，达伍德并不像共产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言听计从。不久，达伍德躲开各地的“旗帜派”年轻官员，在军队的关键岗位安置了他自己的亲信。他还借口无效率把两名“左翼”部长从内阁中打发岀去，并拒绝了“人民派”打算用其党内更有能力的骨干接替空缺位置的提议。著名的反共分子也逐渐被带进政府。

扎希尔的其他批判者也很快丧失了信心。9月，前首相、中间派改革者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政变发生后自国外归来）被控告组织阴谋叛乱，一起牵连被捕的还有其他44名政治家和军官，其中包括扎希尔最后一任改革派首相穆萨沙菲克。10月，迈万德瓦尔死于狱中，据说是被折磨致死的。与此同时，“旗帜派”仍旧掌管着内政部，使得外界认为受欢迎的领导之所以被蓄意消除，是因为他是人民民主党潜在的竞争对手的缘故。

二、个人独裁统治

1973年8月23日，达伍德为了证明其发动政变的合法性，向阿富汗全国发表演说。他指出，在过去的10年间，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如计划资本投资总额连年下滑。第二年3月，达伍德提出了一个由商务部牵头的贸易发展规划，以提高贸易额、促进工业发展、刺激民族产业的发展，以及稳定商品价格。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盛行的方式一样，达伍德在重要的工业项上，赞同中央领导的经济计划体制。如果按照以前的惯例，在经历几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就有必要获得来自外国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来源于苏联，美国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但达伍德和20世纪30年代的纳迪尔沙一样，设法摆脱包围在阿富汗周围的两大强国。

1974年，阿富汗与伊朗达成了一个10年期限、价值2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尽管只兑现了很少一点钱），而且还尽可能地寻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帮助。有大量的阿富汗人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工作，并把外汇收入寄回国内。尽管进行了一些适度的土地改革，但农产品的产量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贸易收入受到与苏联的越来越不利的贸易条款的的损害。

达伍德总统设法利用其膨胀的权力，为起初支持他的大多数政治团体指引独立的航向。而他自己在整个5年的统治时期，一宜兼任首相。1976年，他组建"国民革命党"以动员更广泛的支持者。1977年1月，他召集一次大支尔格会议以批准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了强权总统领导的一党制政府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自然资源和基础工业领域实行国有。

随着独立报纸的出现和被接二连三的关闭，政治自由化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新一轮的阴谋、逮捕和死刑开始到来。为了报复达伍德支持普什图分裂主义分子，巴基斯坦资助了零星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叛乱，随后，这位阿富汗总统逮捕了伊斯兰主义者领袖穆罕默德尼亚齐及其数百名同伙。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处死，而那些躲过逮捕的人逃往巴基斯坦，开始组织新的抵抗运动，这些组织后来投入到抵抗共产主义政权和苏联军队的战斗当中。如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组建的“伊斯兰党”，布尔汉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

三、与苏联的疏远

苏联对达伍德的政变表示了欢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对此有所了解。苏联对扎希尔相对自由的政权，以及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都表现出不满。早在达伍德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双方在军队建设方面就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且苏联对达伍德以武力对抗美国盟友巴基斯坦表示支持，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想利用达伍德与卡尔迈勒及“旗帜派”的关系。

在1974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达伍德获得了延期偿还债务和价值4.28亿美元的新经济援助的承诺。但这比他曾经预想的要少的多，而且还背负着与“旗帜派”紧密合作的压力。

这次访问只是让达伍德对投入苏联怀抱的作法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很乐意让苏联停留在边缘或象征性的问题上。在他执政的五年期间，阿富汗在联合国一直与苏联支配的“不结盟运动”一致投票，而且在“以巴冲突”和其他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人的外交利益。达伍德还同意，在沿阿姆河边界的苏联戒备森严的“铁幕”(其后是40英里的无人区)附近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禁止任何形式的西方经济活动。

但阿富汗总统从未间断地寻求美国或西方的支持，以平衡苏联的影响。不幸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越南战争中大溃败之后，其影响力也步入低谷。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由支持友好、进步的非共产主义政权转向尽可能的推广共产主义革命。达伍德不遗余力地镇压阿富汗境内的左翼力量，包括军队中由苏联培训的军官，正是对苏联强硬派有利的事情。

早在1974年，达伍德就求助于印度和埃及，希望能够为其军事培训提供帮助。然而，这两个国家和阿富汗一样，都依赖于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并以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为目标。但达伍德以穆斯林工作人员替换了很多苏联军事顾问，这让莫斯科政府如坐针毡。

达伍德在取得权力之后，不想在复兴“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浪费一点时间。他为来自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普什图叛乱分子提供避难所，因此招致巴基斯坦对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的一阵空袭，并公开支持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的叛乱。然而此时，伊朗和美国通过不间断的外交努力，再加上明显缺乏兴趣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化解了这次危机。1976年，达伍德和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克尔阿里布托进行了官方的相互访问。1978年3月，在达伍德访问伊斯兰堡期间，他同意停止支持叛乱团伙，并在今后停止驱逐巴基斯坦的武装人员。他还准备在巴基斯坦培训阿富汗军事人员。

1977年4月，达伍德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标志着他与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以及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据说，达伍德抱怨苏联重新联合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和“人民派”的努力。而勃列日涅夫在一旁谴责达伍德政府“右倾”的趋势，并要求阿富汗驱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派驻在兴都库什山北部地区的工程专家。据说，达伍德愤怒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走出会议室。让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是，这位阿富汗总统宣布他计划于1978年春访问华盛顿。

对于苏联在1978年4月共产主义政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问题，历史学家尚有争议。苏联政府及其驻喀布尔大使馆一直与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资助他们的活动数年。有数百名苏联顾问在阿富汗陆军和空军部队中任职，事实上，正是此类军队完成了政变，而并不是新政权所宣称的那样，进行了一次人民“革命”。

正如后来哈菲祖拉阿明所断言的，如果政变计划预先已经准备充分的话，那么苏联驻阿大使馆对此肯定深知。然而，一些事件先于政变发生，如和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间的行动与反行动，已经完全脱离了苏联的控制；而且，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苏联期望在这样一场政变企图中捞到好处，特别是因为政变的结果扑朔迷离、无法预料。最后事实证明，因政变而引发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连续事件，对未来的苏联是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甚至由于苏联的支持，才导致了这次政变未能像从前达伍德成功实现的那样，在军队和公众中奠定支持的基础。但中间派改革者、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都曾对他的行动感到失望。1977年3月，达伍德提名了新内阁，其中内阁成员儿乎完全被其亲友占据，甚至把温和的左翼力量排斥在外。在随后的12个月里，达伍德似乎对一小撮保守派的或者右翼顾问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疏远了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结果，最终导致了1978年数量相对较少的共产主义行动主义分子能够获胜(正如达伍德5年前所做的那样)，尽管大部分安阿富汗人民所反对的内政、外交政策，很快又被共产主义者贯彻执行。

四、四月革命

1977年7月，“人民派”和“旗帜派”鉴于苏联的持续压力，在伊朗和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积极干预下，两个政党派别一致决定重新联合。两派共同委任15个成员组成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然而，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军队内部，两派很大程度上仍旧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彼此视为“眼中钉”。

面对达伍德发起的大清洗和迫害运动，“人民派”和“旗帜派”两派别都设法保存和增强实力。当达伍德把很多有“旗帜派”背景的军官免职或者将他们调离喀布尔时，另一些人则躲开了监查，很多“旗帜派”的支持者被安置在文官序列。此外，“人民派”进一步弥补了“旗帜派”在军队中的空缺，这主要是由于哈菲祖拉阿明领导的大范围征募新会员行动，他在此前成功地组织学生和教师进入人民民主党。把精力主要集中于普什图官员的阿明，后来宣称“人民派”早在1976年就开始策划一场政变。

征募新会员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几十年以来苏联向数以万计的阿富汗军政人员进行政治灌输，这些人都曾在苏联集团或苏联在阿富汗开办的军事和科技学院接受过培训。至1978年，受苏联培训的工作人员填充了政府官僚机构中的大部分职业和技术岗位，构成了军官队伍的1/3强，其中空军占一半以上。

另一方面，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党中大多数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领导人都在西方国家和西方在阿富汗开办的学校受过教育。第一届共产主义内阁组建之初，仅有3名军官曾在苏联接受过培训，但16名文职官员当中，就有10名在美国受过教育，两名有欧洲教育背景。他们都能说英语，但几乎都不会讲俄语。

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的思想家米尔阿克巴尔希贝尔被两名持枪男子杀害，这件事成为促成共产主义者接管权力的导火索。人民民主党指责达伍德实施了这次暗杀，尽管后来还有人指责“人民派”。与此同时，公共舆论指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来自达伍德的威胁。“旗帜派”和“人民派”在喀布尔组织的大约有1万—3万人参加的葬礼行进队伍，最终演变成了反美、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都发表了具有煽动性的演讲。

4月25日，惊慌失措的达伍德逮捕了这两个领导人及其几个同伙。塔拉基的逮捕对“人民派”来说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对于达伍德来说不幸的是，他的警察由于疏忽，直到第二天才拘留了阿明。据阿明后来的解释，他按照早有预谋的精密计划，利用这个不幸的空挡向装甲部队、空军和广播站的同谋者传递信号。不管怎么样，一旦人民民主党领导人被捕，“人民派”官员别无其他选择。

4月27日，第四装甲部队的几百人、50辆坦克袭击了总统府，当时还正在召开一个内阁会议。这次袭击对其他"人民派”骨干来说是个信号，他们随即接管了军械库，并下令从各个方向向首都中心聚集。还有其他的坦克部队占领了军用和民用机场。两千名皇家警卫（显然认为自己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政变战斗）和两个步兵师遭遇，起初他们都设法保持克制，但最终火拼起来。

军队本来是被命令举行仪式纪念人民民主党首领的被捕，但军队的全面混乱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叛乱分子。很多非人民民主党官员还不清楚军队也被卷了进来，但也没有支持达伍德的充分理由，结果相安无事。4月28日，当达伍徳在总统官邸被拘捕时，他和30名内阁成员及其家属都被杀死。可能还有1000人死于这场战斗。

4月27日的晚上，当达伍德仍在抵抗的时候，领导第四军的“人民派"成员马约尔阿斯拉姆瓦坦贾尔，他在1973年还参加过达伍德的政变）和空军司令官“旗帜派”成员阿卜杜勒卡迪尔（是一位非普什图人什叶派穆斯林）一起宣布政府接管广播电台。他们分别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宣布说，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掌握了权力，并会按照伊斯兰教精神进行统治，以造福于阿富汗人民。塔拉基由于担心向右翼官员泄露这次政变的实质，因而避免自己亲自去宣读政府公告。这个临时军事委员会只存在了两天时间，至4月30日，被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代替。这个新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增加儿个军官而成。

五、“人民派"的胜利

虽然有苏联共产党作调停人，但人民民主党两大派别的激烈权力斗争还是发生了，不久“人民派”力量获胜。6月27日，阿明被任命为政治局总书记，同时，塔拉基在党内的文献中开始标榜自己为“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很快，他的肖像不可避免地被到处安放，甚至在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时，也被举到最高处。

人民民主党内部两派系的权力斗争暗含着政策上的分歧。政治局明确地否决了卡尔迈勒的长期目标，即与非共产主义政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进行统治，而不是由人民民主党为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并为各省任命党的书记，其权威在各自的省长之上，区和地区级的党的负责人框架也最终得以确立。“人民派”积极分子被指派去发动农民、妇女和青年人的运动。

至7月，阿明是唯一的副首相，并兼任新的秘密警察部门阿富汗利益保护机构(普什图语)的领导，从而使他成为阿富汗举足轻重的人物。此时，政治局有力地清除了卡尔迈勒及他的九位高层支持者，其中包括后来的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1947—1996)，并派遣他们出任驻各国首都的大使，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向兼任外交部长的阿明汇报工作。卡尔迈勒在离开阿富汗赴任的前一天，显然试图要组织一次反政变。由于卡尔迈勒的计划被告发，阿明在8月及其随后的几个月里，开始大规模逮捕党和政府内重要的“旗帜派”成员，其中很多人被拷打致死。卡尔迈勒和纳吉布拉流亡至布拉格和莫斯科，长时间等待着另一次掌权的机会。“人民派”政府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总共大概处死了大约500名“旗帜派”成员。

喀布尔的大多数阿富汗人，更不用说其他省份，第一次不确定该如何回应人民民主党的政变。他们也没有--点理由去设想，与以前的政府变革相比，不管和平的还是暴力的，这次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转变。除了供养官僚机构的少数人能够从诸如教育和城际道路这些有用的服务中获益外，数以百万的阿富汗人仍旧过着他们游牧或者村居的日子，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中心。

穆萨希班家族统治的最后50年，在农村地区主持了一次相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但没有完全满足知识分子阶层的需求，所以这段时间阿富汗人几乎没有忧伤。塔拉基总统出生和成长于一个乡下的加兹尼普什图人家庭，而后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他被阿富汗几个有权势的支持者所认可。塔拉基有着其他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从未有过的文雅，他最初成功地使一群部落长老相信，反对杜兰尼暴政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确保人民的基本需求。他也在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对苏联的40年附庸。

至秋季，激进的“人民派”力量全面战胜了渐进主义者的“旗帜派”，阿明的冷酷无情压倒了塔拉基的亲切和蔼，致使公众的任何幻想都化为泡影。1978年6月，阿富汗政府感觉到足可以安全地把黑、红和绿三色的国旗换成苏联风格的红旗了。

结语

此时，阿富汗政府迅速地给这个尚未准备好的国家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改革计划。虽然最初的措施实际上与经典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但他们的贯彻方式几乎可以肯定激起反抗。如在第四号政令文件（1978年5月15日）中，他们省去了经典的开场语句“奉真主之名”，由此引发了反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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