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日报推出“我身边的革命故事”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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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红色档案

■晓宇

之所以称为红色档案，是因为这些故事都被鲜血和汗水浸染，同时也被颗颗红心镶嵌。红色档案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可触可感，始终让我家一代又一代人重温着、反刍着、铭记着。——题记

鲜血染就爷爷的档案

在老家的墙上，张贴着一张烈士证，虽然年代久远，但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那是爷爷参加革命牺牲后高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是我家的第一份红色档案。

我家住在高唐县梁村镇，爷爷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耳闻目睹解放军一心为民的所作所为，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他热情高涨，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战场上奋勇杀敌，多次立功受奖。

不幸的是，参加天津的战斗时，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49年1月14日13时35分，第四十六军（九纵）第一三七师打开敌军突破口。从14日17时到15日凌晨1时，在津南，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激战8个小时，为主力部队的纵深战斗打开了通道。爷爷所在的第四○六团二营越过废墙子河，经丁家花园沿永安道直插云南路，在马场道与云南路之间遇国民党守军阻击。六连从翼侧插过去，迂回到国民党守军侧后，五连从正面猛冲猛打，战斗中，8个国民党士兵将爷爷围住。但爷爷毫不畏惧，同他们展开了搏斗。其中一个国民党士兵突然拔出刺刀，狠狠地刺向他的右臂。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爷爷的满腔仇恨化作无穷的力量，他拿起冲锋枪一顿扫射，敌人的机关枪像发了疯一样向爷爷开火。战士们闻声赶来援助，阵地上浓烟滚滚、弹片纷飞，爷爷已中弹牺牲了。

这么多年，爷爷那张烈士证犹如一簇火焰，始终感染着、鼓舞着我们一家。让我们这些后代汲取了丰沛的红色力量。

汗水浸润父亲的档案

整理父亲的史料时，我找到了一些泛黄的、已经褪色的奖状、证书以及奖品。翻着这些档案资料，阅读着父亲的篇篇日记，我禁不住泪湿眼帘。

上世纪60年代末期，父亲参军入伍，苦练革命本领，立志终身报国。在部队，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作战，两次立功。我在父亲的日记中，发现了他的立功记录，他从未对我们提起过。

当兵三年退伍后，父亲回到家乡，在生产队劳动。他帮助乡亲们学习文化知识，月月出满勤，休息时间搂树叶、拾粪、捡柴，开荒种地，增加收入，补贴家用，永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那个年代，父亲依然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在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劳作，从来没听过他有一声怨言。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的、平凡的，但也是美好的、快乐的，因为他在艰辛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坚强、有过奋进、有过收获。这本薄薄的档案，虽没有我想要的关于父亲的全部答案，但它却清晰地再现了父亲勤劳朴实、甘于奉献的人生。这本黄黄的档案，凝结了父亲毕生的心血和无尽的汗水，其厚重岂是拙笔可描？

初心绘写我的档案

在我面前的档案袋里放着几个本子和一沓沓照片，这些是我整理登记的贫困户资料。我想，只有把每户人家的情况都摸透了，才能对症下药，想出好点子。所以，看似不起眼的一摞摞登记表和照片，是我们带领贫困户走出贫困的翔实记录，是见证脱贫攻坚历程的档案库。小小的扶贫档案背后，浸润着我在扶贫路上的滴滴汗水。

又是一个晴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拿着贫困户登记表来到贫困户张成家中。经过仔细询问和核查后，在张大伯家的红砖墙上张贴了贫困户核查信息表，这是张成老人搬新家后的第一次核查。原来，72岁的张成老人是危旧房改造政策的受益者，张成老人常对人说：“家里就我一个人，身体又不好，没能力照顾自己，之前的泥砖房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国家政策好，给我换了红砖房，现在家里不缺水、不缺电，晓宇也经常来看我，能搭把手的时候从来没含糊过，我们这些贫困户真是过上好日子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脱贫攻坚迎来收官之战，作为扶贫干部的我，在爷爷和父亲的红色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凭借一颗热忱的心、一双勤快的双腿和一腔干事的热血，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三代人的红色档案，总有一种持久且深沉的力量，每每看到总叫人心头一热。重温红色档案，重温我们一家三代人骨子里的信念，这也应是我辈乃至后代们最为骄傲的事情！

齐健民秘密建立情报站

■齐渝临

1943年春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惨败，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参战。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把兵力收缩集中在中心城市、主要交通线，保留机动兵力，联合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日伪出动大批兵力对三分区部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军分区所属武装仅有二十二团（300余人）、军分区基干团（300余人）、马颊河支队（500余人）、区小队共约千余人。在与日伪大部队的战斗中，特别是在冠县孔村的那次血战中，军分区武装力量损失惨重，齐健民所在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由300多人减至百余人。部队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军分区对敌“铁壁合围”（突然性、战术多变）未引起重视，对敌侦察情报（战略、战役）工作思想麻痹。因日伪对冀南实行“囚笼政策”，斗争环境日益艰难，根据地暂时缩小，为增加冀南军民与敌人斗争的回旋余地，7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冀鲁豫三分区改为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

军分区根据春季对敌“铁壁合围”战斗的经验教训，为“明我耳目”，加强对敌情报侦察，避免损失，1943年7月24日，军分区基干团三连长齐健民奉命调任冀南七分区通信、侦察队副队长，上级是军分区作战处处长刘始明。1943年8月，成立军分区情报处，调原军分区基干团团长史秉信任情报处处长，调杨大伦任军分区敌工科长。

齐健民于1943年8月14日奉命调任冀南七分区情报处参谋，当时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在莘县魏庄镇，后来情报处驻地迁往冠县桑阿镇一带村落，人员有处长史秉信、参谋齐健民、协理员谢连山、通信员5名和若干人等。

军分区敌工科设在冠县桑阿镇段庄，有日伪军干事侯冰枫、韩洪林、杨海峰、邢邦典、孙善鸣、范利民，司务长邱保德及工作人员、通信员、炊事员若干人，秘书郭策、副科长何郁亭（后更名王鲁际）。敌工科下属县敌工站受双重领导（县、敌工科），人员有莘县陈洛、曹斌、刘协俊、傅光、郝鹏，冠县董华、许锡山、刘振先，堂邑田志一、贾洪元、赵剑光、刘金河、闫保俄，南峰县宋雪峰、李树臣，永智县程高峰等。

1943年11月，齐健民率3名通信员离开情报处驻地，在堂邑西南10公里于家（现冠县郑家镇东、西余家）建立聊（城）堂（邑）情报总站暨七分区情报中心站并任站长。经过慎重考虑情报总站设在于家一户地主家。

当时对敌情报工作主要是对附近伪军据点头目进行教育、让其明白抗日形势，并建立单线联系，根据情报来源整理出书面报告，送交情报处。在此地域战斗的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八路军七分区马颊河支队，领导人是李善亭、刘洪源，齐健民在军分区敌工科长杨大论和李善亭、刘洪源的协助下，与驻守附近据点的伪军头目建立了联系，但他仍十分警惕，不敢掉以轻心。齐健民打扮成情报站工作人员“汉奸”模样，戴墨镜、叼香烟、腰别枪，骑车进入伪军据点，搞到情报后分析整理，每月呈送，遇紧急情况立即送出，利于歼敌或避日伪大部队“扫荡”。

群众单线情报人员（月供一斗小米），多是据点附近可靠的村民或据点内伪军家属和亲朋好友，在夜晚秘密地点与总站通信员见面，交接情报。为了便于工作和防险，1943年底，聊（城）堂（邑）情报总站移至于家东千余米冠县郑家镇郑家村（现聊城市东昌府区），此地为沙林土岗，更利于避险。情报站在住处挖有地洞和通向村外的地道。

日军占领聊城后，城内有一个大队鬼子兵，伪警备大队和伪宪兵、警察局等。鬼子修炮楼、建据点、深挖沟、高筑墙，分割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袭击、奔袭、反复“扫荡”和“铁壁合围”，实行抢光、杀光、烧光“三光”政策，毁灭我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因此，侦悉聊城敌人情报和动态是军分区情报中心站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人手不足、通信员文化程度低，齐健民不断请求情报处派干部来，建立聊城情报分站。

1944年元旦上午，北风呼啸，天降鹅毛大雪，军分区情报处派来分站站长阎俊山和敌工干事孙善鸣。下午，齐健民与两人详细交谈并介绍了全面情况，根据任务，研究讨论了建站地点和布置方案，当夜，两人便冒雪入敌占区，东行20公里，安全隐蔽地进入了聊城南约10公里的聊城市侯营镇焦营村（现属朱老庄镇），在此村秘密建立了冀南第七军分区聊城情报分站（一分站）。

焦营村住户不多，沙土岗杂草树林地形，是一个不起眼的僻静小村，该村紧邻徒骇河，在聊（城）阳（谷）公路西侧约3公里，情报站设在村中开明地主芦春娥家，秘密搜集情报。分站情报室设在他家两层土楼隐蔽的暗室中，虽然室内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有地洞通往村边地道，以防日伪“扫荡”和破坏。

聊城情报分站成立后，与公路沿线据点伪军头目建立了情报关系，他们将每天搜集的情报整理成书面资料，迅速送到村西约20公里外的郑家镇郑家村的情报总站驻地。如何通过这20公里的日伪占区？齐健民最终决定在焦营村物色两个机灵的小孩，小七子（10岁）、小狗子（11岁），装扮成手拿打狗棍的小乞丐，这样可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敌占区。

分站工作的重点是侦探聊城城里的情报，特别是东城门，日军往返济南、阳谷及向抗日根据地运兵，都经此关。经军分区敌工科“架桥”，齐健民和阎俊山与守护聊城东门大城楼的伪军王小队长建立了联系，由其亲朋好友骑车沿聊阳公路，每天送一次情报。

分站情报的另一个来源是聊城城内南街旅行社老刘提供的。老刘是一位胆大细心、精明强干的好同志，他活动能力强，结识朋友多，伪军和警察局下层不少人是他的好朋友。

1944年2月下旬，军分区情报处派许剑侠到总站任指导员，齐健民与许剑侠进行分工，许剑侠抓堂邑情报分站工作和内部事务，齐健民管外部工作和聊城分站。为改善生活和减轻村民的负担，总站开展农副生产，喂了一头小毛驴。小毛驴长大后，可卖些银钱；养了许多小鸡，生下蛋来可换盐油和零用钱，他们还种蔬菜、棉花和红苕，解决生活的困难。当时无货币，只能背着实物，到集市换总站所需物资。

齐健民每周去聊城分站检查一次工作，了解情况和研究解决困难。途中常遇伪军盘查，为防万一，齐健民经常骑马化装，戴墨镜、抖马铃、叼香烟、腰别枪，让敌伪军不知底细，避免意外。为扩大情报来源，分站在聊（城）莘（县）和聊堂（邑）公路沿线集镇敌人的各据点，建立了单线情报联系，直接和总站连接，因路程较远，每两天送一次情报。做情报工作，除了侦悉敌人活动、动态、武器装备及战斗力外，还要调查研究敌人据点和炮楼防御工事并画图制表，不断地搜集、修改和完善资料，存档上报，以便我军反攻收复失地。

1944年初夏，齐健民临邑师范好友任志奎得知他在鲁西战场与敌战斗，马上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聊（城）堂（邑）情报总站驻地郑家镇郑家村。当时，任志奎住在总站破烂不堪的茅草小屋。他们在总站畅谈了48个小时，经情报处长史秉信批准后，两人话别，任志奎带着繁重任务，乘夜幕降临，在敌占区东行20公里，到达聊城情报分站驻地焦营村，任分站长阎俊山助理，参与对敌工作。

1944年初，为了便于开展情报搜集工作，齐健民、阎俊山与当地有威望的开明士绅结拜为“把兄弟”。经情报处长史秉信批准，齐健民、阎俊山和任志奎，与房东芦春娥结为“盟兄弟”。

1944年初夏，军分区聊堂情报总站与临清情报站和冠县情报站连成一片，这时冀南七分区聊城、临清、冠县、堂邑和高唐等地辖区内日伪的一切动态，已掌握在军分区情报处手中，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1944年5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决定成立分局党校，并抽调一部分干部集中进行整风。1944年7月27日，军分区情报处长史秉信、聊堂情报总站长齐健民等3人奉命（赵建民的命令）去太行山党校（冀鲁豫军区党校暨平原军区党校）整风学习。齐健民入党校整风队6组，史秉信入党校整风队11组。

任志奎在聊城情报分站做情报工作至1944年盛夏，齐健民去太行山党校学习后，返回临邑继续参加抗日战斗。

接替齐健民任站长的是军分区基干团一连长牛润武，在太行山党校整风期间，齐健民不断接到牛润武来信，告知聊堂情报总站的工作情况。

1945年7月，军分区情报处和各情报站因抗战接近胜利、对敌作战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而撤销，但具体撤销日期不详。

凤凰集起义组建“堂邑游击队”

■于雪敏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是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谱写的光辉篇章。为了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有无数的共产党员默默无闻，为党的事业奉献出他们毕生的力量。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虽然他祖籍不是聊城，但他当年在聊城组织革命队伍，发动武装斗争，为聊城的抗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省吃俭用资助贫困学生，为架桥铺路出钱出力，为繁荣聊城文化发展出谋献策。1999年，他捐出了自己精心收藏的名家作品22幅和自己的佳作134幅。同年10月18日，聊城市委、市政府在海源阁图书馆为他设立了美术馆，徐运北为美术馆题词。2021年4月，其三子传承老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多年收藏的明清家具和石佛头像等37件物品无偿捐献给了海源阁图书馆。这位老人就是张潭。

张潭，原名张文山，1912年生于山东省乳山市。1935年，他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师从齐白石学习花鸟画，是齐白石的得意弟子。如果当初张潭坚持在校学习绘画，他或许会成为当今绘画大家。但国难当头、列强压境，他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及九一八事变南京请愿等革命活动，并当选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七七事变后，他赴聊城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他著名的事迹之一，就是参加聊城堂邑凤凰集起义，组建“堂邑游击队”。当范筑先奉上峰命令退守聊城后，张潭等40多名青年学生背上枪支和子弹袋，分班次在古楼城门上站岗。由于人少势孤，被二十九军溃退下来的齐子修残部缴械，又加上不了解敌情，最终撤离聊城。当时，有人主张南撤到武汉，也有人主张去济南找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大部分人仍然主张就地发动群众，搞游击战争。最后28人留了下来，重新成立了党支部，选举张潭为党支部书记。其中，1929年的老党员解彭年坚持要到堂邑去。他是堂邑凤凰集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又有枪支，革命条件很好，于是大家决定去堂邑。到了堂邑，大家住在解彭年家里，随后着手组织自己的队伍。

鲁西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地主多、军阀多、当兵的多、土匪多，平时就有武装组织，当时兵荒马乱，地方民团联防力量也被组织起来，实际上是地主在掌握着。这些民防力量不外调，打日本鬼子怕惹祸，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家园，对付小股土匪。而张潭他们建立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按照人民民主抗日的需要组织武装，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武装。当时他们组织游击队的做法影响很大，引起了鲁西特委负责人徐运北、王晋亭的重视。解彭年、张潭和徐运北接头，研究发动游击战争，徐运北介绍黄汝汉、鲍挺干、于少畲等几位党员参加游击队的工作。由于这群人能说、能写、能画，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堂邑其他区乡写标语、画漫画、开大会，宣传抗日，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柳林镇武训义校教员赵荫亭带着匣子枪来参加，那时赵荫亭已经40多岁，但站岗放哨都抢在前面，他常说，打不倒日本哪里还有什么家；二十九军退下来的排长高百顺和班长高德和也来了，两人都是二十八九岁的青年，身高力大，有战斗经验；也有小学教员来参加；十几岁的小学生庞树山、石如海、郭坚化也要来，怎样劝说都不走。有的战士连大名也没有，你问他叫什么，他说叫石头、瓦渣；问他是哪个省、哪个县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村的。堂邑牟县长给了他们十几支枪，其余的枪支是动员来的。队伍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当地群众都叫它“堂邑游击队”，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这时，洪涛也由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介绍并来到堂邑凤凰集，他是红军时代的师长，到鲁西担任特委军委委员。他的到来让大家心里更踏实了。部队用全部力量做发动群众工作，同时加强内部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堂邑游击队”一开始是宣传队性质的部队，大家把发动群众当成唯一的大事来抓，抗战就是发动群众抗战，部队就是宣传队，对帮群众干活、群众纪律、对群众的态度等抓得很严。庞树山、郭坚化等组成宣传队，陈耀贤是宣传队的指导员，荣连超是队长。部队扩大了，吃饭筹粮、住宿都必须有计划地安排，潘毓麟就管起了这些事，当了司务长。

“堂邑游击队”是我党在鲁西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由共产党完全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正因为有无数个像张潭这样忧国忧民、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老党员、老革命家积极组织聊城抗日武装，才有了聊城的生机蓬勃、欣欣向荣。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我们也一定将他们的红色传统发扬光大，坚定信心，永远跟党走！

原标题：《聊城日报推出“我身边的革命故事”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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