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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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
文丨王安忆
1
自从李同志搬来楼下之后，楼上好婆的生活便有了内容。每天早上，她收拾了房间，将买来的菜蔬整理一番，就下到李同志家门口去望一望。这时候，往往是上午九点半的光景，李同志家中那个从南京一同带来的娘姨正在后弄堂里洗衣服。只听见龙头大开，冲在木盆里，溅起激荡的水声。好婆对这样的用水心里是不满的。她望了一眼李同志家敞开的门里，朝南的房间布满了阳光，将水洗的地板照得发白。好婆惋惜地摇着头，来到后门口，见那娘姨正挽了裤腿管，穿了一双元宝套鞋，下水田似的在洗一条床单。好婆就说：“弄堂要漫起河啦。”那娘姨也听不出好婆话中的谴责，笑着答道：“要抢太阳哩，下午才好干。”好婆听了心里很奇怪，问道：“难道家中连换洗的第二条床单也没有吗？”那娘姨却反问道：“这样好的太阳，一天还不得干吗？”说罢已将一条床单从满盆的清水里捞起，三把两把绞干，跑进房间，到前边院子里晾了起来。好婆暗暗地想：一家一户的，竟只一条床单，说起来也是作孽。她慢慢地走到李同志家门口，那娘姨正用拖把将她踩湿的地板拖干，招呼好婆进去坐，好婆说：“李同志不在家，生人怎好随便进去。”同时就倚在门口，看那娘姨拖地板，看了一时，才又说：“这地板是上好蜡的打蜡地板，真正的水曲柳木头。打上蜡，再用蜡扒一光，闪闪亮的，几百年也不会烂。”那娘姨依然听不出话音，只说：“我们拖惯了，在南京就是如此。” “南京，那当然──”好婆这样说了半句，就不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回转身慢慢地上楼了。娘姨说：“再玩一会嘛，好婆。”好婆就说：“要烧中饭了，吃饭的人要回来了。”
吃饭的人是指她的女儿和女婿，到家的时间总在十二点。而十一点左右，去茶室喝茶的老先生，就要回来了。他拄着斯的克，威严地一步一步走进弄堂。有时候，在春秋冷暖适宜的日子里，他会戴一顶礼帽，弄堂里有人走过看见了他。遇人就会说：一号里的公公回来了。
好婆走回自己的楼上，开始淘米烧饭。这一日里又一次地下楼，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吃过饭，收拾了饭桌，将小辈们打发了去上班，再略微睡了一会午觉。假如是秋冬比较寒冷的时候，她就冲了一只热水袋，揣在怀里慢慢地下楼来。那娘姨本来手里拿了一只补了一半的袜子，背靠房门，头一点一点地在瞌睡。见好婆下楼，顿时来了精神，拉了一张竹椅，硬让好婆坐。好婆只肯坐在门外，坚待不进门坎的里面。两人就这样坐在房间门口说话。这时，好婆看见屋内床上，被窝高高耸起着，好像有人在睡觉。娘姨就告诉她，这是焐着一锅发面，等一会好做馒头。好婆说，这么大的一锅面，好做多多少少馒头啊！这么多的馒头怎么吃得来呢？娘姨就说，她原来也不会吃馒头，更不会做馒头，后来到了李同志这里，由于李同志夫妇俩都是山东人，喜欢吃馒头，渐渐地就教得她会做了，吃却是吃不多。有时候他们吃馒头，她自己就吃饭。好婆又问，这馒头用什么做心呢？娘姨说：什么心也没有。好婆就笑了：原来是实心馒头，这就更没有吃头了。接着，好婆告诉娘姨，当他们家吃面食的时候，是如何调制馄饨的馅子。要用肉糜、虾米、香菇、菜泥，等等。配在一起，每一样成分都应有严格的比例。最终做成之后，是鲜美无比，他们老先生一气可以吃十二个，女婿就更不得了，三十个也吃得下。娘姨听了很诧异，说吃馄饨还要数着吃？他们逢到吃饺子，都是以碗而论的。好婆笑而不答。这样的话题是没有穷尽的，那娘姨从中学习了新鲜的生活知识。好婆心里想着：这些外乡人竟然什么也不了解。自尊心不由得到了满足。等到李同志下班回来，无论怎么挽留，好婆也是要告辞上楼了，她说：“我们家吃饭的人也要回来了。”
2
李同志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年轻女人，老家在胶东，跟了父兄参加了新四军第三野战军，在文工团里唱歌、演剧、打腰鼓。士兵行军打仗的时候，她们则在路旁打快板，念数来宝。她的嗓音最突出，清脆而亮亢。后来，渡江到了上海，在被服厂里，白天和女工们一起踏缝纫机，弹棉花；夜里开会，家访，做群众工作。这样过了有一年，就又随部队到南京，结了婚，生了孩子。不久，就调她到上海，在歌剧院做歌唱演员。李同志的男人姓袁，一同转业到上海，在一个文化机关里做事。也是胶东人，口音很重，不像李同志，说话听不出一点乡音，是标准的普通话。他人很老实，也很严肃，不大爱和人搭讪。所以人们一般很少提他，总是李同志长，李同志短。提起他们家来，总说“李同志家”。说到他们的小孩，也是说“李同志的小孩。”
李同志搬来了没多久，人们便都知道她爱穿一身灰色的双排扣的列宁装。裤裆比较肥大，宽宽的裤脚管直盖到脚背上，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背后看起来，腰身还相当好看。两条齐肩的辫子，有时候互相挽起来，系上两个湖蓝色的蝴蝶结，额前一排刘海，竟俏得很。时间长了，人们便想：“李同志除了这一身列宁装，难道没有别的衣裳了？”有一日，星期天的早晨，李同志夫妇俩，一人牵了小孩的一只手，走出去玩。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对襟的绒线衫，短短的刚及腰下，更显得裤子肥大如一条裙子。人们看了便说：李同志倒还是穿她的列宁装好。
总之，在起初的有一段日子里，李同志成为人们闲话的题目。每天晚饭的时候，楼上的好婆都要向女儿女婿说一两件李同志家里的好笑的事情。比如没有洗换的床单，比如吃许多实心的馒头，等等。大家吃完饭后，总要再围了桌子坐上一时，说一些闲话。这样，他们就议论起李同志的生活。他们推测李同志是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穷落后的乡下，然后才会到军队里去打仗。他们将楼下李同志家神秘地说成“下面”。“下面”怎么怎么，“下面”如何如何，他们可以说上许久。最后，他们共同地说道：现在总算一家人都进了上海。女儿又加上一句：好比老鼠落到了米桶里。好婆便放下脸骂道：“做人是不作兴这样刻薄的。”说罢站起来收拾了碗筷，拿到厨房去洗了。老先生没有参加谈话，他靠在躺椅上，半合了眼睛，吸一支雪茄。雪茄香甜的气味，浓郁地洋溢在房间里。
3
在这条弄堂里，没有人知道一号里公公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搬来的。只听好婆有时会漏出一两句：他们住在曾家花园的时候，怎么怎么的。听到的人就知道，他们原先住在叫作曾家花园的地方。可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曾家花园是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少数有阅历的人才知道，曾家是上海滩有名有姓的人家，是个买办，一次大战当中，依靠了租界的力量，发了起来，盖有一栋法国式的花园洋房。内有可容数百人开“派对”的大厅。花园里有喷水池，池中间立了一尊沐浴裸女的大理石雕像，据说是从法国千里迢迢运来的。一九四九年前夕，曾家去了香港，将仆人或发了退职金回家，或带了一同去香港，只留了一个看门人看房子。后来，政府接管了这幢房子，将这幢房子作了一处重要的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另外给看门人租了房子，请他搬了出去。同时，按照昔日旧主人给他的工资标准，让他领取保留工资，作为退休职工对待，这个看门人就是一号里的公公。
没有人──包括好婆和她的女儿在内──知道那一个早晨。主人将他请到楼上书房，说有要紧的事情交代。那是一间朝南的呈半圆形的房间。天花板上装饰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雕花，长窗外是阳光灿烂的草坪，好久没有推草，草有些乱了，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他心想着：花匠在干什么？在很多不安的日子过去之后，他还记得那天早上灿烂的阳光。后来，曾家主主仆仆，陆续全走尽了，终于只剩下他们一家，住在花园内的一幢二层小楼里。有一个晚上，他独自拿了一串钥匙，穿过半个花园，走进了主楼。他按亮了电灯，灯光照耀着前厅里一弯楼梯。他站在高大的穹顶下边，想道，这里从来没有这样静过。在这个夜晚里，他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了。这是他第一次走遍这幢房子。在这之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守职的看门人。而在这个夜晚，当他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地走进去的时候，他心里不由生出一种迷惑的感觉，他想：他是这里的主人了。他听见他的脚步在空旷的穹顶底下回响，昔日繁华的情景涌现在眼前。于是，他紧接着又感到一阵灰心。他想：一切都过去了。这一个夜晚他从没和人说起过，他将它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当他们一家从那花园里的、潮气颇重的小楼里搬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无论是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还是那个寂无人声的夜晚，全都变得遥远和虚无了。后来，他再没有回去过，逢到发工资的日子，都是女儿或者女婿代领的。
在一些很深很深的夜里，他们夫妇睡不着觉，往事如潮水般地涌向心头，女人会絮絮叨叨地说起，逢年过节，或者宴会宾客时候，曾家花园繁荣似锦的场面。尤其难忘的是圣诞节的前夜，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齐声歌唱。他闭着眼睛装作入睡，女人兀自絮叨不休，说着说着渐渐就会离了题，说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有了睡意，不一会儿，就响起了轻轻的均匀的鼾声。而他却睁开了眼睛，望了黑夜，想道：夜晚是多么安静啊！
4
李同志总是将楼上的人家叫作“老百姓”，好像她至今还在军队里似的。娘姨受了好婆的影响，有时会同她啰嗦：“应当再去买一条床单，总要有条换洗的。楼上人家备用的就有半箱。”或者当李同志吩咐包饺子的时候，却去买了机压的馄饨皮子，并且“楼上人家包馄饨总是这样这样，那般那般”地说上一大套。李同志并不在意，只是宽容地说，人家老百姓。时候长了，阿姨说多了，李同志难免就有些反感，对袁同志说：“楼上的老百姓总是对阿姨说这说那，讨厌得很。”她曾经想限制阿姨与楼上的联系，可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加上李同志是个心胸很宽的同志，一般的小事情是不大往心里存的，生了气也不过一时半时就好了。所以，阿姨依旧同好婆往来。天热铺席子的时候，好婆还请阿姨上楼去参观了他们家床上的台湾席。这一日，阿姨在好婆家里长了许多见识。她小心翼翼地走在好婆家光可鉴人的打蜡地板上，心里想着：一样的房间却可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阿姨向来是和李同志、袁同志一桌吃饭的──吃饭的时候，她便将好婆家里的所见所闻一一向李同志描绘了。李同志脸上渐渐失去了往日里甜美的笑容。等阿姨说完，她才勉强笑着说：“阿姨，我们不应当随便到人家老百姓家里去。”不想阿姨却不高兴了，说道：“是她叫我去我才去的，她叫我去我却不去，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不大方。”李同志再一听阿姨的语言，竟也有些陌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措辞，比如“小家子气”这样的。见阿姨生气了，她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并且实在又没什么可说的。
夏天过去，收去凉席，翻棉被的时候，阿姨向李同志推荐了鸭绒被，那是极其松软和轻柔的被子。并且向李同志宣传一种陌生的理论：有钱的话，应当置办一些东西放在家里，纵然当时不用，也比胡乱吃掉花掉好。李同志听了这话脸上不由有点发烧，因为他们家里吃起来是很汹涌的。有时候，老战友们来吃饭，他们总是鸡啊肉啊，备上满满一大桌，从中午可吃到傍晚，还是剩了许多，足够以后吃三四天的。然而吃不到一两天，便都坏了，只得倒掉。由于这样的浪费，他们两口子加起来有二百零七元的工资，也刚好用到月底，并没有节余。来到上海这两年，他们用的还是机关里租借的白木家具，每一件家具上都钉着编号的铁牌。用的被褥也都是部队发的那一套草绿的，和结婚时买的那一条红绸被面。阿姨一边拉拉扯扯地缝着这些陈旧的被子，一边唠叨，说这样的被子貌似被子，其实已经不暖和了。李同志似乎不得不作添一条新被子的计划了。可是到了月底，只剩下几块钱要作菜金。这时候，李同志便真地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再渐渐的，李同志他们吃不到大蒜了。他们吃不到大蒜，就有些着急，因为他们几乎顿顿少不了大蒜。无论吃什么饭菜，都需要几瓣生蒜佐食。假如没有蒜，其他所有的甜酸五味就都不复存在了。可是，阿姨不再买蒜，她说：吃过蒜，房间里到处是气昧，并说这气味不仅从口腔中散发出，还从其他的一切排泄渠道散发。她只在烧红烧鱼时，才吝啬地放进一瓣或者两瓣，而渐渐地，阿姨连红烧鱼也不大肯烧了，她学习来一个新品种──清蒸鱼。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李同志他们忘记了鱼究竟是什么味道。
5
后来，李同志终于积攒了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便练习缝制一条被里。她将买来的布对齐，正中裁开，然后再对缝起来。可是对得正好的两段布，当机器踏到头的时候，却不一般长短了，相差有二寸多布。李同志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正苦恼着，好婆下楼来了。她午觉过后听见楼下有缝纫机嚓嚓踏响的声音，就很好奇地走下楼来，见李同志家门敞着。他们家里总不大习惯关上门，除了夜晚，平时总是大大地敞着门。李同志坐在房间正中，好像表演似地研究着被里。看见好婆下楼，如同见了救星，求援道：“楼上好婆，请你进来看看，这被里子是怎么搞的。”好婆不忙着进门，只在门外左右擦着脚，使李同志意识到门外的地方缺少了一块擦脚的棕垫。然后，她才进了门，嘴里说道：“要把你们的地板踏脏了。”走到李同志身边，一看被里，就微笑了，说道：“踏缝纫机时，应当用手轻轻拉着下面的一边布，因为下边一般比上边进布进得快一点。这样踏到头就正好了。不过不能拉得太用力，否则，下面的一边又要长出来了。”接着，她与李同志一人一头的，很快将踏好的被里拆开。李同志依了好婆的话去做，果然，正正好好的到了头。一时上，使得李同志对好婆很钦佩，深感生活中确是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她所不及的。然后，好婆又教了她几种缝纫法，什么“来去缝”等等的。从这一次以后，李同志在缝纫上或者其他家务方面遇到了问题，就会让阿姨去请好婆下楼来指导，这样的时候，阿姨无论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手来，很积极地跑上楼去叫好婆。假如好婆正有空闲，就跟了阿姨下楼来；如果恰恰手里有事情，就会让阿姨去对李同志说，声：“对不起，稍稍等一会，就下来。”李同志很性急地等着，正等得有些不耐，好婆就来了。凡是李同志遇到的问题，在好婆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比如二尺八的胸围，毛衣应是多少针数，粗毛线是多少针，细毛线又是多少针，如是平针当多少针，如是元宝针又当多少针。当李同志决定尝试一下烹饪技术的时候，好婆就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她几乎自始至终地站在李同志身边，一步一趋地指导她，直到最后装盘。这时，无论李同志如何坚决地要盛上一碗给她，她也坚决不受，一边摇手，一边说：“我们家经常吃的，让袁同志多吃点。”在李同志的感谢与嗔怪中，她慢慢地登上楼梯，回家去了。
这一段日子里，李同志与好婆相处得十分融洽，有时，家里包饺子，就让阿姨送上去一大碗，虽然说是北方很粗糙的吃食，可是对于上海人也许很新鲜，一定请他们尝尝。有时有老战友从天南海北来，捎来一些稀奇的食物，比如广东的芒果，东北的虎骨酒，也总要送上去一份。经过几个回合的推让，好婆终于收下后，将盛东西的器皿送回来时，那碗或篮里从来不是空的，总有一碗别致的小菜，如酸辣菜，如鸭肫肝，或者是一份自家做的糕点，使李同志领略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心中渐渐生出了一些感叹。
有一回，好婆在委婉地批评了一番李同志的衣着之后，出于一时的兴致所至，回到家里从箱底翻出一条女儿穿小了的连衣裙。连衣裙有六成新，粉红的底上有回云状的黄褐花纹，领圈与裙摆镶了荷叶的宽边，腰上缀有两条带子，在身后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当李同志穿上这条裙子的时候，好婆心里不觉有些后悔起来，她惊讶地想道：这女人换了这一身，倒像是换了一个人。看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马要鞍装，人要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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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发现李同志竟变得十分的漂亮。春天的日子里，她穿一条咖啡格子的裙子，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的羊毛衫，脚上白袜黑鞋，头发依然编成两条辫子，只是辫梢和刘海电烫了。弯弯曲曲，蓬蓬松松的，辫梢系了一对也是鹅黄色的蝴蝶结。她的皮肤是那种晶莹的白色，脸颊有一些红，好像淡淡地抹了些胭脂，眼睛黑亮黑亮的。当她搀了她那长高了的孩子走出门去，走在弄堂里，人们便会惊讶地想道：只见小孩长大，却不见李同志老，反倒一日比一日鲜嫩了。然后人们又都会叹道：到底是在上海，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时常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有人很疲倦地下班回来，却见李同志宛如清晨的阳光那么光鲜蓬勃地往外走去，遇人就会说：“李同志演出去了。”
人们知道李同志是歌剧院的一名歌唱演员。不过，看歌剧是这个城市里极少数人的事情。人们喜欢看电影，听戏曲，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歌剧有什么意思。这个城市又很大，互相不通音信。所以，人们也就不很知道李同志在歌剧院里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了。直到有一天，《新民晚报》上登出了李同志演出的剧照，她脸上化了浓妆，穿一身农家女儿的衣服，脑后扎一根大辫子，旁边附有一行文字，说明李某某在歌剧《白毛女》中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形象。人们方才明白，李同志是出名了。
无线电里开始播送李同志歌唱的录音。她甜美的歌声确实为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喜爱了。那些日益为人们熟悉起来的新歌剧的插曲，又更加使得人们加强了对李同志的认识。当李同志出入在弄堂里的时候，看见她的人就兴奋地互相传告着：今天我看见了李同志了。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太阳刚刚落下，汽车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繁忙地来来往往，忽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弄堂，直向一号驶去。过了一会儿，便见李同志出得门来。这天，人们看见她穿了一身浅色轧别丁的西装，西装裙下，穿了透明的玻璃丝袜的双腿，蹬着一双高跟鞋。她将头发盘在脑后，脸上施了淡淡的脂粉，依然是笑微微的，然后进了汽车，车门关上，一溜烟地出了弄堂。
好婆在楼上窗口里，望了黑色轿车驶出了弄堂，默了许久，忽然噗哧笑出声来。刚下班进门的女儿问她笑些什么，她说没笑什么。女儿奇怪地说：明明见你笑了，却说没笑什么，这是什么道理？好婆只是不理，等女儿不再强问的时候，她才慢慢地说道：方才见“下面”的出门，穿了西装，样样都好，只可惜脚上那双玻璃丝袜大概是穿得匆忙了，后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倒还不如穿长裤整齐体面了。女儿又好奇道：穿了西装去哪里呢？好婆就有点发怒，说道：“你到底要想晓得，就去问下面去，我怎么晓得他们下面的事情。”这一晚上，和以后的好几日里，好婆一直没有下楼去和阿姨闲话。她收拾过房间，拣好了菜，就一个人坐在躺椅上，回想着过去的日子：那圣诞节的前夜，教堂请来的唱诗班在大厅里歌唱，园子里火树银花，喷泉的水柱在夜色里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芒。“有谁见得有我多啊！”她酸楚地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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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婆想起了一件事，大约是十多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大约是法国人在欧洲战场上打了胜仗，主人很高兴，放了大家的假，并且在兰心剧场包了包厢，让有家小的佣人们都去看戏，还让司机开了轿车送他们到剧场。那时刻，灯光照得她两眼发花，台上花团锦簇。那天，她穿的是一件裘皮大衣，这件大衣现在还压在樟木箱底；账房柴先生的太太，借给她一只大大的钻戒，在她搁在包厢边上的手指上闪闪烁烁。可是，那个夜晚是多么短暂啊，似乎是转瞬即逝。好婆望望自己膝上一双手，皮肤松弛了，而且干枯，那借来的钻戒当年是那样地照耀着，竟使她生出了错觉，以为一切都不会过去。后来，她再也没有去过“兰心”，尽管“兰心”离现在的住所很近，走过去没有几分钟的路程。
有一日她不提防竟从“兰心”面前过去，等她意识过来再要走开已经晚了的时候，她迫不得已地望着那玻璃弹簧门，停住了脚步。那正是一个行人稀少的早晨，她是从另一个较远的菜场买了菜回来。她不晓得那剧场是新了还是旧了，总之变得与那一晚上是极其的不同了。昔日的灯光车马在这一个早晨全泯灭了。她想：这就叫做时过境迁啊！心里充满了茫然的感觉。
好婆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一个城市不再叫作“上海”了，那么“上海”到哪里去了呢？在午后的瞌睡里，好婆似睡似醒的，她老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夏天，悠长的蝉鸣绵绵不绝，阳光像金子一样在梧桐叶里耀眼地发亮。她从瞌睡里不晓得被什么惊起，到浴间洗了一把脸，然后拿了一把蒲扇一点一点下了楼，走到楼梯的拐角处，便见楼下房间大开了门，那一个南京的阿姨将一领草席半截铺在房间里，半截铺在走廊上，正呼呼入睡。凉风习习，穿堂而过。好婆站在楼梯上，她想这一个炎热的午后，真是漫长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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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要出国了。出国之前，需要做一些出国穿的衣服。她上街买了衣料、皮鞋，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坐了一辆三轮车缓缓地进了弄堂。这时候，她的头发已经烫了，做成齐肩的长波浪，好婆少有看见这样好的头发，又黑又亮又柔软，且有弹性。李同志微微侧了身子，胳膊搭在车座边，雍容大方，好婆竟认不出昔日那个梳小辫穿列宁装的李同志了。她不由百感交集：上海将人改变得多么厉害啊！什么样的人到了上海都彻头彻尾地变个样。上海虽说不再是昔日的上海，可是它的威力还在，上海还在。而她好婆却变得有些像个局外人了，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楼下那娘姨对人讲，李同志要去的国家是苏联，全国各地总共去的人，连同翻译也不过十来个人，可见是很光荣的事情。这是好婆在饭桌上听女儿说的。这一段，好婆又有多日没有下楼了，过了一天，好婆收拾过房间，拣过了菜蔬，大约在九点半左右的光景，才又下了楼去。那阿姨正坐在后门一棵一棵地拣鸡毛菜，见了她就热情地招呼道：为什么这么多天不下来一起闲话？好婆说这几日忙得很，公公有点不舒服，想吃的东西古怪得很，什么虾饺，鸡粥，焗面，蟹粉豆腐的，虽不是什么宝贵东西，弄起来却很麻烦，一点一点的，离不开人。阿姨从来没听过这些吃食，免不了要细细打听，好婆便一样一样细细解释给她听。讲完之后，天色已近正午，好婆说道：“吃饭的人要回来了。”就上了楼去。等到下午两点左右，下楼来时，好婆便问道：“都说你们李同志要出国了，是不是啊？”阿姨就说：“下个月头上就要去北京集合学习，然后再去苏联。”好婆沉吟了一会，随后恍然笑道：“苏联不就是罗宋人的地方吗？从前，四马路，浙江路上，到处可看见卖油腻肥皂的白俄。你从边上走过，他就硬拖起你的衣裳，用牙刷沾了清水，刮点肥皂。也是可怜得很，人家都叫作‘罗宋瘪三’的。”阿姨本来心里很骄傲的，现在就像是受到了打击，于是就不响了。好婆又说：“去那样的罗宋地方，不晓得李同志能不能吃得惯。罗宋人都是吃洋葱洋山芋，面包又粗又硬，咽都难咽下去的。西餐中，只有法国大菜是好的，德国大菜马马虎虎。不过，也许李同志会喜欢罗宋大菜，她是吃惯大蒜大葱什么的。”阿姨默了一会，然后说，“李同志去做了几套西装，样子是非常好看的。”好婆就说：“光是西装也许不够，还应当做几身旗袍吧。我在上海滩上看了这么些年，东西各路衣装还算看得不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女人穿旗袍最好看。若是用黑色的丝绒做一件旗袍，长长身子，袖口窄窄的，那才真正是很高贵的。”
大约是阿姨将关于旗袍的意见告诉了李同志，晚饭之后，李同志就亲自上楼，向好婆请教旗袍的问题了。她的举动使得好婆全家都很激动，问长问短的，连公公都来与她说话，问她最近又要演什么新戏等等的问题。好婆叫女儿女婿搬开上面的两个樟木箱，将最底下的箱子打开，翻出她早年穿的旗袍，一件一件拿给李同志看。一时上，看得她眼花缭乱。公公拄了斯的克站在一边，一件一件地加以评论，说这一件虽然好看，可只是家常穿穿的；那一件才是礼服，可出入正式场合；而第三件则就非常糟糕，他最不喜欢看好婆穿了。好婆却不同意了，说曾经有一次，她穿了这一件与柴太太去“国泰”看外国片子，好多外国女人都回头看她，很出了风头。公公不予反驳，只用斯的克拨了箱底的那一件裘皮大衣说，这才是最有气派的，是我让她买的。好婆望了大衣说，买这大衣时，公公坐在店堂内沙发上，让我穿好了，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才一下拍板。这时，女儿在抽屉里翻出照像册，拿给李同志看，说是她母亲年轻时的形象。于是，大家就一起看照片，房间里充满了浓郁的樟脑丸气味，还有香甜的雪茄。
最后，李同志告辞下了楼去，他们依然聚在一起，兴奋地议论著往昔的日子，然后又说到李同志，一致认为李同志是个好人，有礼貌，懂道理，说话也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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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出国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平静的日子，好婆每天下楼一次或者两次，同阿姨闲话，话题不外是衣食住行，家常琐事。每天下午，那已经读了小学的孩子放学回家，从碗橱里拿个冷馒头，一边啃一边做功课。好婆就说：“弟弟，冷馒头有什么吃头啊？”孩子并不在意，依旧啃他自己的，好婆叹息了一下，然后说：“吃饭的人要回来了。”就慢慢地上楼去了。
后来，李同志出国回来了，大约也没有多少钱，并没带什么东西，只给小孩带了一个西洋镜，见他天天放学在后弄里看。给好婆家带了一块巴掌大的茶巾，织着色彩浓烈的花样。送上来的时候，还讲了些国外的所见所闻，克里姆林宫的宏伟，红场的庄严，诸如此类的。讲过之后，她略略停顿了一会，以为好婆一家会有什么问题，不料却只是一般的问候，问她旅途的疲劳恢复了没有，等等的。李同志有些扫兴，就站起来告辞了。好婆一家礼貌周全地将她送至楼梯口，再三嘱她好好休息，要知道，出一次远门是很辛苦的。
李同志回来后不久，家里就买了一架钢琴，由六个搬场工人“嘿扎嘿扎”地搬了进来，安放在靠窗的墙下。在搬进钢琴之前，他们家的墙壁已粉刷过了，雪雪白白的，画镜线油漆了一遍，挂了几幅画，是她文艺界的朋友送的，李同志在钢琴上铺了白色网眼扣纱的罩布，上面放了一张她独唱时的照片。从此，早晨或者晚上的时候，就可听见随了钢琴“依依哦哦”的练声。
随了钢琴之后，沙发、大橱、五斗橱，也一样一样添了进来，将原来租来的白木家具换了下来，一件一件由李同志坐了三轮车送了回去。最后，就只剩厨房里的一副桌凳了。李同志家里变了样子，就连上门的客人也好像换了一批，有戴了贝蕾帽、衔烟斗的先生，也有美丽宛如天仙的女人。他们在李同志家里聊天，吃饭，还唱歌。朗朗的笑声在寂静的夜晚里传得很远。第二天，人们在弄堂里遇见，会说，昨天晚上，李同志家里来客人了，很晚的时候，听见送客的声音。
有一些下午，将近傍晚的时候，人们见阿姨走出弄堂，到对面马路口去叫一辆三轮车。有人问她，叫三轮车做什么，她就回答说：“李同志晚上要演出。”果然，过不多久，就见李同志坐在三轮车上出去了。她戴了墨镜，以防被热爱她的人们认出来。有人认出了她，就很兴奋地对人说：“我看见李明华了。”李明华是李同志的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被人日益熟悉，而“李同志”这样的称呼，却渐渐地有点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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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婆永远叫“李同志”。出门时看见说：“李同志出去啊？”进门时看见说：“李同志回来啊？”有时候，她还会像不认识一样淡淡地迎面走去，到了眼前才忽地站住脚说道：“原来是李同志啊！我都不认识了。”李同志笑着说：“怎么会不认识！”好婆就说：“李同志，你变多啦！记得你才来的时候，穿一件灰布的列宁装，梳一对辫子，现在却完全是个上海人了。”李同志不免有些难为情，笑道：“上海人还有什么特别吗？”好婆正色道：“上海人总是很不一样的，同样一件衣服，上海人穿就和别人的穿不一样。不过，李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个上海人了。”李同志头一低走了过去，好婆还在背后看她，嘴里连连地说：“真认不出了。”李同志心里赌气地想：“认不出就认不出。”这样想过，就不放在心上了，照旧过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那一个她从小出生的黄海边的小村庄，已经离开她很遥远了。回想起来，模模糊糊的，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渔歌，还偶尔地浮起在耳畔。她有时候会带了一些歉疚地问自己：是不是不应当忘记那些以往的日子？再一想：共产主义就是要使人生活得越来越美好，心里就坦然了。
可是，从此，却对楼上好婆存了个疙瘩。有时候，好婆送来一点新奇的吃食，要在过去，她会很感谢地接受下来，并且还要回送一些什么上去，现在却不一样了。她是那样坚决而委婉地推辞，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好婆几乎反过来要恳求她了。她使好婆终于尴尬起来，拿了东西回到楼上，心里嘲笑着自己：这才叫自讨没趣呢！等到下一日，李同志从外地演出回来，送来一些稀罕的水果，好婆也坚决地回绝了。回绝了阿姨，李同志又让小孩送上来。小孩也不多话，将东西往楼梯口一放，转身噔噔地下去了。好婆便提了东西，追了下去。于是，李同志亲自出面，一定让好婆收下。好婆执意不收，反复说：“你们自己吃，我们家没人吃的。”李同志说：“只不过尝尝味道，好玩而已。”好婆还是不收。争到后来，李同志的眼圈都红了，好婆也没了笑容，到底还是没有收下。好婆放下东西，空了手往楼上去，吐出了一口气，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
以后的日子里，好婆不大下楼来了，李同志也不找好婆请教什么问题了。甚至连那阿姨，大约是受了李同志的吩咐，见到好婆也淡淡的不大起劲了。她们面对面地遇到，只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好像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走了过去，各自忙各自的去了。有时候，阿姨耐不住寂寞，主动与好婆搭话，却勾起好婆委屈的心情，她想到她所遭到的无端的冷淡，便很矜持地简短答应了一下，走了开去。等到好婆憋不住下了楼来，又恰恰正是阿姨比较坚决的时候，因此也碰了钉子。两人之间，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恢复以前的和谐关系。时间一长，双方就又淡了心思，再不作尝试了。
在每日下午两点半以后的时间里，好婆午睡刚醒，烧饭又还早，就倚在后窗，看后弄里的小孩玩。她看见李同志那小孩玩得总不如别的孩子灵巧，常常失足，做了输家，就想：到底是乡下的种气，木头木脑的。这使她的心情得到了平静。于是，慢慢的，倚在窗口，看后弄里孩子的游戏，就成了好婆一天内主要的消遣。她专心地看着孩子们游戏，将游戏的规则大致弄明白了，然后兴致勃勃地观望结果。偶尔，下面那孩子也会有得胜的时候，她便耐心地等待下一局，直到那孩子输了，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烧晚饭去。假如是下雨或是由于别的原因，孩子们没有到后弄里来玩，她便会觉得十分扫兴。还有的时候，天气很好，别的孩子们都来了，恰恰是下面那孩子没来，好婆也会没了兴致。这样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她倚在窗口，望了窗外的雨丝，心里空落落的，想着：过日子是多么没有意思啊！
11
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了下去。秋天的时候，好婆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白白胖胖的，好婆快乐得几乎啜泣起来。于是，她整日价地服侍外孙，将别的事情渐渐忘在了一边。女儿没有奶，全靠好婆一手喂养，孩子非但不比别人的差，还更壮实有趣。人人都夸好婆有本事，还夸孩子长得好。好婆抱了外孙，一心只在外孙身上，却不知世道又在变化了。最初的消息是由女儿带回来的，她压低了声音，用手指着地板说：“下面出事了！”好婆一惊，赶紧问：出什么事？女儿先是“嘘”了一下，然后，才更轻地说道：“戴帽子了。”好婆顿时想起，好多日子以来，不曾看见下面有过客人，也没见有轿车来接李同志去会见外宾，阿姨又好久没去弄堂口叫三轮车，让李同志坐了去演出了。李同志早出晚归，回到家就闭了门，门里没什么声音，并且，李同志近来的穿扮也老实多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将烫过的头发重新又编成了一对辫子。下一日，傍晚时分，好婆抱外孙去弄堂口看汽车，正遇李同志下班回来，低着头，快步走了过去。好婆发现她的脸色十分阴沉，似乎还隐隐有着泪痕。好婆望了她的背影走远，然后才抱了外孙慢慢地走回家去。外孙在她怀里一跃一跃的，好婆将外孙抱抱牢，想道：“李同志大约是真地出事了。”
太阳已成夕阳，将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顺倒在地上。电车当当当当地过去，暮色渐渐降临在这个城市里了。
这天晚上，好婆一直在想李同志的事情。她想：做人看来切不能过分，命里该得三分，就不能挣四分，多挣了的那一分不成福反成祸了。像李同志这样的从山东来的女人，如不是那么漂亮、能干，不出那么大的风头，安安分分的，兴许还能长久，俗话说：细水长流啊！可是，她却太过要强了，样样事情都做出了人头，成了人尖。然后，好婆又想，做人其实也是应当要强的，俗话不也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那么走到哪才是个分寸，才知道到好就收了？人到底也难知道自己命里有多少福的。李同志当时从部队里到达上海，也是不晓得能有做人上人的这一日的，还不是走着看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做人还是要讲一点安全，月满则亏嘛！想到此，好婆慢慢地平静了。
好婆很想下楼去和阿姨闲话几句，可是走到楼梯口又收回了脚步。这么多的日子过去，虽说见面依然是客客气气的，可是毕竟没有再多过闲话。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时候，人家不利了才去，会被人以为她好婆是有心耻笑别人去的呢！这样一想，好婆就无论如何也跨不下这一步了。她打消了念头，每日里依然烧饭洗衣，侍弄外孙。每一日过去，到了晚上，她就会想一遍：今天不晓得会怎样了，想到此，便无端地会叹一口气，然后搂着外孙，很安详地入睡了。
12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有一天，好婆去买菜，正巧与楼下阿姨走了同路，那阿姨说了声：“好婆，我们就要见不到面啦！”说罢，眼圈一红，落下泪来。好婆一惊，心里有些明白，嘴里却说：“阿姨你年纪轻轻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老不死了。”阿姨抹去了眼泪，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婆你莫误会。我是说，我快要回六合乡下了。”好婆奇怪地说：“做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做了？”阿姨说：“好婆还不知道，不是李同志嫌我不好，不要我做，是她自家也难保自身，也要走了！”好婆又是一惊：“走哪里去？”阿姨说：“回山东老家去。”说出之后，她又发觉自己说得太多了，左右望望，压低了声音道：“好婆，这话可千万不得说给别人听啊！你和我好，也和我们李同志好，我才说给了你听。反正，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李同志犯错误了，上海不能留了。”说话间，她们已经到了弄堂口。这时候，天还没大亮，街上的路灯都已经灭了。她们不再说话，匆忙地迈着脚步，走进弄堂，进了后门，各自向各自家里走去。
这是一段很沉闷的日子。李同志夫妇脸上好像阴了天，没有一丝笑容。孩子虽然不知晓什么，可见父母不快乐，便也没了精神，每天放学后或是在房间里自己一个人玩，或是站在后门口看别人家玩。别人招呼他一起玩，他却也不愿意参加。似乎，在他小小的心里，已经感觉到有什么厄运要降临了。到了夜晚，吃过饭后，他不需要大人照顾，自己就乖乖地上了床，转眼间睡熟了，好像是要回避严酷的现实，而在睡梦里得到往昔的快乐与安全。他的父母则对了一盏台灯，静默着，可到深夜。他们努力反省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将自己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翻出来检查。当他们的自我检查终于有了收获的时候，他们才平静了下来，心中充满了宗教的原罪的感觉，这使他们保持了对世界温和的眼光。他们站起身来，走到孩子身边，望着小猫一样蜷曲在被窝里面的孩子，陡然想到孩子是不应有什么罪恶的，一时不由得百感交集，泪如雨下。这是万籁俱寂的时分，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两个灵魂正走着艰苦的历程：人们睡得很沉，各自做着美丽或丑陋的梦。他们想：他们是过于快乐了。其实不应当有太多的快乐。快乐的后面，忧愁就接踵而来，他们的目光缓缓地掠过他们新买的家具和钢琴，圆桌上花瓶里的鲜花早已枯萎。他们的耳边又响起往日里的笑声和歌声，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他们就好像在看一个别人的家似的，淡漠地看着这些。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又转瞬即逝，没有留存下他们很多的回忆，于是，他们也就坚决地将这一切割舍了。
在这样的夜晚里，他们努力回想着他们从小生长的偏僻的渔村，渔公出海的号子悠悠扬扬。这时候，他们虽然身在上海，却已觉得上海离得很远了。
此时此刻，他们真地觉得，上海就像一个梦。
13
李同志开始卖家具了。第一件所卖的，是钢琴。依然是六个搬场工人，“嘿扎嘿扎”地将钢琴搬走了，李同志没有出来，是袁同志里里外外地跑着忙着，操着他那一口浓重的方言，在上海人的耳朵里，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可是看热闹的人们都沉默着，连小孩子也不嬉闹打趣，悄悄地沿了墙根站着。好多人都是头一回注意到袁同志，以后遇人就说：袁同志是个厚道人。钢琴终于架上了卡车，袁同志爬上了车斗，扶了钢琴。然后，车开走了。
当好婆抱了外孙下楼来，准备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楼下敞了门，阿姨正在扫钢琴留下的那块空地。地板上留下了放置钢琴的痕迹，积了一些灰尘。少去一个钢琴，房间忽然变得那么空旷，说话走路都有了回音似的。好婆抱了外孙站在门外，她很想说一些话，却不晓得该说什么，倒是阿姨抬头看见了好婆，说道：“钢琴搬掉了。”好婆嗫嚅了一下，终于没说出话来，她晓得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就抱外孙走了出去，外面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
外孙睡午觉的时候，好婆一个人对了窗坐着。她看见楼下院子里，阿姨正坐在那里，拆一堆棉衣棉裤。她忽然想到：李同志一家将要去的地方，是比上海寒冷得多的地方，他们必须准备许多御寒的衣服。这样想着，她就有些坐不住，站起身从大橱里翻出一件公公穿旧的丝绵袄。她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决定将它拆了。
女儿下班回家，看见孩子躺在小床上看着天花板吃手，好婆则坐在窗前，就着越来越昏暗的天光拆一件旧棉袄，棉袄上散发出樟脑的气味，就问好婆这是在做什么。好婆不回答，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才说道：“下面要回北方了，我给小孩子做一身丝绵袄裤，说起来也是造孽。”她不觉有些鼻酸，不再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女儿说：“你做好了，人家也不一定要。”好婆就负了气说：“她不要我也不是给她的，我是给小孩子的。大人犯了错误，小孩子一起跟了去受罪。”她激昂起来，血都涌上了脸，又说道：“那种山东的地方，一入秋就天寒地冻的，怎么吃得消！”女儿说：“人家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怎么会吃不消！”好婆不理睬她，依然拆自己的。拆了一阵又说：“下面阿姨在拆洗棉袄棉裤，拆出来的棉花烂糟糟的，我是看不过去了。”第二天，好婆就把一件棉袄拆开了，然后将里子面子洗净，晒干，重新剪裁，丝绵拉好。到了第四天，一套又轻又软又暖和的棉衣裤就做成了。她又将女儿小时候穿过的几件内衣裤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包袱，在李同志家吃晚饭的时候，送了下去。
李同志家刚吃过饭，阿姨正在收拾桌子，小孩子在沙发上看小人书，李同志和袁同志在翻一口大藤条箱，箱内的东西已经乱七八糟地堆在了床上。见好婆进来，就停了手邀她坐，好婆不曾想到李同志这样平静，只是消瘦了一些，可是眼睛依然十分清亮，微笑也很和蔼。她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这时候倒不好出口了。她将包裹放在膝盖上，说道：“李同志袁同志都吃过饭啦！”李同志说：“吃过了，好婆吃过了没有？”好婆说：“我们家的饭晚，不像李同志家饭早，还要有一会儿才吃呢。”李同志就微笑道：“我们还是乡下人的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一黑就吃饭，吃过饭才好做别的。”好婆立即说：“李同志说笑话了，饭早饭晚有什么乡下城里的。说实在话，多少根生土长的上海姑娘都及不上李同志摩登呢。”好婆的话虽不大入李同志的耳，可她听出好婆是真心诚意的，便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笑。
停了一会儿，好婆将膝上的包袱往正在看小人书的孩子怀里一塞，说道：“弟弟，这是好婆送你的。东西不成样，不过是好婆的心意。”这样说着，自己先落下泪来。孩子一惊，站了起来，包袱落在了地上，李同志赶紧弯腰拾起，对孩子说：“快谢谢好婆！”孩子惊惶地望着好婆，嘴里嗫嚅了一声，让过一边，缩在角落里依然看小人书。李同志抱着包裹，默默地站着。屋里静静的，只听见好婆轻轻的抽噎声。好婆抽噎了一会，说道：“李同志，袁同志，你们都是好人，我们做了几年邻居是缘分。这一走，十万八千里的，你们大人小孩都要保重才好，”听了这话，李同志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好婆。”就再没多话。好婆渐渐止了抽泣，觉着有些没趣，就想起身告辞的时候，不料李同志猛地将脸埋在手里的包袱上，哭了起来。袁同志，阿姨，好婆，还有孩子，全都慌了神，一起围拢到李同志身边，想要劝她。可是，孩子先“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然后阿姨哭了，好婆刚止住的眼泪便又落了下来。袁同志走到窗前，将窗关了，又看门有没有关好，然后才回到李同志身边，拉了张椅子按她坐下。这里早已哭成了一团，几条胳膊胡乱抱着，分不清你我。积蓄多日的郁闷，这时候全都发泄了出来。
14
以后的日子，是最情意融融的日子。好婆烧了什么特别的菜，总要送一份下去。除了上回送去的棉衣裤，她又量了李同志的身材，给她织了一件很厚实的绒线衣。李同志家里，因要搬迁，总有许多卖不掉又带不走的东西，比如腌泡菜的古色古香的坛子，比如剁肉的砧板，等等的，也给了好婆家。好婆每天一下午，等外孙睡醒了，都要抱着外孙下来与阿姨闲话，看着阿姨做事情，在一边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阿姨做棉裤的时候，她就建议把裤腿做得瘦瘦的，然后在腿侧开岔，装上拉链，这样就又合身又保暖。她一边指导一边动手示范，直到阿姨弄懂会做为止。在这短短的几日里，她与阿姨说的亲热的话比以前几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有时候到了晚上，她还会到李同志屋里来，和李同志细细地闲话。她不知不觉说出了他们一家的来历，描绘着圣诞前夜曾家花园里的繁花似锦。李同志双手托了下巴，静静地专心地听她叙述。好婆的故事于她听来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好婆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回想起那个晚上，在好婆家翻看旗袍的情景，公公的雪茄气息是那样古老而浓郁的香甜，好像一个陈旧的梦境。她想：好婆原来是这样的人啊，楼上楼下住了这多年竟毫不知道。以后的几日里，当她走过昔日的曾家花园，如今的一个市政机关的时候，不由伫住了脚步，好奇地张望了一下。她想象不出好婆描绘的情景，只见有身着蓝衣灰衣的人繁忙地进出。从大门外望去，她看见了那尊浴女的雕像，兀自立在一座花形喷池中央，在晴朗的阳光下伸展了手臂。她想：很多很多故事发生过了，心里出奇地平静。并且，她好像是窥透了这个城市的秘密似的，还有隐隐的得意。她迈开脚步离开了这地方，朝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街道上行人稀少，有一些落叶金黄色地落在地上。
于是，另外有一些晚上，李同志也将自己的过去一一地告诉好婆。在这样的时刻，她觉得好婆与世界上所有的外婆都没有区别。好婆看着她，眼睛里闪耀着老年人才有的温和慈善的光芒。她告诉说，她出生在黄海边一个小小的村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教书先生。小小的时候，父亲总是与他们兄妹讲着先烈志士、英雄豪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渐渐到了后来，却是哥哥做了导师，父亲与她则虔诚地听讲。在一个早晨，记得是母亲去世一年的祭日之后，父亲与哥哥带她离开了家乡。她问去什么地方，父亲说是去外婆家，她说外婆不早已经死了？哥哥就说，去舅舅家。然后在一个岔路口，遇到了另一家人，也是一个父亲，一个哥哥，另一个是弟弟。他们两家就作了同路。记得有一段水路，他们还坐了一条小船。是油菜花开的季节，田野里金黄金黄的一片。李同志出神地说着。好婆受了感染，竟也微微地激动了。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她们成了忘年交。其实她们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可是却深以为被对方真正了解。当她们想到即将来到的分离竟都伤感起来，心里恋恋不舍。现在，她们彼此再没什么可使对方不安的了，于是都消除了戒心。就这样，李同志离开的日子来到了。
15
这是一个寒冷的秋雨蒙蒙的天气。一大早，李同志就起来了。她穿了一件洗白了的列宁装，一条布裤子，裤脚管塞在高统的雨靴里，忙进忙出的。多日来的忧虑陡地从她脸上消散，由于事到临头亦不过如此，而使她彻底平静下来。她的两颊甚至恢复了一些往日里的红晕，眼睛黑亮亮的，精神抖擞。她声音很清脆地招呼这招呼那，像是对这次远行充满了信心。临近中午的时候，好婆下了楼来，送来一碗红烧肉煮蛋。李同志道了谢，就接过了碗，用筷子夹了一块肉送进孩子的碗里，说道：“宝宝最爱吃肉了。”孩子坐在小凳子上，将一张赤裸的棕绷床当作桌面，头也不抬的，捧了一只大碗在吃面条。好婆看见他桃子似的脑后勺，心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似的。李同志一边招呼好婆坐，一边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面，两腮红红的，面容十分姣好。好婆不觉想起那个坐了三轮车演出的李同志。仅仅还是几个月的时间，却好像过了三年五载。李同志似乎已经将那些忘记得干干净净，有滋有味地吃着面，和好婆说，她应当将外孙送托儿所去，而自己则可打打太极拳什么的，好好保养身体。她说她这时才体会到身体是多么重要。好婆便说她的身体别的没什么，就是眼睛不行了，开始花了，做缝纫机什么的有了困难。李同志就说，好婆你生活实在不必太过仔细，样样都要自己做，这可是太伤神劳力了。尤其是小孩子的事情，能马虎就马虎了。宝宝就是马马虎虎的，不也长大了。好婆说李同志你的话真是很对，我就是太仔细了，自己苦了自己，真正是个劳碌命。今后我想开了，能不管就不管，得放手且放手。李同志就笑了，说：这才对了。好婆也笑了。
这时候，门外有卡车的喇叭声响起，李同志说了声：车来了，便一口将剩下的面汤喝下，站起了身。然后，一场紧张的搬运就开始了。好婆生怕自己碍事，就退到了楼梯上，站在几级楼梯上看着人们忙乱。李同志一弯腰，抓起一个行李卷，轻轻巧巧地上了肩，腾腾地走了过去，脸不红气不喘，好像在舞台上演戏，真把个好婆看傻了。孩子这时已经坐进前边的驾驶室，在看一本小人书。他背了书包，胸前戴了红领巾，神情十分安定。转眼间，东西都装了车，李同志与袁同志与人们挥手告了别，钻进驾驶室，卡车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启动了，慢慢开出了弄堂。
好婆望着搬空了的只剩一张棕绷床的房间，对自己说：李同志走了，还会有谁来住这里呢？然后，她调转了身子，慢慢地上了楼去，外孙应当睡醒了。
（文章选自《文汇》月报1989年第十二期，配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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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名作赏读】上海的水土是很养人的丨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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