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祭祀 家礼（宴席 中国饮食礼仪是如何发展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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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祭祀、家礼、宴席，中国饮食礼仪是如何发展完善的

“民以食为天”！而食者有其道，此道曰“礼”也。

中国人喜欢捉摸饮食，也精于饮食礼仪。饮食作为人类维持生命延续的必须过程，陪伴我们终生。而以饮食活动为主要表现媒介之一的礼仪行为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重现，经过长时间演练逐渐变成一种固定的礼节。故而但凡饮食，必遵循礼节。

那么饮食礼节是从何时开始的，又是如何发展完善，变成今天这样的餐桌礼仪的呢？

一、饮食礼仪萌芽于“祭祀”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饮食礼仪是一种“礼”，或者说是“礼”的一种。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礼记》记载了先哲对“礼”起源的诠释，时至今日仍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被奉为经典之论，其完整论述为: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

唐代孔颖达对此疏曰:

“礼，谓吉礼。此吉礼元初，始诸饮食…始于饮食者，欲行吉礼，先以饮食为本。”又曰:“言犹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于鬼神，以鬼神飨德不飨味也。”

祭祀之礼，是敬奉鬼神的典礼仪式。根据文献中的描述“吉礼元初，始诸饮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远古时期人们借助饮食的供奉依托了自己对神鬼的敬重之情，尽管生存条件恶劣、物质资源缺乏，但是鬼神看中的是祭者所表达出的真挚感情，而不是物质上的丰盛与否，即所谓“鬼神飨德不维味也”。

因此，在祭祀的过程中，食物只不过是一种传达情感的物质媒介，它强调的是一种供奉的过程、精神的灌注。然而，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认为的食礼表达过程，尽管也是以食物这种物质为媒介的文化演示，但这种文化演示的宗旨和目标并不是鬼神而是演示者自身，主要体现的是进食者自身的生理需要、心理活动以及个体间的感情交流和交际关系的表达和体现。

正如此，我们只能说，祭祀仪式中隐含了传统食礼的因子，加快了其诞生的过程。

在人们长期的祭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固定化的祭祀模式，而祭祀食品的使用也逐渐仪式化，达到某种规格、表达某种情感、实现某种要求的食物媒介逐渐单一对应化，最后定型在某些特类的食物和饮品上。

而在频繁地主持或参加相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逐渐领悟到不同行为背后所表达的特殊含义，并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下（诸如恐惧、兴奋、愤怒等），形成了对某些象征性物品（如食物）或行为（礼仪）的体验和实践。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论述的:

“仪式正是这么一个机制，它将这种应尽的规范和责任周期性地转换成想要做的规范和责任…一方面，规范和价值观渗透着情感，而另一方面，粗野的、原始的情感因为与社会价值的联系而变得高贵起来。令人厌烦的道德约束转换成为‘对美德的热爱’。”

正式在这种“周期性”仪式的启发下，拥有共食经验的人们逐渐将对神鬼的敬意衍生成对同类的关爱和照顾，并伴随着家庭和社会的产生、等级观念的形成，建立和完善表达特定文化内涵（诸如生理需要、心理活动、感情交流和人际关系等）的饮食行为和准则规范系统—食礼。

二、成熟于家庭饮食习俗

家庭组织的建立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为幼年个体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受到年长成员的教诲，尝试、修正、演练着被要求的言行举止，在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中受到他人的熏陶，在看似繁琐严格的规范要求中逐渐成长为符合群体“标准”的独立个体。尽管这种教育过程是为“合格”个体所必备的饮食礼仪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实践和掌握，是家教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

这种教育过程在中国古代时期的官宦贵族之家中尤为突出，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家庭对个体的教育作用，并且把对年幼个体的食礼训导作为重要的家庭教育规范下来，《礼记·内则》中就论及了男女“幼少”时所应接受的饮食行为教导：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当幼体能够进食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要用右手（持箸）用餐；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用右手进食是符合饮食礼仪要求的，而左手用餐则被当作是严重失礼的行为，证明其早期的家庭教育没有完成。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男子到了七岁的时候男女不再“共席”、“共食”，要分开用餐，这是幼体间认识异性的方式之一，是后来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俗习惯的早期意识经验，自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男女混坐共餐被认为是“有伤风化”、“失礼失节”的群体意识，灌输在绝大部分的个体意识中并加以贯彻和遵守。

八岁开始，“示之廉耻”，使其懂得长幼谦让之礼，进出门户、共席用餐必须尊让长者。

在这种环境下，幼年个体逐渐领悟并谙熟以年龄为划分的长幼尊卑之序，当其步入社会后，就会有意识地将这种行为举止推演到以社会身份为划分的等级尊卑序列中，在经过与其他个体不断地接触磨合之后，融入约定俗称的行为规范体系之中。

由于女子在古代的特殊身份，其与男子的早期教育不尽相同，“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女子未嫁之前，同样需要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观看祭祀过程，熟悉祭品的摆放过程和方法，帮助他人完成祭奠仪式。

不仅如此，下一代的教育任务也落在了女子的身上，她们在嫁入夫家之后，与社会的联系逐渐减弱，家庭生活成为了她们此后人生的主要内容，从“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开始了新的身份交替循环。

传统的饮食礼俗也在这种循环交替下，得到了代代相传，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延续至今。

同时，全部成员参与的盛大家宴，也为成长中的个体提供了实践饮食礼仪的演练场所。扩大家庭是古代时期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往往几代共处一室。

而每逢年俗节庆等时期，全家老少便会团聚共食年幼个体在这样的公共宴饮氛围中，在长辈和他人的教导和示范下，被动地按照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就餐进食，不自觉地模仿和实践着传统的饮食礼俗（诸如座次安排、食物摆放、进餐礼仪等等），以至成为“理所应当”的行为习惯。

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有效地疏导和规范，并逐渐领悟特定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尊重他人、遵守秩序、遵循规范的象征意义，进而从单纯地行为模仿转化为有意识地言谈举止，为他们在未来的社会活动中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三、精纯于宴席饮食文化

此处所提之“宴”，主要指的是“延宾宴”，出席此等宴会的食客往往身份复杂、头衔多样，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群体活动。

“延宾宴”的仪式化程度虽然低于上文提到的祭祀仪式，但是其对礼仪化的重视程度却往往高于家庭聚食。因为在家族共食的情况下，对礼俗的要求虽然也不是很低，但是可以容忍或原谅族人在饮食礼节上的某些轻微失误；退一步说，即使犯错者受到了严厉地批评，其影响也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往往会在其道歉、改正后在族内得到消化和排解。

然而，“延宾宴”则不同，来自社会不同群体、担任不同身份、出自不同家庭的与宴者因某种特殊的目的而聚会到一起、共食于一处。其间，对食物的摄取与消耗显然不是此项活动的主要目的，隐藏在食物与行为背后的特殊意义得到了放大和彰显。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人们不得不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限制自己对食物的过分消耗，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与此相关的言谈举止上。

同时，“延宾宴”的社会性也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聚食宴饮，与会人员在宴会上的任何独特细微举动，都会被他人所关注；人们会根据他的特殊身份而将此动作赋予特殊的含义，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使其成为品评他人的重要参考。

因此，可以说，每一次的延宾宴饮都是对与宴者既往饮食礼仪修养的考核，失礼的行为势必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甚至危及所在群体组织和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如《史记》所记载的因一次延宾宴所引发的宫廷政变:

“灵公元年春，楚献鼋于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

古代先圣已充分认识到宴饮中失礼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故在社会基层推行“礼宾”贤德的宴饮活动（即乡饮酒），并将传统礼俗灌注于其中。

结语：

饮食文化萌芽于祭祀，成熟于家庭饮食习俗，最后在宴席中变得精纯。而以宴席或者聚会为最高规格的饮食礼仪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礼仪修养。延宾宴会必定是检验与宴者礼仪修养的考场，而谙熟此道的翩翩君子自然会游刃有余、处理得当，并与其他宾客一试高下，借以改善、提升自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

延宾宴会的举止规范也成为分析传统饮食礼俗的重要窗口，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精湛的礼仪表演、准确的身份定位以及明确的行为目的，传统饮食礼俗的精华在此刻得到了最完美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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