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臣和宦官不同的文化素养和秉性（使其在出使中的行为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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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明一代，朝臣在出使的过程中，要对所到之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盈缺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归国之后写成报告呈送礼部，以备朝廷查考。朝臣与宦官，往往具有迥异的人格秉性、文化素养、处事方法，这就导致他们在出使途中和出使区域的表现，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明代以儒家文化立国，出使的朝臣大都具有较高的个人素养，在出使的途中和所到之地一般能坚持操守，做到清不进货、惟求诗卷，彰显了大国的风范，尤其是在与朝鲜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诗赋外交的局面，在中朝外交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例如：据朝鲜史料记载：端木礼、端木智兄弟出使朝鲜，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因为两人在出使的过程中不私受礼物，朝鲜为他们建立了双清馆；天启年间奉命出使朝鲜的姜曰广不带中国一物去，不带朝鲜一钱回，受到天启皇帝的赞赏，朝鲜也为之树怀洁碑；祁顺、高闰出使朝鲜却其馈赠，朝鲜为之筑却金亭。

这些朝臣的感人事迹鸭水传为盛事，马韩载在稗史。还有嘉靖年间，光禄寺少卿陈侃和尚宝司司丞高澄奉命出使琉球，琉球国赠与黄金四十两，陈侃等人却而不受。朝臣在出使途中表现出的清正廉洁的作风，树立了明朝的大国形象，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中外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朝臣相比，宦官虽然也有一些清正廉洁之人，但是大多数宦官大都出身卑微，对财富有着一种天生的眷恋之情，所以一旦得到机会便趁机大肆敛财、索求无度，给当地君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成为所到之地为痛恨、抨击激烈、但是又不得不随声附和的明朝使臣。

以明成祖时期，曾经多次出使朝鲜的宦官黄俨和海寿为例，他们每次出使朝鲜，朝鲜国王都以各种名目赠予马匹、兰麻布、人参、花席、石灯盏、貂裘、糯衣等当地的珍贵土特产。即便如此黄俨等人并不满足，总是求索再三，而且态度傲慢、所要必得。

为此朝鲜太宗曾感叹道：俨之贪橘，天下所共知也。但是由于明朝此时国势强大，再加上黄俨为明朝专使，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朝鲜不敢有所违背，只能是尽量满足。

宣宗时时期的宦官昌盛、尹凤与黄俨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次出使，除了得到朝鲜国王的赏赐外，还自己求索各类珍贵方物，尹凤作为朝鲜籍的宦官，曾经多次出使朝鲜。关于他的贪婪，《李朝世宗实录》曾有如下记载：饯尹凤。凤求情之物二百余柜，每荷一柜用八人，荷柜军自大平馆至沙叹络绎不绝。

朝臣和宦官在出使途中和所到之地的不同表现，在万历三十七年的出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三十七年，朝鲜国几乎同时迎接了两批明朝使臣。一批是以行人司行人熊化为首的赐祭使，另一批则是以司礼监太监刘用为首的册封使。两位正使一外一内，相继而至。

行人熊化于4月8日午时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5月18日回国，在朝鲜的停留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零十天。而太监刘用于4月25日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7月9日回国，在朝鲜的停留时间长达二个半月。对照二使的行程，刘用在朝鲜汉城停留间不仅比熊化长了7天，而且一路上行动缓慢。其原因是诏使方留馆中，顷刻之间需索百出。

朝臣和宦官不同的文化素养和个人秉性，让他们在出使途中做出不同的行为。朝臣的清正廉洁极好地维护了明朝的大国形象，为今后中外关系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但是宦官在出使途中种种毫无节制的需索行为，虽然大都是宦官的个人行为，但是在明代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损害了明朝的大国国威。

宦官和朝臣作为明代的外交使节，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者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了一些各自独有的特点。首先：宦官和朝臣在出使的过程中，都可以兼任护送外国使节回国、吊祭册封等一些礼仪性的外事活动，或者处理有关朝贡贸易的相关问题。

其次：宦官作为天子的私臣，其出使既是朝廷的代表，同时又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宦官和朝臣相比，在出使的过程中具有一定隐蔽性，可以帮助皇帝办些私事，比如采女、猎物等，所以很多时候宦官出使，其实是为了达到皇帝的某种个人需求，而这些事情是朝臣所不能为的。

最后，凡是涉及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比如战争争端或者是进行一些，较为严肃而正规的外交活动时，都是由朝臣担任出使的使节。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朝臣出使可以更好地维护明朝的大国形象，树立大国的威望，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朝臣具备更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可以保证在涉外事务中言行得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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