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实战选出特效药：中医经方和针灸辨证论治

中国已经取得了新冠肺炎全球上半场的战“疫”胜利，中医药的广泛和深度参与对疫情控制和降低死亡率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中医进入社区防控，从源头减少确诊人数。疫情初期，在医院缺乏床位收治全部患者的情况下，仝院士推动武昌区把中药汤剂（通用方大锅药）送到社区，给发热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人群服用。数据显示：武昌的疑似病人确诊率在不断下降。1月28日确诊率高达90%多，从2月2日隔离点1号方全覆盖之后，到2月6日的确诊率就降到30%多，再几后来只有3%。

二、中医治疗确诊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疗效确切，可防止转重证。在武汉收治轻症和普通型患者的16家方舱医院中，中医主导的江夏方舱医院收治567名患者，全部治愈出院，转重率为0。而其他15家方舱医院的转重率据报道达3-10%。

三、中医治疗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往往能力挽狂澜。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比单用西医手段治疗，显著地缩短了发烧时间，加速了症状缓解和病毒核酸检测转阴，显著降低了死亡率。武汉在中医介入后死亡率迅速降低。现在尚未出院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中医参与之前收治的。（详情见文末附录链接）

四、中医促进恢复期患者康复，减少后遗症和复阳率。

五、中医药的强大疗效给在家自我隔离的广大群众信心和安慰，极大地缓解了焦虑情绪。不少群众购买了国家或地方诊疗指南中的中医方剂或中成药，作为家庭抗疫战略储备。做到了家中有药，心中不慌。

下面从治病的机理分析中医药的作用。

首先，粘痰堵在肺泡和下呼吸道是本次疫情中重症和危重患者呼吸困难及死亡的最重要和直接原因，中医使用的若干有效方剂以及针灸都可以有效促进化痰排痰（“宣肺”或“清肺”），从而快速和从根本上缓解呼吸困难和降低了死亡率。

其次，新冠病毒可能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患者多器官衰竭和死亡，中药可以有效地防止细胞因子风暴发生，这是中医药降低患者转重率和死亡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医药治疗帮助患者通过排痰、发汗、正常大小便等反应将病毒排出体外（“排毒”），降低病毒载量，加速病毒检测转阴。

第四，中医药也可有针对性的治疗其他导致重症的因素（比如血瘀）以及改善人体机能运行（如改善胃肠道功能，保证胃口和营养），维护患者整体健康。

第五，中医参与的重症和危重患者治疗，往往都是一人一方，针对个人情况对在通用方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做到了“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挽救了很多生命。

这些年来在医学舆论场上中医饱受打压。中医明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总是有人说中医缺乏临床证据。在有些人的思想和话语中，只有做了随机对照研究的临床结果才是证据。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但是普通人不了解，就糊里糊涂被洗脑接受了这个教条，好像觉得中医都没有做这些，因此中药都应该不许上市才对。借着这次疫情，正好让大众认识这种说法的错误和有害。

西医对待新冠肺炎一直在说“没有特效药”，而开发特异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需要至少几个月到一两年的时间，还未必能保证成功。那么西医收治患者后是在用什么治疗呢？西医的实践是对症治疗，呼吸和循环支持，合并细菌感染的用抗生素，等待患者自身免疫力战胜新冠病毒。当然，西医也试用了一些广谱抗病毒或者针对其它病毒或病原的药物，广谱RNA聚合酶有疗效说得通，而有的药物机理不清就是在碰运气。

中医对待新冠肺炎并没有当成一种“全新的”疾病，也没有去研发“全新的”药物，而是按照中医日常临床实践的原则“辨证论治”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因为中医药并不是专门对抗病毒的，所以确实不是抗病毒意义上的“特效药”，但是中医中药是整体施治，其目的在于调整已经失衡的人体系统状态，对战斗在一线的人体免疫细胞等应对病毒的力量进行方向性的纠偏和强有力的支援，并帮助人体机能正常运转，保证营养吸收和血液循环等，也排除或化解一些对人有害的自身产物比如痰液或血瘀。中医所用的药方，都是从常规药物库里取出来的常见药物的排列组合，而且都是有原则有先例的，有理论根据并有具体临床指南依据（《伤寒论》《温病条辨》等实质是临床诊疗指南）。那些质疑中医”把未经验证的药方应用在临床“的说法，就和质疑西医给一个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肾病的患者开具了七八种已上市多年西药是“把未经验证的药方应用在临床”一样荒谬。

中医在临床实践的摸索中熟悉了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找到了共性，因此各省或医院拟定了通用方，广泛用于患者的预防和治疗，中医通用方在社区和方舱运用的大数据展示了非常好的疗效，称为“特效药”毫不为过。在仅中国有疫情的时候，有人说中医治疗好了轻症都是自愈，现在看看全球的疫情，看看那么多人轻症转重证，还有人好意思这样抹杀中医药疗效吗？

同时，对于重症患者和危重症患者，因为体质不同基础疾病不同疾病表现各有不同，而且不同阶段疾病在发展变化，参与抗疫的中医大夫都需要个性化调整药方来取得好的疗效，这是中医临床个性化医疗的优势和特点，同时也说明“随机对照研究”开发出来的千人万人一方的西药方或中药方用在临床上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病情危急复杂时，医生的判断和个性化用药是很关键的。而且从原理上讲，患病早期使用特异抗病毒药物可能很有效，但中后期人体对病毒感染的反应包括痰、淤、炎症风暴等病象都不是抗病毒药物可以处理的，而中医经方的个性化对证组合运用却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医经方的辩证运用是应对新冠肺炎和所有病毒性肺炎的通用特效药。这也说明重症患者不要指望任何单一药物的RCT，也许可以指望中医师灵活用药随证治疗的RCT——其实中医一直在现实的临床中进行着这样的比赛，高明的中医师会脱颖而出。（从医师的区分看来，中医大夫的成长和水平区别可以类比西医外科大夫。）文后给出若干本次疫情中医在武汉治疗重症的详细链接。可点击查看。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中医如何辩证论治，以帮助大家理解中医为何能高效治病，包括新发传染病。

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向来不去辨别病原是哪种细菌或病毒，都是辩（患者之）证论治，即根据望闻问切采集的信息，辨别患者的“证”是什么性质——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八纲辨证）；辨别病在何处——是何脏腑，或是六经辩证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经（六种部位划分），或是按三焦和卫气营血划分的部位；是什么病因——风/寒/暑/湿/燥/火/疫/七情/痰/淤/气/血等。比如这次的疫情，辩证出是部位是肺，病性和病因有“疫/毒”、“湿”、“寒”、“热”等，轻症患者有的为“寒湿郁肺证”有的为“湿热蕴肺证”，普通型患者有的是“湿毒郁肺证”，有的是“寒湿阻肺证” ；重症患者有的是“疫毒闭肺证”有的是“气营两燔证“；危重患者是”内闭外脱证”；在恢复期有些患者是“肺脾两虚证”有些是“气阴两虚证”（摘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然后遵循中医的“临床诊疗指南”——《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文献以及由此延伸的或师门或学派或地方性或医师临床经验等给予对应的处方治疗。中医经过两千年的长期大规模实践，形成了成熟的理法方药的临床体系，培养的人才也是有相当程度的标准化的——虽然因为人体的复杂性和地域环境以及人的个体差异，同一疫情也会出现多种药方，但这种药方及其加减原则对于中医的医学体系和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讲，是已经经过相当数量的临床大样本重复验证的。

中医常用的中药都是中药药典收录的，除了有丰富的临床人用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植物学、农业种植、化学、细胞和动物实验数据支持（可参看《中药大辞典》）。中药的组合使用也是有很多原则支持，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和相反”，以及“十八反十九畏”（现代药物的用词为“药物相互作用”）也有大量临床应用案例可援引。因此，中药无论是单用还是组合使用，在原则范围内都是已知的经过验证的传统用法。只有当中医要使用一种新的植物（或其它物质）来治疗疾病时，才等同于西医的“未经临床验证的药物”。

除了中药，中医还有针刺，艾灸，按摩，导引术（八段锦、太极拳等）、音乐等多种疗法，除了艾灸（因烟熏不便）之外多种方法也在武汉的方舱医院运用。在临床中医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使用，都应该被认为是“经过验证的传统疗法”。

如上所述，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系统医学，其理法方药齐备，还有针灸等多种手段，在其适用的疾病范围之内一名合格的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夫可以达到稳定的高疗效。正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所看到的那样。

而且中医的常用治病手段都是可以即刻使用，无需研发新药（现有中药组合成方不是西医意义上的“新”药），当新的疾病发生时考验的是医生的临床能力而不是其他。在本次疫情下，虽然都是同一种病毒感染，不同人会表现不同证型，同一个人的证也会随时间而变化，轻症时变化慢，重症和危重症变化快，用药要准确和及时才能力挽狂澜。这对中医师的水平是很大的考验。期望一种“特效药”分子能治好重病基本是放任患者听天由命，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高死亡率也说明了现代医学对新冠肺炎重症的无能为力。这也说明尽早采取中医治疗轻症和疑似患者的重要性，而不是等到重症再治疗。

如何把中医这些复杂多种的治疗手段拆解变成可以一个一个可以“科学”验证从而让“科学”理解的研究？而且还要排除安慰剂效应？——其实安慰也是医学的重要功能，真实临床的时候给患者信心也很重要。中医大夫能很好地提供安慰是优点啊。好比终极格斗比赛，招数不限，打赢就算数，只不过打的对象不是彼此，而是疾病。有个“传统中华医学”队，他有些厉害的队员总是赢，而且让旁观者眼花缭乱，然后某裁判说，“不行，你必须按现代科学的套路来打，不能按你传统的套路来。”或者“你必须用现代词汇解释清楚你那些传统套路，说不清楚赢了也不算数。”这一次疫情，大家都眼睛齐刷刷看着，可以治好就算数，中医队应该说是很多选手都表现非常优秀，而且很多地方用慢动作和现代语言对传统套路进行了解释，已经获粉无数。但中医奥秘是在太多，要说清楚只能慢慢地研究。但疫情不等人。还是我以前说过的：“科学你慢慢学，中医我先治病去了！”

对很多病种中医能在大样本的复杂临床实践中交出比西医更优秀的疗效答卷。以还原论为主要思维模式的当代医学科学还不能充分理解和解释中医学的有效，其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还陷在纷纷扰扰的孤立表象和微观层面不能自拔，我们期待科学不断进步并更多地把系统论思维引入现代医学。无论什么医学，应该统一用有效性、安全性和健康价值/价格比来进行衡量。如今医保和大数据时代提供了进行这种衡量的条件。建议国家用卫生经济学的手段来鼓励中医的应用。建议国家尊重中医的发生发展规律，让中医自己管理自己，废除西医管理中医的模式。建议中医的教学重视经典和纯中医临床规培，让中医后继有人。

最后，我想说，中医是复杂性科学（钱学森、朱清时院士等有论述），其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可以达到个性化精准化的高疗效，其方法论从本质上是优于西医那种强调群体统计有效而不论个人是否获益的研究和评价方式，或者说，在群体统一用药的简单疾病模式下，可以沿用“某药治某病是否有效”的随机对照研究，但是对于需要个性化用药的复杂疾病模式，医学界需要更换评价方式，更注重评价医生或医疗团队对已有药品和其它治疗手段组合运用的临床治疗结果，而不是拘泥于某单一药品或技术本身。西医的新药和疫苗研发是典型的“临渴掘井”，耗时耗力还不知效果如何，虽然考虑长远控制也需重视，但疫情突发时期如何用好已有手段才应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作者：谭亚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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