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解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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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结束了隋末动荡、战乱的分裂局面，政治上形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为唐王朝三百多年的繁盛积蓄力量，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一统的繁荣、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而唐初正是这一转变的发起和蓄积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初，社会稳定，士人精神积极向上，胸怀广阔，这就形成了《庄子疏》质朴、圆融、淡定和务实的风格。

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老子》成书，只能说产生了一家学说。到战国末期《庄子》成书，以《老子》、《庄子》等一批道家学派的学者和著作为核心，道家学派基本形成，但还没有以“道家”命名。直到汉初，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论述各派学说时，“道家”始见于文献典籍中，此时，道教还未产生。

在魏晋六朝时期，道教是伴随着玄学和佛教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一时期，人们没有区分道家和道教的差异，有时用道家一词来代替道教使用。

道教的发展伴随着佛教和玄学的发展和强大，相比于玄学占主导地位的状况，道教还不够强大，相比于佛教理论体系的完备，道教理论还缺乏深层的理论构建。

唐初，玄学逐渐被重玄学所扬弃，儒学、道家和佛学出现三足鼎立之势，文化政策和政治制度比较开明和宽容，在此期间，不断产生佛道论争和三教论争的局面，三教在互相攻击中不断融合，他家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充实自己的学派，使自己理论更加完备，道教在这一时期，也吸收了玄学、佛学和儒学的某些理论和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得到系统的阐发。

成玄英的《庄子疏》既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又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玄英本人所具有的三教博杂的知识体系，就得益于这一时代背景。同时，《庄子疏》也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特色。

唐初，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对于宗教、文化统治相对宽容，兼收并蓄。同时，他们在统治刚刚建立、经济遭到破坏的百废待兴之时，采取的政策，稳定社会、巩固王朝政权，采用汉初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期实现尽快重建统一强大封建帝国的愿望。

“在唐初，为了建立统治制度和秩序，李世民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奖掖儒学，因此儒学曾经一度呈现兴盛的景象。但此时儒学的兴盛只是表面现象，不是儒学精神的真正复兴。为了解决紧迫和现实的问题，李世民在佛教和道家中，选择了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从此，道教成为唐王朝的国教，居三教之首。老子、庄子地位不断上升，著作地位甚至超过儒学经典。

唐代产生数量可观的注解《庄子》的文献，《庄子疏》就是其中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疏解本。既代表了唐初积极向上、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象，又显示出唐代道教理论的发展程度，同时，表现了玄学、重玄学的发展，以及对佛学和儒学的吸收。

政治上以道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宗教上，将道教确立为国教，政策上，提高老子、庄子及其著作的地位，对《老子》、《庄子》进行详细疏解、阐发就成为必然。国家统治者将注疏、讲解《老子》、《庄子》作为文化政策加以提倡，大力提拔人才，组织专门学者研习《老子》和《庄子》，并给予相当高的地位和待遇。社会上形成疏解道家经典的文学氛围，而应时而生的，是以成玄英为代表的道教理论家，具有比前人更高的文化素养，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文化上都产生重要影响。

文学自身的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从先秦开始就处于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各种文学体裁在交融的萌芽状态中不断发展，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其他学科中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受到相当重视。唐代文学极大发展，宋代以后文学理论充分发展。但中国文学的特点是“文以载道”，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才可以被称为好文章。

因此，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不是分开的，作为对《庄子》的疏解，《庄子疏》是庄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又是在扬弃前代玄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义疏体的道教经典著作。《庄子疏》继承前代的文学和哲学发展成果，吸收当代学术思想和文风，形成特有的属于自己的风格。

庄学发展

《庄子》在战国末年基本成书，秦汉间并未受到特别关注，注解者寥寥无几。魏晋六朝时，由于社会动荡和文学自觉的发展，《庄子》在沉寂了数百年的时间后，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注解《庄子》的学者不下数十家，学者们纷纷在古本《庄子》的基础上，“以意去取”，形成多种不同选本，在体裁上，有注、义疏和集解等，以阐发义理为主，注释字词为辅，对《庄子》音韵有所研究。伴随玄学、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向前推进。在这些注家中，郭象《庄子注》三十三篇，备受时人和后世的推崇，盛行于世，阐发义理，融合玄学思维方式入《庄子》，成为后世《庄子》的主要注本。

到了唐代初年，陆德明《经典释文》产生，集合各家注解，进行音、字、句的训话，总结前代在《庄子》音韵、字词和名物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庄子》音韵、训话方面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成玄英《庄子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依郭象《注》三十三篇作疏解，对比其他各家注解，以意去取，对多种观点都有吸收，在论述“三言”理论时，受前人影响较大，对庄子评价，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自己超越众家的观点。

前代学者在整理和删选《庄子》过程中，形成内、外、杂篇三部分，其中既有庄子自身之意，也有庄子后学整理之功，在客观上形成了内、外、杂三篇不同的文本特色，成玄英在闸发义理时，注意到了这一文本特色，文本结构理论的闸发有赖于庄学义理的极大发展。只有在义理得到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注重文学性。也因此，成玄英在文本疏解中。多次提出《庄子》运用“譬喻”的文学特点。

《庄子疏》的著成是在成玄英扬弃魏晋玄学，阐发自身重玄学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导致成氏不完全赞同郭象注《庄子》的理论和方法，不能采用玄学理论和由此产生的玄虚的注解方法，因此，《庄子疏》采用了较质朴的语言风格和征引、详解方式解《庄》。但同时，以重玄解《庄》、将《庄子》的本体论阐释为“重玄之境”的过程中，也带有神秘的神化色彩。

义疏体体裁的发展和限制

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对义疏这种体裁是这样论述的:“所谓‘义疏’，是指儒学在佛教‘讲经’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解经形式。它最初可能出现于梁代，其主要特点是:‘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骄俪之文’，……甚至‘随事曲解，无所凭据’。也就是说，‘义疏’与汉代经学的区别主要表现于:第一，它训释儒学经典，重点不在训释儒学经典的原文，而是注重对旧注的解释;第二，它不拘于传统的经说，而往往借训释以发挥己意;第三，它继承了魏晋玄学化经学的传统，保留了魏晋时期以老庄释儒的风气”。

这段话说明义疏体最初产生于六朝时期，是从佛学解经中借鉴来，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加以阐释的。同时，具有魏晋时期文学特色，“借训释发挥己意”。这就产生了唐代义疏体裁上，以重玄学疏《注》的特点，将“义疏”体带入道家，对道家经典给予疏解，并且遵循“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注经原则，依郭象《庄子注》为底本，疏解《庄子》。

义疏体体裁的限制，阻碍了成玄英详细阐发《庄子》文学性理论，对譬喻和“三言”等文学性只能点到为止，不能系统发掘。也使他征引各种古籍疏解文意时，阐发义理，形成质朴、圆融的风格。

结语

从先秦到唐代，散文体裁发展最为完备和充分，先秦产生《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等史传散文和《庄子》、《墨子》、《孟子》等诸子散文，从说理散文到寓言散文，种类繁多，风格不一。

秦汉魏晋之际，又产生书、浩、册、文、命、论等一大批各式散文，内容充实，说理透彻，形式优美，随着六朝音韵学的发展，散文也出现骄俪化倾向，至唐散文己成为普遍体裁，士人上书陈事、日常交往、记事抒情，除了诗歌之外，多以散文的形式表达，而在《庄子疏》中表现的散文体式的特点，正是唐代散文普遍发展的结果。

唐初，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曾颁布《诫表疏不实诏》，太宗贞观二十年，张昌龄又因“文辞浮艳”而被王师旦列为“下等”，这都说明，唐初由于统治需要和统治者的提倡等原因，散文文气有向质朴、务实方向发展的倾向，但同时，六朝以来形成的，成熟的散文骄俪化的风格，也继续发展。

因此，唐初的散文风气是文质并重的。成玄英处于这样的文学气象之中，他的《庄子疏》也表现为两种风格的融合:一方面，为质朴、圆融、不事奢华的风格;另一方面，在质朴中透出韵律之美和整齐的散文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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