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人同吃同住 开45天“炉会”（揭秘建国后最大反动组织：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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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贯道"开荒"种崇
臭名昭著的一贯道，是一个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多为汉奸、特务、反动地主、流氓恶霸。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敲诈道徒，聚敛财物，奸污妇女，同时又卖国投敌，为虎作伥，进行各种反革命政治活动。
一贯道起于山东济宁，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东震堂"，后改名为一贯道。此道奉达摩为始祖，传至17代"祖师"路中一时，尚因乏人信仰而默默无闻。路中一及其妹路中节相继死后，道号"天然子"的流氓道士张光璧窃得衣钵，自称"济公下凡而奉天承运办理道务"，在济宁发展了3000道徒，后又与小有势力的师妹孙素珍姘居，离开济宁到各地传道。
其时，正是1931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关内关外，人心惶惶，一贯道乘机大肆鼓吹"三期未教，罡风扫世，天下大乱，将死人无数，惟有入道者才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大难过后白阳佛要下凡掌世，入道者子孙享福不尽……"于是，大批惑于苦难和灾变的农民及城镇市民商贾便纷纷入道求安，一贯道由此大兴。
一贯道得名于孔子《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一语，但实际上并无可以"一以贯之"的道义，该道完全是个集封建迷信之大成的杂烩道，即所谓的"万教归一"。
其供奉者，上自"无极老母"、"济公活佛"，下至张飞、关羽、吕洞宾，外带耶稣上帝、穆罕默德，佛堂里请哪位尊神上座，全视当地群众传统信仰而定，目的无非是多"渡"人，多骗财。
道务发展起来后，张光璧设中枢坛于济南，然后派出干员到各地建坛，时称"开荒"。
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点传师栗春旭奉张光璧之命来北平开荒办道，初在新开路周景成（山东人，曾任国会议员、山东烟酒事务局长等职）家成立佛堂，参加者多是失意政客或军阀，如曾任袁世凯财政总长的周自齐、"矩威"将军潘矩楹及军阀唐天喜等。这就是北平一贯道最早的坛口了。
1936年时，一贯道已遍及鲁、冀、杭、沪，道徒数十万众，张光璧自命为师尊，妻刘率贞、妾孙素珍为师母，声势越闹越大。这样一来便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以邀赴宴为名，将其软禁于南京。
栗春旭闻讯，即向道徒谎称张已被处死，图谋取而代之；而天津道徒张五福则反其道而行之，愿以性命财产保释师尊。
结果，栗某失算了。
张光璧在南京归顺老蒋获释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开除栗春旭的道籍，而重用张五福，派张五福、杨灌楚和董雪桥（范太太）3人来北平接办道务，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的信一坛发展最快。
1939年1月张五福请张光璧、孙素珍来京居住，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租房作总坛，张光璧即命张五福负责北平道务，由刘新泉、宫彭龄襄助。
同年4月（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张光璧等人召集各地一贯道头目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举办了一期以训练骨干为目的的"顺天炉会"。参加者达180余人，分别来自北平、天津、山东、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
炉会期间，参加者一律不准走出院门，每天烧香磕头，吃窝头咸菜，并由各大道首宜讲"道义"及《大学》、《中庸》、《金刚经》等等，同时还设置了种种荒唐的"考验"，如"考酒"、"考色"、"考财"。
考酒时，由总坛天才机手刘新泉"借窍"充"大师兄"，女天才齐某充"关公"，将一盆掺酒的水端给道徒喝，说是仙丹妙药，不喝者则受藤鞭抽打，以炼其"诚"；
考色时，将男女道徒分两班站立，然后命一男道徒走到女班，一女道徒走到男班，由道徒们依次摸其身体，以察是否"见色起意"，有不肯摸者，则当众鞭答；
考财，说白了就是敛钱。刘新泉声称与一18岁女道徒有"仙缘"，公然赤身合卧，命男女道徒祝贺献礼，并每晨到床前问安。献礼最多的一次达2000块银元，少的也有数十元。
这三考，连同其他种种荒唐行径，把个炉会搅得乌烟瘴气，当时就有两个女道徒发觉上当，坚决要求退道。结果，却被道首们以"还冤衍"为借口，活活乱棍打死。为避免罪行泄露出去，众道徒均被迫立下洪警大愿，保证"守口如瓶"。
长达45天的炉会，将"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与欺男霸女、谋财害命熔于一炉，培养出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骨干分子，然后将他们派往各地，开荒办道。
张五福便是在这次炉会后被"师尊"亲命为北平道长的，同时还有100余人被亲放为点传师。
张五福设总坛于德胜门内兴化寺街15号，并在南长街及后广平库开办"树民小学校"，作为办道的掩护机关。北平一贯道领导核心便以"树民小学董事会"的公开身份出现，张五福亦经常在此"办公"。不久，又在琉璃厂开设了一处"中华善书局"，设专人在此管理道中人名总册和收支账目，并印制发放经书道卷及各类文件，充当反动封建的宣传舆论机构。
一贯道在北平地区发展十分迅速。这首先得力于日伪政权的鼎力扶植，其上层道首与日伪当权者秘密勾结，并吸收大批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加之又充分利用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民生艰难困窘的形势，该道得以大肆膨胀，短短几年间便在城区和郊区、外县建立大小佛堂不计其数，到1943年吃"混合面"时期，发展势头达到高潮。
以西郊门头村为例，该村639名道徒（1951年统计）中，1/4是1943年入的道。又如，后来成为北平总坛声威赫赫的"八大代表"的王钟鳞、马书鲁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人道并很快被擢拔为点传师的。
据—贯道"训"称∶"人有十条罪，劝一人（入道）可立一功，赎一罪，多立功多赎罪。"换张五福的话说；"看你们谁开（荒）得多，谁开得多，那些人就是你们的后学，归你们领。"又说，"将来一贯道平收万教，老祖师出世坐天下，这个老祖是个穷人，不知谁能渡他进来呢。"这些话，对于一心想当"前人"、享洪福的坛主们极富刺激性，大道首邓兴就曾亲口吐露心曲∶"后学多，走到哪吃到哪，穿的用的都有人供，人见了我就叩头，多大的官也得叩，比如王贯英是道台，陈玉汉是师长，求了道以后见我也叩头!"
为此，他曾在"师母"孙素珍面前立愿，要和专诚坛大坛主张承忠比赛，看谁开荒多，成立佛堂渡人多。结果，二人势力迅速扩张，邓兴先后亲自点道4000余人，并经常举办"仙佛班"、"忏悔班"，训练大批道徒为骨干，几年间从东郊到城内发展道徒五六万人，点传师200多名，分为四支五系，成为北平一贯道最大的实力派之一，号称"邓兴系"。
此外，他还在张五福指使下多次派人到西安、重庆、福建等地开荒，发展组织。张承忠自然也不甘居后，他本是天桥地区有名的恶霸，领导专诚坛后，重用一批同他一样的流氓恶霸出身的坛主、点传师，大肆网罗"后学"，先后在城南大兴、良乡、固安、武清，城西冷泉、长辛店、房山，城东通县、三河等地开荒建坛40余处，分坛200多，提拔点传师、坛主1000余人，道徒5万余众，使专诚坛成为北平后起的第一大坛。
一贯道的大小坛主，多是城镇富豪商人、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之类。为达到"多渡人"的目的，他们除了采用通常的"飞鸾宣化"（扶乩）和"入道可避灾免祸"、"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谎言蒙骗无知群众外，还常常利用手中权力。采取强拉软泡、经济控制等手段，诱迫群众入道。
如西郊贯义坛主姜毓德，因所管理的一贯道产业香山峰峪果园内有一水井，便以此要挟，逼迫附近没水村民入道，之后又进而逼迫道徒必须全家入道，否则须分家。致使许多村民父子分家、弟兄成仇。
城内一些坛主，则以"辞退"或"搬家"相威胁，迫使店员和住户们入道。丰台田各庄的魏家村，地主富农全入了道，坛主刘景泰身为地主保长，为强迫贫雇农入道，公然说∶"不入道，村里的饭不许吃，打短工没有你们!""谁不入给我滚出村去!"该村抓兵、派工、给地主家干活，人不入道都不一样，结果83.7%的村民都被迫入了道。
到1944年，因道务发展太快，佛堂太多，总坛已无法直接统辖，张五福乃将全市道坛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7善，善设善长，管理几个大坛，并委派陈明源、王秀贵、王维忠、王勋臣、马书鲁、米国权、安惠霖（后换为王钟麟）等人为八大中心代表，协助张五福管理道务。
为了便于掌握，1946年，张五福又将其庞大组织做了重新规划，分为外四组、内四组两大块。外四组以北平以外的重庆、西安、多伦等地区划分，内四组则分别以北平前门大街和中山公园为界，分为外东、外西、内东、内西四大组。每组各由八大代表中两人执掌。此时，北平一贯道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仅中层以上坛即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
2.为虎作伥
北平一贯道之所以能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依附了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
在南京，一贯道师尊张光璧率先投靠了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北平的张五福等人紧步后尘，与驻北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由里相勾结，领了"宪兵队顾问"的身份证，与师母孙素珍一起到各地传道，宜传不抵抗主义和亡国论，并积极布置为日伪搜集抗日情报，以及敛财集物、献铜纳铁等等，以取得日军青睐。
当时有句话∶日本人打到哪里，一贯道便发展到哪里。活画出了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可耻嘴脸。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千载骂名的汪记大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胡镜坤、江朝宗之流，都是一贯道徒，周佛海还是坛主，褚民谊是点传师。一贯道开门迎纳这些国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943年，张光璧在北平道首米国权家渡曾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汉奸王揖唐入道，礼仪十分隆重，张五福亲自点道，八大代表中王钟麟穿马褂执礼、王维忠等端供。仪式后，又将王揖唐等邀至兴化寺总坛大吃一顿。
另一次，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来北平，张光璧带张五福及米国权兄弟前往迎接，并设酒洗尘，席间还利用米国权弟弟的军阀身份向褚讨了个"外交部顾问"的身份证。
褚民谊当着众道首之面对一贯道赞不绝口，并表示要把他们介绍给冈村宁次和兴亚渡边（日特务机关长），张光璧、张五福等人则感激连声，奴态可掬。
一贯道上层如此，下面自不待说。在众多的中小头目中，不少人都身兼伪职，如保甲长、特务之类。协助张五福办交际的点传师周灿如，就是个日本特务，出门经常带个伪警董巡长，狐假虎威，招摇过市。这些家伙，一边焚香拜佛，一边肆行不义，乡下城里莫不如此。
城西志达坛坛主张鸿海，是个兵痞出身的伪保长，经常勾结卢沟桥伪警察局残害乡民。1937年，他诬控村民张鸿和有枪，带特务去抓，张鸿和闻讯逃走，其妻身怀有孕仍被抓去，惨遭严刑拷打而死。
对于那些不愿入道的群众，张鸿海也不轻易放过，时常勾结日特和伪警随意拘捕拷打他们，甚至逼嫁他们的妻子，拐卖他们的女儿。
一次，他伙同日特冒充八路军到各处诈取抗日情报。被当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玉品和孙福增识破。张鸿海恼羞成怒，当夜便带特务10余人将赵、孙二人抓走，拉到河边枪杀了。当地群众，惨死在他手中的有9人。
类似这样血债累累的汉奸恶霸坛主，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如丰台群众见了"怕得发抖"的坛主孙玉藤、号称"吕三爷"的昌善庭、北郊的刘燮元、东郊的穗肇增等。
在城内，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桥"北霸天"、点传师刘凤林（又名刘翔亭）。此人原系军阀部队的连长，后充任天桥伪自治会长，公然勾结日军和伪警，搜刮地皮，勒索百姓，放债贩毒，逼死人命。
尤为可恶者，竟经常指使爪牙在光天化日下绑劫穷汉、乞丐，送到他经营的吉祥戏院集中看管，至夜深人静时押上日本人的汽车，拉去当劳工。天桥一带市民小贩，提起此人莫不切齿痛恨。
1945年日本投降，一贯道惟恐失去依傍，急忙向国民党摇尾乞怜。而国民党则看中其浓厚的反共政治色彩及庞大的基层组织可资利用，因而虽表面下令取缔该道，暗中却通过其特务机关对其加紧控制，并在报纸上公开为其汉奸罪行开脱，称其"所为皆是善举"。
为掩世人耳目，该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由拥护"大东亚政策"变为拥护"戡乱救国政策"，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
1947年，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曾召集一贯道大坛坛主以上人员和其他会道门头子在地坛附近集训了一个多月。之后，张五福曾向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等人表示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并答应可以令解放区道徒刺探情报供给"国军"。
为取悦当局，张五福等人不惜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据道首王维忠后来供称："……1947年与王维山、王勋臣、米国权及张五福相携赴东城煤渣胡同给马汉三送虎画一张及镜框等物，又宴之，求马照顾一贯道；同年冬马任民政局长，又与张五福相携去为马鞠躬道喜，筹送数百万元，并为马妻散发选票，竞选国大代表……"还有"乘汽车到北平拜访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并送水果一大筐，后又在兴化寺总坛宴请居正，并曾在东安市场市隆饭店宴请（国民党）北平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夫妇一次……"这样，使得一贯道得以紧紧攀附在反动当局的高枝上，威风不减当年。
当年那些曾为日伪政权效劳的汉奸坛主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党国"的忠实鹰犬。"吕三爷"、刘燮元当上了中统突击队员，东郊的恶霸坛主穆肇增还组织起"清共委员会"，领取枪支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该道八大代表之一的安松樵，与国民党北平警察局警务科长，内三、内二分局长，北郊分局长，警察队长等5人结成把兄弟。他家门前经常停靠着国民党官员的汽车，他领导的内东组，大小坛主多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中任职，或是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或是"剿总"情报员、国民党区分部委员。
他们凭借反动政权的势力发展道徒，诈骗钱财，又以道会的特殊身份助纣为虐，破坏革命事业，残害人民群众。如刘燮元就曾于1948年纠集属下及特务分子60余人，用暴力手段阻止清华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压迫游行示威活动。至于为国民党抓兵、抓快，提供各类情报，更是该道大小坛主们的看家本事。
3.恶贯满盈
一贯道的大小道首们对外勾结权贵，为虎作伥，对广大道徒则骗钱、骗奸、谋财害命，无所不用其极道徒们是听信了"入道可以治病去灾，可见死去的亲人，可得护法真言避难躲劫"等等一套玄妙的劝诱之辞入道的，可是从一踏人佛堂那时起，就不得不流水似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入道费"、"功德费"、"行功费"、"免冤费"、"献心费"、"尽孝费"，花样无穷，胜过苛捐杂税。
仅入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就合十几斤白面，全市20多万道徒就是5万袋面，大都落入少数几个大道首囊中。日伪时期，仅该道敛财机构之一的"中华善书局"，每天就能在"功德费"一项下，收入黄金10条以上!
道首们诈骗财物，除去办"佛事"、"超拔亡灵"等手段，主要还靠举办"仙佛研究班"、"忏悔班"以及"渡大仙"等，借办班"考财"、"考恐惧"之机大肆勒索钱财。例如丰台小屯的点传师王致文开班考恐惧，把女天才李淑琴的母亲等4人藏在冰冷的花生囤里，冻得要死。李淑琴等为救出亲人，不得不赶紧"舍财"。
道首们收钱，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在通货膨胀、金圆券贬值时期，干脆只收白面、白布或银元，有的坛主家，白面、白布堆在屋里，顶着房梁。他们拿出小部分买几个香炉，点香办佛事，大部分都换成金条银器，藏于密室夹墙，成为私产。
北京大小坛主、点传师，靠"办道"发财者难以记数。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做了点传师后在通县买地49亩，在城内河泊厂、大蒋家胡同买房80多间。他自己就曾得意地说："我发财全仗供大佛爷!"
崇文和一坛主左鸿文在东总布胡同有一所大四合院，就是用骗140多个道徒的钱购置的。再如西郊广宁坟坛主周有生，入道前是个穷得吃不上喝不上浑身破衣烂衫的破落户，入道当坛主后，发展道徒100余人，靠道费收入成了暴发户，吃穿有余，还开了小铺。
中小坛主如此，上层道首可想而知。北京一贯道所属各坛收入，大部分须上交到张五福、张光璧手中，供他们过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仅从兴化寺总坛一处看，布置便极为阔绰讲究∶名贵地毯，紫檀家具上面还镶嵌有精美的象牙雕饰，百宝阁上古玩玉器价值连城，樟木箱内更收藏有殿版古今图书集成、御拓三希堂法帖及玉石图章等大量珍稀。
他们在城内有多处房产，郊外有"义地"、果园和别墅，真可谓"富可敌国"了。张光璧1947年逃往四川时，所带黄金一项就有1500条之多。
少数道首的暴富，致使大批无知道徒倾家荡产。西章道徒魏某原本经营一家皮鞋店，生活殷实，入道后因不断交纳"献心费"、"香资费"等，很快被吸干血本，整个皮鞋店及5处房产均落入点传师杨生甫手中，全家生活无着。
安一坛道徒白文海，也因几所房屋均被坛主傅扎森霸占，得了精神病死去，老婆白氏带着5个孩子忍饥挨饿，却不敢声张。
朝外大街修自行车的黎某曾对人说∶"我入道后，站着赚的钱都脆着花了，3块洋钱只买3个五字真言，合7角钱一个字儿!"
道首们除了想方设法诈骗财物，还以种种手段任意摧残、污辱道徒，以巩固其说一不二的统治地位。如举办"忏悔班"、"仙佛班"时的"考道根"、"考恐惧"、"考魔炼"等。
有时假设阴曹，用"阎罗小鬼"制造阴森恐怖的世界，恐吓拷打道徒，逼其"忏悔"；有时借口"神仙附体"，任意抽打折磨那些"心不诚志不坚"的道徒。
西郊精华坛主郭宋中、道化坛主昌德茂、乐化坛主单兆铨等曾共同举办仙佛班，训练道徒200多人，前后历时7天。训练期间强令道徒长跪不动，动一动便遭藤条抽打，使道徒们在精神、肉体上都受到很大伤害，竟先后有五六个人身心崩溃而死。
一个叫五丫头的精神失常，将衣物烧毁后，穿一身新衣投井自杀。另一何姓道徒的女儿白丫头，因开坛执行礼仪有误，被申斥后服毒自尽。整个仙佛班，几乎成了罪恶的屠场。
还有些道首常以香灰为"仙药"。让道徒以高价"求"去治病，治死人后还要骂人家"道心不诚"，西郊坛主姜毓德以及专诚坛主张承忠等人都是这类造孽的大行家。
东城南豆芽胡同道徒左金城，头上长个小疙瘩，让某坛主给治治，那坛主唱着问了病，然后喝了口水，用手一指咕噜几声，噗地喷在头上，又腥又臭，屁事儿不顶。
在这极端残忍的欺诈下，许多道徒家败人亡，沦为他家的奴仆，有的则远走他乡避祸。
商人王文元经友人王子良介绍入道后不久，其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张承忠便趁机以请"老母保佑"为名，前后从王手中勒索一两千元，结果王父仍然死于日军手中。
张承忠又劝王为父"超拔"，收去500元"尽孝费"。这还不算，紧跟着张承忠夫妇又以"献色赎体"为由，合谋奸污了王女荣敏，又利用王妻盼子心理，诱之以"吸气结丹"之法，将其讵至净室，由一男道徒奸污，并骗取数百元"感恩费"。
王文元一家哪堪这连番摧残，不久妻女便相继死去，家产也耗尽了。而王文元的好友王子良，本是个资本很厚的古玩商，在张氏夫妇诱骗下，入道后便不断与女道徒轮流"接缘"，并向张学"大彭祖术"，纵欲无度，半年之内就被张骗去近万元。
眼看油水榨干，张承忠便用"便衣队侦知王贩私烟，要抓他"，将他吓得远遁绥远，惊恐之下得急症死掉了。而张承忠和丁氏，靠了这大笔的不义之财，不断买金添银，置房产，出门坐汽车，进门有仆役，电灯电话、新式家具无一不备，过着"活神仙"的生活。
满口"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一贯道，就是这样一个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的魔穴鬼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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