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子学校》映后座谈来赏析（电影本身究竟在强调何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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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性别影展映后座谈，由成大性平会与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合作促成，历时九年，今年播映的是2021焦点女性影人——台湾女导李美弥，于1982年出品的《女子学校》。

故事开展于1980年代的屏东女中，一对风云校园的「闺蜜」，由于过度亲密的关系，遭到同学嫉妒并构陷，不只谣传沸沸扬扬，也造成校园与家庭直接介入打压的局面。以当今的性别意识诠释，一目了然的是爱情之污名化与不被理解，促使于彼时，特殊感情一词的标签即足以构成具有杀伤性的指控，在整场映后座谈，这也成为讨论的重点。

这场映后座谈，邀请身兼女性影展与台湾图像修复主要负责人──王君琦教授，以及成大台文系同时巧合毕业于屏东女中──刘乃慈教授，构筑一场对话性极强的性别对话。

「女性」、「后现代」，这些当代极度「正确」的议题，早已先行于这场电影座谈，成为新时代难以却除的意识型态。我认为与其期待论坛如何符合预期路线──一如既往，翻转过去对爱情的污名与歧见，化作正向、阳光、更细致的定义──不如撇去是非论争，遥远以历史目光将之视作当代与过去的对话：

意即，当年符合既定叙事风格，同时亦触碰某种议题边际的《女子学校》，若亦视作一种「正确意涵」，与今相较，集体意识如何挪动迁移？那样沟通的边界是溶融一体、或是异己相撞？换言之，请假想我们自未来款步而来，2021与1982年两种（甚至多种）「正确」如何对话，怎样在内涵不尽相同的语义下产生共鸣、触及真情，才是我们真正关心。

由是，容我更简明并激进地质问：在逐渐落实后现代差异的当今，这场对话反映的究竟是「差异」本质的优先考察，还指趋向将人类关系与情感流动作更细密的硬性框架？重建认知框架、套用新的类型学用意是尊重差异，还是更根本地抹平各种暧昧与差异的实存？

即是，当论及正确：正确本身这样固态的词汇──真有可能涵盖断裂、差异、边缘……等液态式的关系，还是仅沦为另一种制式义务，桎梏我们对世间诸相的想像。

基于此，接下来我将从《女子学校》映后座谈来赏析，电影本身究竟在强调何种主题？

1982年李美弥导演的《女子学校》，描述一对关系亲密的「闺蜜」，遭同学嫉妒与构陷，引发连串的排挤与打压。除了阳光普照的结局，应证健康写实的类型片，也剥开历史，一窥过往对特殊爱情的集体恐惧与忌讳。

然而对我来说，舍弃去谈语义中的历史挪移、人物的刻板设定（比如父爱从缺、女性歇斯底里的人设），更私密与真切的共相是成长过程中，庞杂线团一般的感情，知交、忌妒、霸凌、排挤、对爱的需求……历历在目的是，角色们如何过身于人影幢幢、定义不明的青春期，摩擦血痕、收敛幻想。

回归文本，剧中主角廖智婷与杨佳琳唤彼此为「知己」，否定恋爱情愫。比起映后王君琦教授试图框定两者间的特殊倾向，笔者更受她同时提出的另一概念──「女性凝视」启发。然而这层凝视并非若《燃烧女子的画像》，聚焦于女性情欲的对等，翻转凝视关系下乍看不平衡的「观－被观」，抗衡父权凝视下物化并单向的权力优位。

更甚，《女子学校》由于背景架设于本就模糊暧昧的青春期，其凝视的关系，本即是一种同时向外互望、向内塑形：在人生中，挟带自我意识，逐步于个体与群体间的辨位。意即，笔者认为《女子学校》的女性凝视更贴近沿线摸索生命的真貌──迷雾中如何辟径，流动中如何构筑真身。

职是之故，请将自身抽离、景框拉开：将电影年代1982视为后台，包覆在外的座谈会之2021作为主舞台，将会发现当我们目光聚集在词语的空壳之上——比如取向。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语意变迁，始终触及不了真实的情感流动。

观察整场映后座谈，遍地使用的标签与提问：比如不能接受廖智婷之最终悲剧、或是不满角色从缺家庭关爱的扁平归因（廖智婷家庭从缺母爱与父爱）、或是普遍排斥特殊爱情的集体恐惧，皆促使笔者尴尬于无视语境变迁与断裂，却硬是插足的对话。

特殊爱情足以成为恶意包围的起始，正因其在过去的空泛指涉与不假思索。

指控之所以成为指控，建立于其词语上概括的含糊、套用，一具空壳一件外衣。那么难道我们用以取代旧式歧视的，并非真正尊重个体差异，只是另一套固有的叙事套路、另一压缩脉络的意识形态吗？

剧中最令笔者深刻的是，当握有父权优势又肩负校园权力者的班导梅老师，如何事不关己又推波助澜：一方面压迫女性闺蜜，一方面还对传递谣言的加害者质问：「你真的明白爱情的含义吗？」

不，整个剧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旁观当事都不理解。正是因为这种含混，情感上的模糊、教育理解的不足，特殊爱情才成为具有杀伤力的词语。回望《女子学校》不仅不过时，反而在后现代叙事稳固的当下，更能反问与点醒：那我们真的能理解吗？在认知到语境变迁与断裂的常态下，还能坚持这种跨时空的诠释与对话：无论怎么替换与扩大「前概念」的空间，人的情感是能彻底地被分门别类的吗？

此样横断，令人不免联想傅柯的老生常谈：

「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这些关系并不在自身中把概念或词语连系起来，不在句子或命题之间建立演绎或修辞都结构。但是，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限定着话语或强加给它某些形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强迫它陈述某些事情。因此，这些关系是话语的极限。」

若仅将目光驻留于「类特殊爱情」或任一标签里类型电影，是否因此忽视触及真情的共鸣。或者，更直白地问，惊诧于人的时空条件造成的殊相外，如何直视「人」更笔直的情感共相：善恶爱恨喜怒哀乐──罪恶地纯洁，模糊地真挚。

《女子学校》带来的并非句号，而是问句：在单性校园里友情与爱情的模糊边界，有必要去划定、或者有办法正确归类吗？反之，若情感的本真即是混沌与复杂的，我们还能以一种空间式的想像，框架「摸索」阶段的沿线吗？

容我以《地粮》所昭示者暂结：「因为任何境地都由于我们的接近，它才逐渐得到存在，四周的景物，逐一地，在我们的行进中安排起来」，而青春期间建构自我，如行者不知去向，如歌者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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