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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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
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裴松之注）。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进入上流阶层，并曾担任中散大夫。
但也因为如此，使他在政治立场上与篡权的司马氏集团相敌对，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颇招忌恨。最后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陷害下，死于司马氏之手。
嵇康的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中比较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
他的作品被收录在后人整理的《嵇中散集》或《嵇康集》中。
1.“名教”与“自然”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嵇康哲学的核心主题。
“名教”指的是社会的等级名分、伦理仪则、道德法规、制度典范等等的统称；
“自然”则是指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格外重视。
王弼从道家的自然哲学的立场出发调和二者，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为“无”、为本；以“名教”为末、为用，强调名教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阮籍则以“大人先生”的形象喻示了自然对名教的突破。但是，直到嵇康这里，才明确地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主题，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
在嵇康生活的时代，儒家名教思想及其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规范已经逐渐被篡权的司马氏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维护统治、钳制人心的有效工具。
嵇康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决心从根子上动摇司马氏的说教。同时，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精神自由独立，嵇康从思想上也不愿意接受名教的规范。
所以，他将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名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是对大道的凌迟：
及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
2.“越名教而任自然”
从上可知，嵇康继承了老庄的“绝仁弃义”的思想，认为名教乃是自然破坏之后的产物，是低于自然的。
自然是合乎大道之本性的，是天地间的最高法则，也是最真实的存在。
因此，针对时人推崇名教的风尚，嵇康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名教对大道的分剖和对人性的戕害，从而超越名教，使人的自然真心本性得以彰显。
也正是因为反对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嵇康对当权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或者与竹林好友欢聚纵酒、啸傲弹琴；或者避居山阳，以锻铁为生，自得其乐。
他不仅自己远离政治，而且也反对朋友出卖自我、干禄从政。
他的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字巨源）从吏部郎的职位上升迁，向当权者推荐嵇康来继任吏部郎。嵇康得知此事，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一信，公开表示与他绝交。
在信中，嵇康直言不愿从政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表面上似乎是解释自己在生活习惯和性格喜好上与政治的不相谐之处，实质上则是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当时的礼教和政治的嘲讽与厌恶。
尤其是他提出了“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大胆主张，矛头所向，直指名教的核心和司马氏的统治。
正因为如此，嵇康一直深为司马氏所忌。尽管他自言志向不过是
“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愿望对他来说也成了奢望。可以说，他的思想和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
钟会在嵇康之死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钟会也是当时的名士，投靠司马氏集团，位高权重，春风得意。
一天，钟会轻裘肥马，宾从如云，来到山阳寻访嵇康，欲借以自重。嵇康正在锻铁，对之不理不睬，如若无人，继续打铁，弄得钟会大失颜面。
钟会等人悻悻然欲去之际，嵇康突然发语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算机灵，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含恨离去。钟会的回答当然是具有哲学性的。
后来，钟会揣摩主子司马昭的心意，借机陷害嵇康，将其下狱。
接着，钟会又落井下石，向主子奏了一本，说嵇康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司马昭正中下怀，下令处死嵇康。当时三千太学生齐拜嵇康为师，请求赦免嵇康。
司马昭不许。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弹奏《广陵散》一曲。曲罢，嵇康摔琴曰：
“《广陵散》于今绝矣！”
他从容赴死，时年四十岁。
嵇康之死是一个哲学家的死亡。可以说，嵇康正是用他的生命和死亡体证了魏晋玄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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