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汉奸审判却未马上开始（大汉奸们还被送进“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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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大批汪伪汉奸被抓了起来，惩治汉奸的有关法律依据也随之公之于众。接下来的程序按道理就是依法惩治汉奸，而且依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提审法：嫌疑人被捕后24小时内如果不予释放，就应押往审判机关。但一批汪伪大汉奸一连被关押几个月，既未被释放，也未被审判，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简单，国民党的法律并没有那么庄严和神圣，汉奸们没有被及时审判从戴笠的一席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汉奸的“疗养院”

上海的一批大汉奸曾被集中关押在愚园路吴四宝的住宅。

戴笠曾亲自去到那里，对汉奸们说：“请各位放心，我是奉委员长之命办理这起案子的，我知道各位曾在沦陷区为国家出过力，我将尽力为各位洗刷，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我也向各位保证，将不经过法律程序，而最后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里你们姑且把它当作一个漂白厂，把各位在沦陷区沾到的一丝污渍，漂洗干净，时间也不会太久。此地太局促了，我已为大家找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不日请各位搬过去，你们辛苦了多年，那里就算一间疗养院，先作短期的休养，可能，政府还想借重各位。”

戴笠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人物，他的话比法律更重要。他的话就像给大汉奸们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果然，不几天后，这批汉奸就被转移到戴笠所说的“疗养院”——楚园。

楚园位于福履理路，原是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住宅，卢英号楚僧，此宅因此得名。这是一座五开间三层楼的房屋，屋前是一个大花园。凭楼观花，遥望街景是卢英当年的一大雅兴，此时一楼用作看守人员的办事处，汉奸们则住在二三楼。

他们生活上的优待令人咋舌，每餐鱼肉，伴有美酒，其他食品也应有尽有。另外每天还有当日的报纸供阅览。比如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长梁鸿志就关押在此，独住二楼一室，每天有他的姨太太帮他料理私人事务，伙食是他的私人厨师单独为他调制。还有70多岁的盛幼盦，是盛宣怀之侄，曾帮日本人在沦陷区经营烟土，自己也有很深的烟瘾，军统竟然也准许他公开抽大烟。

总之，这一批汉奸在楚园是真的未受到什么委屈，过得还挺开心。

似是而非的“汉奸”

但问题来了，惩治汉奸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国民党政府难道没有一点表示么？那也不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惩治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甚至是莫须有的“汉奸”，譬如张二。

事情发生在南市监狱。张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一生不曾婚娶，与母亲相依为命。所谓生意也不过是卖牛奶而已，但不幸的是卖牛奶的地点选在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路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这里以后会是汪伪要员的老巢。

而张二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卖牛奶给汉奸。被捕时他的母亲当场昏倒在地，入狱后，由于挂念母亲，再加上看守人员的虐待，不几天便染病在身，高烧39℃。

到了提审他时，狱友说他发烧，结果看守人员当场就浇他一头冷水。时值深秋，张二冷热交加，浑身如筛糠。法官问：“知道你为什么被抓来？”“卖牛奶。”张二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你的牛奶为什么要供给敌人用？”“他们是订户，我就卖了。”“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汉奸是日本人的朋友，你卖牛奶与他们吃，是以物质供敌，知道吗？”“他们向我订牛奶，我怎敢拒绝。一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又有谁保护我呢？”

这段对话中张二的应对并无不妥，好笑的是法官审到这里，一拍桌子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吗？”似乎法官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时上海的警察，也是“伪”的。

可怜张二，此一审归来，就呓语不绝，昏迷不醒。

曾任伪《中报》总编的金雄白和张二同一监狱，因他以前做过律师，便仗义执言，质问巡视监狱的高等法院庭长刘毓桂：“张二应当不应当交保呢？依照我所知道的法律，一个羁押的犯人，不问其犯罪情节之轻重，如果在狱中患病，非交保显难痊愈的，必须予以交保！现在为什么该交保的不交保，不该交保的反而交保？国民党政府强调国家的法治，以我看，我们倒不像是处身法律的围墙之内！”

“你说话要负责任，你说谁并没有病而准许交保？”刘毓桂被刺到痛处，连忙反问。金雄白说：“储麟荪！他没有病而交保外出，并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为人治病。”金雄白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指给刘毓桂看。

储麟荪是个医生，曾任伪江苏省立医院院长。金雄白的揭露使刘毓桂极为尴尬，应付几句后就匆匆溜走了。

这天下午，到了放风的时间却没有放风，相反，监房的走廊中增加了大批看守。狱方接着宣布：由于在押犯的无理取闹，决定以禁闭为惩罚的方法，至少在今后的几天中不再放风。禁闭到何时，视犯人的悔改情形而定。金雄白则被降格招待，独囚一室。而张二，在当天晚上即死于狱中。

检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他母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关于你交保就医的事，我已向法院递交了好几份申请，但一直没有批下来，他们要我先送10根金条，我四处张罗，已筹到7条，现尚缺3条，但不论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设法筹足，望你安心养病，再忍耐一时。”

大汉奸们的命运

回到最初的话题，戴笠对那批“高级”汉奸的许诺能兑现吗？

当然不可能。这也是戴笠不高明的地方，他只是领会到了蒋介石最初想利用汉奸的一部分想法。但老蒋之所以下令要逮捕汉奸、审判汉奸，更多的是为了“顺应”历史的潮流。

那时的中国人民刚刚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有着切肤之痛，是不会轻饶那些为虎作伥的卖国贼的。更何况蒋介石正要抢摘胜利的果实，千方百计想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为了树立个人形象，他也想向全世界标榜要在战争废墟上建立“法治”的中国。因此，他怎么可能允许戴笠全盘的“政治解决”呢？

但戴笠话已经说出去了，真要审判起来，这帮大汉奸势必要大做文章。不过，刚要瞌睡还真就有枕头送过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戴笠死了。

1946年2月11日，戴笠“视察”北平、青岛、济南等地的“肃奸”工作。在北平，他将华北13名汉奸移解南京。3月17日，戴笠决定返回上海，解决上海那批汪伪汉奸的问题。3月19日上午11点45分，戴由青岛率领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等7人，搭乘航空委员会DC47型222号专机飞往上海。

起飞之前，据报上海天气恶劣，因此临时改在南京降落。如果南京的天气也不好，即飞回青岛。为了准备长距离飞行，还特地带了800加仑汽油。飞机一路平稳前进，飞抵南京上空时，已是下午1点零6分。机上报务员与上海机场联络不通，而南京因云层过厚，飞行员视线不清，不敢降落。

本来飞机已经打算折回青岛，同时也已电告北平方面。但当时戴笠执意要在南京上海两地着陆。所以折回青岛的飞机飞行不久，北平方面又接机上来电，说决定在南京穿云下降。结果，自收到这个消息后，飞机便杳无音讯。一直到了晚间，南京方面认为飞机肯定遇到了危险，当晚即由航空委员会及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空军分别派机沿途搜索。

20日上午，由美国空军在南京板桥镇附近20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众所周知，这座山，名为戴山（一说岱山）！飞机机身已经全部焚毁，仅剩机尾。尸体共13具，戴笠与其随从8人，机上驾驶员、报务员等5人，合计13人，又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当时人身模糊难辨，只找到了龚仙舫的图章一枚，戴笠及其随员所佩手枪4支，另有戴笠常用的物品几件。

据目击者说：当时该机飞行甚低，先碰到一棵高约3丈的大树，一个螺旋桨先脱落。飞机继续前冲，撞到山上，发生巨响，全机起火焚毁，火势直到晚间才告熄灭。

戴笠死后，其任务由郑介民、毛人凤接替。曾因戴笠的“保证”而抱有希望的大汉奸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周佛海得知戴笠的死讯后，发出“惊心旧友变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的哀叹，并凄惶地说：“雨农死，我也完了。”很快，他被移禁到重庆的士桥监狱。

于是，审判大汉奸的工作虽然拖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终于还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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