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圈养梅花鹿（京城十二家老药铺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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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北京脉搏 北京脉搏

古都北京，绵延几个世纪以来积淀了令人瞩目的丰厚人文遗产，老字号药铺当属其一。著名的老药铺可以说各具特色。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老北京十二家具有代表性的药铺和他们特有的生意经。

开场之前，讲个小故事，为什么药铺都叫XX堂呢？这个典故出自名医张仲景。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其人医术高明，深受百姓好评。汉献帝建安中期，他被调任长沙太守，当时这里瘟疫流行，死人很多，他很痛心，工作之余，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诊病人，自称“坐堂医生”，以表示自己藐视功名、为民治病的决心。后人为了学习这位名医的高深品德，就沿用这个名称，一些行医者也把自己的中药店叫“某某堂”，意为像张仲景那样不计名利、救死扶伤。

东四-永安堂

关于永安堂的开业时间，由于缺少可靠的历史材料，所以说法不一。有人说，永安堂开业于明朝永乐年间（1416）。有人不承认这种说法，说它开业最早，早不过清代康熙年间。但是，甭管它开业于明代，还是开业于清代，总之，是北京的老字号。

昔日永安堂

据知情者介绍，永安堂药店最早为南方人出资创办。后店铺产权归有名金店董家所有。店中管事掌柜先后是朱丽山、周子监、程跃宗、赵铎。北京国药业商会主席杨周臣也曾任永安堂总经理。

永安堂参茸胶醴丸散膏丹价目表

永安堂药店既经营汤剂饮片，又经营丸散膏丹。首先采办药材，一是在本城药栈选购一般药材，二是派人到全国各地药材产地采办特味药材。东北的老山人参，河南的金银花，杭州的白芍，蒙古的黄芪等在医药界极为受欢迎。这些名药材比同类药疗效高。有地道药材还要认真炮制。永安堂设有制药作坊，炮制遵守古法，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冻的必冻，绝对不偷工。据该堂保存清代乾隆年间刻印的《永安堂药目序》记“本堂实与名副，财以道生；随地产而徵材，种种依神农所办，奉成方而定品，般般尽抱朴之遗，有膏有丹有丸有散。”

永安堂药方

这段文字道出永安堂从选材至炮制的讲究。其炮制的成药分风痰、伤寒、瘟疫、暑湿、燥火、补益、脾胃、泻痢、眼目、妇科、痰嗽、疱科、小儿、咽喉、口齿等十几个科门，计有一千一百多种。永安堂炮制的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胃丸、人参鹿茸丸、万应锭、龟龄集等疗效好，为该堂的名药。

永安堂小儿七珍丹

永安堂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社会上声誉显赫一时。相继有盐山杨文愷为永安堂题“济世宝笈”，江朝宗题“济世寿民”，商震题“杏林春暖”，吴佩孚题“志在活人”，宋哲元题“采云蕙圃”，秦德纯题“功同造化”等。由此，永安堂与外城的负有盛名的同仁堂药店，并称为“内有永安堂，外有同仁堂”。

今日永安堂

近年，永安堂增加了西药、营养保健品和各种医疗器械等商品。为了更好地“济世寿民”，永安堂与十几家药店合作建立了“永安堂”药店连锁店。永安堂又创出了新的辉煌。

前门-庆仁堂

庆仁堂药铺过去在北京共有四个，就是崇文门外大街的庆仁堂参茸庄，前门大街的庆仁堂药店，东四北大街的庆仁堂药铺，虎坊桥的庆仁堂西栈。它们俗称“东庆仁”“南庆仁”“北庆仁”和“西庆仁”。

庆仁堂是个合资的店铺，掌柜是中药业有名的王子丰，最先于民国元年（1912）前后，开办了东庆仁，买卖经营得很兴隆，此后又相继开办了南、北、西三个庆仁堂及阜内大街的大和堂、山西大同的庆仁堂等药铺。成为北京民国年间，中药业四大家（其他三家是同仁堂、鹤年堂和千芝堂）之一。

庆仁堂

王子丰在十五六岁时就进一家药铺学徒。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能吃苦、勤奋肯干，在三年零一节学徒期间，后店的药材加工炮制和前店的接待顾客，看方抓药都学会了。出徒后就在店中做了一名普通职工。由于王子丰业务熟练，工作干得很出色，掌柜的就让他去干“跑外”（采购和推销）的工作。跑外使王子丰认识了很多的人，其中就有吴霭亭。吴霭亭对王子丰很欣赏，认为王子丰精明、干练，有魄力，又守信用，是个干事业的人才。当时吴霭亭手中正有一笔钱，计划开办个药铺，因此，就与王子丰商定，吴霭亭出资，王子丰当掌柜。于是就将崇文门外大街，买卖亏损的千芝堂药铺倒了（买）过来。

千芝堂经王子丰的经营，生意很兴隆，买卖做了起来。但是，后来吴霭亭和王子丰因故意见不和，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王子丰辞职离开了千芝堂。

庆仁堂药目

王子丰在千芝堂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王子丰为人刚强，决心干一番事业让世人看看。由韩、徐、孙、刁家积资，王子丰筹办买卖。并在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上二条胡同西口外南侧处找到一座已倒闭的店铺。经过筹备于民国元年春（1912），择吉开张，店铺取名“庆仁堂参茸庄”。“庆仁”其寓意是，韩、徐、孙、刁四家出资者和店中掌柜及所有店伙都是讲仁讲义之人，两字合起为庆贺仁义之人聚于一起，买卖一定兴隆。当年北京经营药材的分“药局”专以批发，不零售；“药铺”专以门市零售为主，北京药业行称药铺者为多数；“参茸庄”要比药铺高一等，表明资本雄厚，以经营人参、鹿茸、牛黄、麝香、阿胶等贵重药材为主。王子丰将买卖称为“庆仁堂参茸庄”就是要比千芝堂药铺高一筹。

王子丰每年岁末，要将四姓股东请到店铺来，向股东报告一年的经营情况。买卖盈亏。请股东查阅账目，验看库房。提取“红利”。店铺的一般管理都由王子丰负责，不必通过股东。

庆仁堂保赤脐风散

王子丰为庆仁堂几号买卖的总掌柜，各店都派有负责的掌柜。各店的掌柜与账房记账的先生都是“吃股”之人。每年岁终各店掌柜要向王子丰报告店铺一年的情况。

王子丰要求学徒很严格，在三年零一节期间内，无故不准回家。除新年闭店门休息五天外，平日没有休假日。不准留长发，一律平头，在店堂里必须穿长衫。对掌柜、先生、师兄有礼貌。王子丰要求学徒必须练习书法，打算盘，学习、背诵《汤头歌》和《药性赋》等药书，以掌握中药的基本知识，为以后干好药行买卖打下基础。

昔日庆仁堂

学徒满徒后，一般都留在本店中当店伙。店伙和学徒一样，吃、住都由店中免费提供。店中有专人理发师傅按时为店伙和学徒理发，由店中付款。店伙的每月工资很少，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月工资约三、四元钱。王子丰为了刺激店伙多出力，多卖货，将店伙的利益与店中营业好坏连在一起，店伙除固定月工资外，还有“提成”工资。按营业额的百分之一或二提取。这种办法，是庆仁堂生意兴隆，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庆仁堂进货、后柜加工炮制等，在千芝堂中已介绍了庆仁堂因与千芝堂大同小异，主要进质优之药材，加工炮制本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经营之本，提高药材的疗效，取信于社会。

今日庆仁堂

1946年至1948年，我国处于内战时间，北平的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几号庆仁党同其他行业一样买卖极不景气。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逐渐地得到恢复。庆仁堂参茸庄和庆仁堂药店为了便利患者、广开业务，聘请中医大夫来店“坐堂治病”，进行医药联合。患者就地求医，就地抓药，这种办法，既方便了患者，也有利于大夫，更有利于庆仁堂自己。从而使庆仁堂营业逐步地活跃起来，增加了销售额。

1956年，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庆仁堂在这次高潮中也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全市进行商业网点的调整，一条街同行业多的店铺进行撤点和并点；少的增点。崇文门外大街药店多，庆仁堂参茸庄就撤了点。1966年，“十年动乱”时，前门大街庆仁堂药店改名“复康药店”。1989年恢复老字号“南庆仁堂药店”。

前门-庆颐堂

庆颐堂前身为庆仁堂，属于其分号，店址设在前门外大街北侧五排楼的南边路西，庆颐堂制药厂在北平前门外大齐家胡同内中间路北，由于以销售参茸类药物为特色，所以专门在药店附近圈养了梅花鹿。为了宣传药品的疗效增加可信度，当年庆颐堂还专门印制了药品目录和价格表。

昔日庆颐堂

据记载，该堂出品的“养血调经丸”获得了1935年北平市政府颁发的物产展览会奖状，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药品。为此，庆颐堂还刊出启示提醒顾客。

前门-长春堂

长春堂药铺原址在前门外长巷头条，解放后才迁前门大街现址。长春堂是以自制销售闻药避瘟散而闻名的。

昔日长春堂

长春堂开业于清乾隆末年，创业人是孙振兰。他本是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后来开办长春堂店铺后，专门制作闻药销售。买卖传到孙振兰的孙子孙三明经营时，孙三明信奉道教，曾在房山县一个娘娘庙受过戒，当了火居道士，因之，人称孙老道。

长春堂避瘟散

民国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进行军事侵略，攻占我国的领土，一面进行经济侵略，向华北各地倾销剩余商品。日本药“仁丹”和“宝丹”在北京大量销售。长春堂为了抵制日货，在药师蔡先生帮助下，经过反复研制，最后，炮制出新闻药——避瘟散。由于这种避瘟散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效用，自投放市场后，很受各界人士的欢迎，终于取代了独霸北京市场的日本宝丹。成为夏季畅销货。当时在北京曾流行“暑热天，您别慌，快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心肺，消暑祛火保安康”的顺口溜。

今日长春堂

孙老道过世后，其内侄张子余接手经营长春堂，事有凑巧，张子余也信奉道教，他曾出家在白云观，是个火居道士，所以，人称其为张老道。张子余为人精明，又善于社会交际，长春堂在他经营时，发展很快，不仅北京的大小百货店、杂货铺、茶叶铺等都代销长春堂避瘟散，而且在天津、太原等处设有长春堂分店。因此，长春堂成为北京的名店铺。

前门-济安堂

济安堂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由王仲光创办，俗称王回回。其家传秘方配制的狗皮膏药是人们公认的祛风散寒外用良药。由于这种黑色药膏摊在一方狗皮上，故称狗皮膏。王家将狗皮膏的配方写在一个小手折上，世代相传。

济安堂狗皮膏

1956年，济安堂最后一任店主参加了公私合营，献出家传秘方，从此狗皮膏扩大生产，为更多病人服务。狗皮膏炼制的药材有几十种，炼制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才能保证疗效。

大栅栏-同仁堂

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浙江宁波府人，在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谋生。最初这位姓乐的在北京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和代卖小药维持生活。到了清朝初年，其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官太医院，当了一个出纳文书吏目（管理文件材料的小差使）。这样，就为后来同仁堂的创办及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清康熙八年（1669），乐尊育之子乐梧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栅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同仁堂有了一定的发展。同仁堂的大发展是从雍正年间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为清御药房供应中药，当时称“供奉”）开始。同仁堂有了为皇宫“供奉”药品这个靠山，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声望，也为同仁堂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都是先领药款，尔后才交货。这种预领官银，加强了同仁堂的经济实力和资金周转，实际上是为同仁堂提供了无息贷款。

昔日同仁堂

同仁堂药店是北京著名的老药店，历史十分悠久享誉海内外。达仁堂和宏仁堂药铺也是乐家人开的，但它不是同仁堂的分号。它们的来历是这样的：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就是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兄弟四个。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不是乐孟繁的人，就是乐仲繁的人，不是乐叔繁的人，就是乐季繁的人。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所依附者所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中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家族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破坏了四支“家族协议”，引起其他三支的共同反对，争吵不休。最后，使得乐笃周的哥哥、当时掌握北京同仁堂大权的乐佑申被迫辞职，才算了结。

同仁堂价目表

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同仁堂药目书影

“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这是清代文人对同仁堂的赞誉之词。同仁堂的驰名，虽然和清代御药房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同仁堂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方针。过去同仁堂炮制紫雪丹时，古法要有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眷属的金首饰约100两，放在锅中与药料同熬，使金元素入药，提高疗效。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该存放的必存放，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好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然后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才能卖。这种做法，不仅增加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多占库房。因此，一般药铺没有条件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现炮制现卖，这样药的疗效自然比不了同仁堂。

同仁堂广告单

在做广告宣传中，以同仁堂最会做，最有办法。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沟一次。这里说的沟，是北京的地下泄水沟。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很是不便，尤其是夜晚，不留神，就会跌倒在污泥堆中，弄得遍身臭泥。因此，在每逢掏沟时，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每到天黑以后，到处是一片漆黑，白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3年，同仁堂刊印的告示

同仁堂还有一种送药宣传法。清代，读书人会考在北京，北京又是顺天府衙所在地，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届会试和乡试时，各地应试之人云集北京，住在各省、各府、州、县会馆中。同仁堂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拿些防伤风感冒、帮助消化、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山药，到他们的住所，赠送给那些应试之人。虽然同仁堂拿出一笔钱，但通过那些应试之人，把同仁堂名声传到全国各地。

1978年北京同仁堂

此外，同仁堂还利用做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机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北京无职业的劳苦大众很多。冬天，北风呼啸，穷人身上无衣，肚中无食，很是难熬。同仁堂每到冬天都在前门外打磨厂、珠市口、崇文门外磁器口、崇文门内史家胡同等地设粥场，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在旧中国，人死了都要弄口棺木装殓埋葬。有钱的人，弄口杉木、柏木的好棺材也很容易，可是穷人弄口薄皮棺材也不容易。同仁堂抓住这个机会施舍棺材。同仁堂施舍棺材简单方便，只要有人证明确实是买不起棺材，有人介绍，就可去领一口棺材。同仁堂做这些社会慈善事业，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同仁堂茵陈酒

在北京沦陷期间，同仁堂药铺在抵制日本商人的控制、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有两件很突出事情使人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发生在1939年。日本的大商人知道同仁堂是北平很有影响的大买卖，企图控制同仁堂，派人和乐家联系，要在同仁堂投资入股。当时负责同仁堂事务的乐达义先生（乐松生的父亲）是个爱国的企业家，为人正直，很有正义感。他深知，这不是同仁堂乐家一家的事，而是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大问题。他认为，自己不能成为乐家的败家子，民族的罪人。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在同仁堂入股投资的要求。然而，这个日本大商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乐达义施加压力，乐达义没办法，只好通过朋友，找到当时北平的大汉奸王荫泰，请他帮助疏通。乐达义花了很多的钱，才使日本商人没有挤进同仁堂里来。

第二件事发生在1939年夏天，当时，日本人的避暑开胃药“仁丹”在北平很畅销。同仁堂为了抵制日货，他们组织几位老药工，翻阅药书，经过多次研制，最后炮制出以牛黄、珍珠、麝香、蟾酥为主药的“六神丸”。这种六神丸，对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患有咽喉病的人，有特殊的疗效。这种药的主治和功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仁丹，因此销售很快，成为当时轰动北平的名药。不仅中国人患咽喉病，喜欢服同仁堂的六神丸，就连日本人也千方百计地抢购六神丸。他们有的把抢购来的六神丸，运回日本或运到南洋各地转手高价出售，有的把六神丸珍藏起来，以备救急之用。由于同仁堂的六神丸对咽喉疗效高，销路畅，1942年一个日本商人想用高价，收买同仁堂六神丸的配方，他多次找同仁堂乐家人提出要求，但都遭到严辞拒绝。

今日同仁堂

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经理是乐达义的儿子乐松生。他为人奉公守法，开明能干。1952年，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1956年乐松生带头参加了公私合营。

解放前，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曾试图改进中成药的制造科学之路，但没有成功。1953年，同仁堂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试制银翘解毒片、黄连上清片、女金片成功。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

大栅栏-育宁堂

大栅栏里的育宁堂药铺曾是和同仁堂乐家老铺齐名的买卖。这家育宁堂原来和同仁堂一样，也为清宫御药房提供药品，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有很多避讳的习俗，像皇帝的名字，不管人名或物名都不能用。清道光皇帝的名子叫“旻宁”，所以，当时药铺里“清宁丸”因“宁”字是避讳之字，就改叫“清麟丸”。“二母宁嗽丸”改叫“二母安嗽丸。”

育宁堂火罐

由于“育宁堂”的“宁”字也犯讳，尽管后来改叫“永安堂”，清宫御药房还是停止了该铺供奉药品的经营。从此，该药铺买卖一落千丈，在咸丰年间被挤垮了。

崇文门外-万全堂

万全堂药铺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巾帽胡同南侧。有人说，万全堂是北京开业最早的药铺，一般说它开业于明永乐年间，距今500多年了。在万全堂内挂着一副民国十五年（1926）的对联，上联是：“万国称扬誉广三千世界”；下联对：“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

更有人说，万全堂药铺最早是同仁堂乐家开办的。乐家原籍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明代永乐年间定居北京，开始以走街串巷，摇串铃行医卖药为主。行医卖药生意很好，几年时间积下几个钱，就在崇文门外大街开办了这座万全堂药铺。到了清代康熙八年（1669）才在前门外大栅栏内路南开办同仁堂药铺。后来，乐家一位姑娘出嫁时，将万全堂做为陪嫁品，送给了姑娘。此后，万全堂曾几易其主，最后长期由山西省临汾人经营，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

昔日万全堂

不管怎么说，万全堂是北京一家老店铺。原崇文区档案馆存有万全堂《合同》、《房产红契》、《房产卖契》等几十件可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该店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我国商业史的难得的史料。同时证明了万全堂药铺是同仁堂乐家后代卖给姓姜的，并非是送给姑娘，做为陪嫁的。姓姜的是山西省临汾人，将该药铺房产买去后，继续用万全堂字号经营中药。

万全堂药铺是前店后作坊炮制。万全堂在经营方面“以信实为宗旨”，也就是材料真实，炮制讲究，提高药物疗效，取得社会信誉。

万全堂虔修诸门应病丸散总目

万全堂进药材的原则是，不怕价贵也要进质量好的货。所以，万全堂采购药材是多方面的，它们有专人当采购员。在北京同当时的汇丰、天汇、隆盛等大药栈有交往；每年逢春、秋两季祁州药王庙药市时，到市上大量采购各种药材。因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市场，南北药材商人都赶这个市场，货全、货多。

药材好还要加工细，万全堂药铺的“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俱全。汤剂饮片简称“饮片”，就是草药。从药行和祁州药材市场采购进来的药材，需经过加工才能卖给顾客。药材要经过挑选，过筛子筛，而后该用刀切的就切；该蒸的就蒸；该炒的就炒。如半夏需用清水、石灰、矾等几道工序加工，放49天才能使用。又如何首乌、大熟地和山萸肉等，需用黄酒反复上屉蒸，蒸到内成糖才合格。像黄芪必须挖去黑心部分，并用刀切成斜片。总之，万全堂所出售的各种饮片都是精细按古法加工，一丝不苟。

万全堂乐家老药铺金不换神仙膏药标

丸、散、膏、丹是经过认真炮制的成药。万全堂另设“丸药”作坊。也包括炮制膏药、药酒和散剂。丸、散、膏、丹，这种成药的疗效，首先得说药方，万全堂搜集了很多的古方和民间验方。其次是药材，最后才是加工炮制。万全堂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可以说条件具备，因此，万全堂出售的牛黄清心丸、二母宁嗽丸、牛黄抱龙丸、追风膏等几十种疗效好，为患者所称道的中成药。

万全堂铺中售药处，有查柜一人，他在柜台外边活动，顾客进店他招待顾客。柜台外摆八仙桌一张，左右各有一把椅子，等着抓药的顾客可在此休息。查柜一项主要责任是检查顾客的药方，查对所抓药品，以防止错误。伙友给顾客抓配方剂，每味药各包个小包，包内另放个小方纸，上印该味药的药名、药性、主治等文字介绍。可供顾客了解和核对，药方与所抓之药是否相符；并为顾客提供药品知识材料，以学习和鉴别大夫处方的优劣。

今日万全堂

万全堂药铺从清康熙年间开业以来，历经兴衰、沧桑。在乐家经营期间，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次失火。重新修建后，生意依然兴隆。有人说，“火烧旺地”，实际是万全堂处的地理位置优越，当年的崇文门外大街店铺鳞次栉比，游人如梭，是北京商业繁华大街之一。而且北京九门总税务署又设于此，更加重了地域的优势。

1956年，万全堂参加了公私合营。从此，万全堂就结束了私人经营的历史，转入国家企业。

崇文门外-千芝堂药店

千芝堂药店原名千芝堂药铺，它是取铺藏有千万支仙药灵芝之意。原址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1991年迁至前门大街。千芝堂开业于清乾隆十年（1745），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老字号。其首业人已无可考，只知到了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吴霭亭的用二千两白银将千芝堂的铺底买了过来。从此，千芝堂开始兴旺起来，发展成为北京中药业四大家（另外三家是同仁堂、鹤年堂和庆仁堂）之一。

吴霭亭将千芝堂买过来后，他自己没有亲自经营，而是聘请一位既懂药材炮制，又精于买卖经营的王子丰替他管理。这在旧商业店铺中，吴霭亭是千芝堂的东家（铺东），王子丰是千芝堂的领东掌柜子。王子丰精明能干，千芝堂在他的管理下，买卖做得很有起色。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中，做了一个时期的买卖，赚了几笔大钱，为千芝堂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北京城内战乱，有钱人为了避难就将家存的人参、鹿茸等贵重药材卖给药铺，千芝堂以极便宜的价钱买下不少这样的货。俟战乱平息后各种货物都恢复了原价，千芝堂就发了大财。

千芝堂匾额

王子丰自认为对千芝堂的发展有功，产生了骄傲，从而与东家吴霭亭发生矛盾并发展到无法调和，最后王子丰一气离开了千芝堂。

王子丰离开千芝堂后，不久，就领了个财东于民国元年（1912）左右，特意选在千芝堂的北边，崇文门外大街路东开办了庆仁堂参茸庄（后来俗称东庆仁堂）。从此，千芝堂与庆仁堂两家展开了无休止的商业竞争。表现为：一比门面，千芝堂是三间门面开间，两层楼，描梁画栋，金碧辉煌；庆仁堂也是三间门面两层楼，油饰得里外一新。二比经营，多招顾客，多做买卖。王子丰利用他在中药业中的交往广，大量收购质量好，价钱又廉的药材。并在药材炮制上下功夫。而且在门前挂出“本庄采购各地名贵药材，精心炮制，定价低廉，初一、十五收价减半”的广告牌。

昔日千芝堂

千芝堂从王子丰走后，掌柜换上吴受臣。吴受臣也是个会经营善管理的人，他在庆仁堂这个强有力竞争者面前毫不示弱，利用店铺历史久，经济实力雄厚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的企业。民国四年（1915），千芝堂在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南开办了南山堂药铺；王子丰也于民国六年（1917），在南山堂的南侧开办了庆仁堂药店（后俗称南庆仁堂）。后来，千芝堂又在阜成门内大街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紧跟不放，也在其侧开设了大和堂药店。千芝堂与庆仁堂之间的竞争甚是激烈，就连千芝堂在山西大同开办南山堂分号，王子丰紧跟不放，追了去开办了大同庆仁堂。不过两年之争始终不分胜负，并且都在竞争中发展。

千芝堂所以能够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同它的药品质优、疗效显著有很大的关系。千芝堂是自己采购药材，自设加工作坊炮制“丸、散、膏、丹”。进货是从三个方面，一是从祁州庙会药材市场进货。祁州庙会就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药王庙会。多少年来，这个药王庙每年春、秋两次开庙。届时，全国各地的药农、药商都赶这个庙会，所以，药品齐全。千芝堂每年都派人赶祁州庙会，在市上采购药材。这是千芝堂一条主要进货的渠道。二是派人分赴全国各地选购名优药品。三是从本市大药栈进货。后两个方面都是在祁州庙会没有买到的药材，临时补购。千芝堂无论从哪里进货都是不怕多花钱，选购质优的货。

千芝堂药标

千芝堂经营的药品，不论“汤剂饮片”还是“丸、散、膏、丹”，都是认真加工炮制，以提高疗效。汤剂饮片就是中草药，草药是要经过加工才能出售的。如半夏需经过用清水、石灰、矾、甘草、生姜等几道工序，全部工序前后需49天才能完成。又如天麻、玉金、元胡等都需用刀切成薄片才能在煎煮时充分发挥药效。中成药“丸、散、膏、丹”的炮制十分讲究。千芝堂一是讲究配方，只有配方合理才能有疗效。千芝堂的中成药不是用古方，就是用民间验方。二是选料真实、质优。三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古法炮制。药材该切的切，该炒的炒，该蒸的蒸，该存放的存放，认真炮制。所以，千芝堂的中成药疗效好。特别是二母宁嗽丸、羚翘解毒丸、暖脐膏等为顾客称赞。

千芝堂在利用做社会慈善事业的同时，广泛宣传自己以提高千芝堂在社会的声誉。过去每年入夏，千芝堂都在店铺门前搭起一座高大的遮阳席棚。席棚下设有桌凳、大盆的暑汤及消热祛暑的小药供路人休息与解渴救急免费服用。得其利者自然感激千芝堂，其他人也敬佩千芝堂的济世风格。

千芝堂火罐

千芝堂药铺对外经营既有门市零售，抓方剂、卖成药，又有批发。门市顾客以东南城居民为主，也有远道慕名购药之人。批发的对象多是城乡的小药铺，也有外埠的一些药商。

千芝堂是个殷实的买卖，自吴姓接手后，年年生意兴隆、赢利。每年盘货时都打“厚成”，就是各种药材都按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倍或几倍记价，如1元的记为5角，甚至更少。所以，从账本上看千芝堂的资产不多，实际库存极丰，资金都打在“厚成”里，资金很多。

今日千芝堂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千芝堂参加公私合营，后转为国营千芝堂药店。1958年本市调整商业网点时，北京市药材公司定千芝堂药店为本市剧毒类药品及特种药品的供应点之一。后对崇文门外大街，西花市大街西口以南地区进行改造，千芝堂于1991年迁至前门大街营业。

花市大街-德寿堂

过去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在报纸上、电台广播上，还是在各大戏院舞台的大幕上，都有“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的字样。当时，“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德寿堂匾额

康伯卿字印寿号旭东，北京东郊半壁店人。家中务农，他父亲时只有两三亩土地，养着他们弟兄、姊妹7人。农民的孩子能够进城找个店铺学徒，在当时来说是个最好的出路了。康伯卿十五六岁时，经人介绍进西单怀仁堂学徒。他在怀仁堂里先学切制饮片，后学炮制丸散膏丹的手艺，并习字读药书。药铺里的活计，不论后柜炮制，还是前店抓方剂售药，他是全都精通。

昔日德寿堂

康伯卿于民国五六年（1916-1917），离开怀仁堂，在崇文门外下唐刀胡同家中，在家人帮助下，自己炮制万应锭、眼药棍、七珍丹、暖脐膏等小成药。前门和崇文门外客店多，康伯卿白天不是去药栈进药材，就是在家里带着家人制药，傍晚挟个布包，内放各种成药样品，串客店推销。由于康伯卿炮制的各种成药成本低，疗效好，价格低廉，深受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康伯卿的生意十分兴旺。买卖干到民国九年（1920），康伯卿已经积累下一些资本，为了扩大营业，他在崇文门外南小市口路西租下四间房，正式挂出“德寿堂药铺”牌匾。

德寿堂药铺开业后，一面营业，一面潜心研制新产品。康伯卿根据人们经常患风火牙疼、暴发火眼、口舌生疮、嗓子疼痛等疾病，这些虽然是常见的小病，但是，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痛苦。而且当时社会上专治这些疾病的药品又不多，疗效又不好。因此，康伯卿请来好友中医师吴鸿溪帮助他研制新药。他们查药书，研究药性，最后选用：牛黄、黄芩、大黄、薄荷、桔梗、防风、雄黄赤芍、冰片、甘草等主要成分，研制出清热解毒，祛火化痰，通便润肠的牛黄解毒丸来。

德寿堂广告

德寿堂的康氏牛黄解毒丸所以疗效高，不仅是其配方合理，而且还由于他们选料精良，炮制讲究。用来炮制牛黄解毒丸的原料都是经过仔细筛选，次料一律不用；炮制必遵古法。制成的牛黄解毒丸都呈微红色。每丸重一钱，外吊蜡皮，上写朱砂色的“德寿堂”、“牛黄解毒丸”金戳字样。

康伯卿极重视广告宣传，在报纸上登广告，在电台上做广播宣传。派专人到处张贴广告传单，并且在三庆、华乐、广和、广德、开明、吉祥等各戏院做广告。在戏衣庄为戏院定绣有“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的舞台后幕。戏院悬挂此后幕，不仅不用出资购买，而且还得到德寿堂一笔酬谢金。所以，都愿意用后幕为德寿堂做宣传。此外，德寿堂还在有轨电车上张贴广告。德寿堂利用一切能做广告的地方大做广告宣传，在人群聚集之处，都可见到“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

德寿堂药标

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在本市销是少量的，像京张线上的南口、康庄、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京汉线上的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京太线上的太原，京山线上的沈阳等地销售为大宗。开始德寿堂发往各地的牛黄解毒丸都是以代销为主，就是各代销点先卖货，后结算付款。后来因为货物畅销，所以，各地都争先付款订货。在民国年间，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年产量几万盒（每盒10丸）。仅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诞辰日）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德寿堂大减价，八折收费，每天都售出万盒以上。

德寿堂药铺在门市是“汤剂饮片，丸散膏丹”都经营，但是使其大发展的是牛黄解毒丸的力量，1922年，在下唐刀胡同两个院落设立炮制生产厂，伙友有30多人。民国十七年（1928），在崇文门外花市东大街路北开办德寿堂药铺东号。民国十九年（1930），在南小市口路东设石印局，以便印制药方、宣传品等物。同年，又在铁辘轳把（今花市东大街）设薄荷脑提炼厂。在广渠门外设养鹿场，养鹿以供提取鹿茸使用。两年后，又在养鹿场中另建植物园和温室，栽培各种药材为药铺提供采摘鲜药之处。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在和平门外虎坊桥路北开设第二个分店——德寿堂药铺南号。与此同时，康伯卿还在东四、花市、广安门大街、下宝庆等处购买房屋设库房，建工友宿舍等。

今日德寿堂

在康伯卿的计划中，他还打算在东四或鼓楼一带商业繁华区开德寿堂北号，在西单或西四一带闹市开德寿堂西号。但是，还没等此计划实现，民国二十六年（1937），“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后，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各地交通受阻，德寿堂与外地客户失去联系，客户货款汇不来，德寿堂的货物寄不出去，买卖受到极大的影响，生意一落千丈，营业年年亏损。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祖国光复，但是又爆发了国内战争，物价依然不断暴涨，德寿堂生意不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工商业又兴旺起来，德寿堂药铺也开始转机，买卖兴隆起来。1956年，三号德寿堂同时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全市调整商业网点，德寿堂总号和东号都撤点，只留下南号一店。

菜市口-鹤年堂

鹤年堂药铺原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铁门南口迤西，路北。世上传言，也可能是商家自己编造的，说黑字金地的鹤年堂牌匾是明代奸相严嵩府内花园中一个厅堂的匾额。严嵩丢官被抄家后，商家把这块匾弄了来，就做了自己药铺的字号了。由此说明，鹤年堂是明代嘉靖末年开业的买卖，也说明鹤年堂牌匾来历不凡。

昔日鹤年堂

多少来年，鹤年堂的字号驰名京师，老北京都说：“买成药，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抓汤药，还是鹤年堂讲究。”“汤药”就是汤剂饮片，中草药。鹤年堂的汤剂饮片，一是采购地道的真材料，一是炮制认真，严格遵循古法，所以，鹤年堂的汤剂饮片，只要大夫处方合理，疗效准高。还有就是鹤年堂的货品齐全，别家药铺没有的，鹤年堂有。

鹤年堂火罐

在清末，发生这样一件故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石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偶患疟疾病，病得很厉害。请来大夫开的处方，其中有味药叫“龙骨”。这味药到处找都没有。有人说，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鹤年堂药铺，一定能找到。家里人从鹤年堂将药抓回来后，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无意中发现“龙骨”上刻着类似篆文的文字，他惊喜非常。因为王懿荣对中国古文字很有研究，他认为“龙骨”上的道道划划都有一定的规律，很像一种古文字。他为弄个究竟，就派人去鹤年堂将这种“龙骨”全买了回来。经他一块“龙骨”一块“龙骨”地仔细对比，他断定这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人在龟甲兽骨上刻的一种文字。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鹤年堂参茸醪醴丸散膏丹价目表

原来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耕地时，从地里耕出来的。一些商人收了去当“龙骨”卖给了药铺。如果王懿荣的“龙骨”真是从鹤年堂买去的，这也应算鹤年堂的一大贡献。

今日鹤年堂

鹤年堂除菜市口总店外，还在东安市场，西单北大街和陕西西安各开一个分店。1956年，总店和分店（除西安分店于1951年停业外）各自参加了公私合营。“十年动乱”时，总店改名“人民药店”，后又改称“菜市口药店”。“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了“鹤年堂”老字号。

西直门内-圣济堂

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145号。开创于清末，是一家享有信誉的药店。该店主要经营汤剂饮片、人参鹿茸、中成药、三七红花、胶露药酒等高级补品、健身饮料及片剂西药等。并设代客煎药等业务。

昔日圣济堂

原标题：《画说北京丨门口圈养梅花鹿，京城十二家老药铺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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