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 道教（巫医并行 解析官员的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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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病时最脆弱痛苦，最需要帮助。官员担任官职，轻者尚能居其位，积极治疗之余也试图恢复日常工作，而重者频频请求辞官，再行就医。如卢迈患风疾，腿脚不利、出行不便，他为方便后就医而向皇帝上书六道辞官表。又如彭阳公兴元“乞解藩维，一归京擎”，“访秦医而冀愈沉疴”。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源乾曜“以年老辞疾，不堪唐从，因留京养疾。”这些官员因病去官，对仕途不再眷恋。

唐代巫医并行，在人们意识里只要有效果的方式都可以用来治病，在此社会环境下，唐代官员的医疗活动主要四种：第一、依靠宫廷医疗资源治病。太医署的医生为官员诊治、唐代皇帝为官员派医赐药，以这种方式治病的多为上层官员；第二、寻找专业医生诊病。家庭财力充裕的官员在久治不愈的情况下，会寻求各地名医；第三、官员之间相互赠药。官员借助其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得到有效的医药；第四、通过宗教和巫术治病。唐代佛道大兴，对人们思想和生活产生诸多影响，官员普遍相信此类医疗手段。

一、官员依靠医术药物治病

唐代政府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医疗卫生条件较之前朝有很大进步。官员在医药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唐中央政府对某些官员的医疗有规定，中央官员往往身居要职，在遇到疾病时，皇帝对其派医赐药。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官员来说，尤其是地方官员，得到御医治疗的机会不多，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自行寻找名医名药，或友人之间互相赠药。

1、官员依靠宫廷资源治病

唐代的医疗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中央医疗机构主要设置三个部门：尚药局，为皇帝诊治服务；药藏局，负责为太子医疗保健；太医署，总署全天下的医疗事务，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设有令、丞、监、医等主管官员，分为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集教育、医疗于一体。太医署的医疗执掌范围较广，服务宫廷、百官、后宫、军队、宫人的医疗等，民间的医疗救济、防疫工作也由太医署负责。

通常情况下，官员的诊治服务工作就由太医署掌管。唐代中央政府对于官员的疾病诊疗有明确的规定《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掌握医药资源，官员的药品需要及时更换。

除了得到太医署官员的例行诊治外，某些身居的文官武将还得到了帝派遣的御医的诊治。但是皇帝派医问药的对象多集中于高官、功臣，往往是在他们患有重病的情况下得到皇帝的赏賜。

2、官员寻找私人医生治病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充裕的官员会寻找私人医生。

据历史记载，杜牧因其弟杜顗眼病非常严重：兄弟二人遍寻名医，先寻到石医生，治疗的没有效果之后。杜氏兄弟又听人推荐周师达医术高于石医生，杜牧到黄州。杜顗的病情严重，周医生为其施针法，治疗数以上并未见任何起色。杜顗即更换其他医生，但后者也无计可施，杜牧兄弟二人，耗尽精力，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寻找名医。由此可见，唐代官员有寻找私人医生治病的行为。

3、官员之间相互赠药治病

官员之间互相赠药也是获得药方的一种方式，一则由于两人相处融洽、感情深厚，二则有的中下层官员长期患病，家庭陷入贫寒之境，如卢照邻所患风疾十多年，导致仕途受损，家庭因治病买药也早已不堪重负。亲友的救济如杯水车薪，所以卢照邻更多地从文人名士圈子里获得赠的药来治病。友人的问疾、救济，可以说给了他物质和精神上极大安慰。

二、官员通过宗教与巫术治病

1、官员通过佛教治病

唐代官员信仰佛教，佛教源于古印度，其理论中佛陀和诸多菩萨可以救人于苦难，信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诵读《药师经》、大悲咒，喝大悲水等都有治疗疾病之效，所以病人产生了寻求神灵庇佑的心理。如刘禹锡与僧人为友，僧友之作《佛衣铭》说：“达摩救世，来为医王”。佛能医病的理论，使众多信徒更加信奉佛教。病人希望寄托于佛家，通过吃素，念经、修缮塔寺、瞻礼、绣画菩萨等等来治疗疾病，下面几则史料提到了诵经礼佛使疾病治愈：

《唐代墓志汇编》载薛氏“尝不豫甚，法莲瘳。夫人亲药医莫能洁至诚，景祐，七日七夜诵深祈妙华经，君姑所苦，应时康复。《全唐文》卷《高元裕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载：“大历癸丑岁，文忠公颜真卿领郡，余先人主邑乌程。余生未期岁，乳病暴作，不啼不览者七辰。师至，命乳母洗漆焚香，乃朗念《法华》，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开目。师饮以杯水，遂命乳哺，疾乃随愈。”

通过以上材料看出，佛家对诵经礼佛有程序和规定，如“诵经七七夜”、洗涤焚香后才开始诵经、“饮水”，有表示内心信仰定的还刺血抄经，最后结果为“康复”、“疾愈”，看来是一定效果的。

2.官员通过道教治病

道教与医学的关系密切，医道同源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除此之外，这也更加反映了当时的道教在中国“尚医”的传统。当时的道教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努力地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的各种医学成果，在当时，他们在内修外养过程之中，他们积累了各种各样医学知识和医药学技术。其中包括了服食，外丹、内丹等等一系列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为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唐代官员热衷于接触和学习道家方术，在他们眼中，道教医学能够防治疾病，如荥阳郑公学习道教养生,制伏五金八石。《太平广记》卷《冯渐》载：“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朝野信道成为社会风气。

卢照邻服用丹砂治疗风疾，崔君“后馆五石，病该且乱。官员请来道医，希望借助道教的养生延年的“神仙之术”来治愈疾病，人们可以通过修炼内丹、静思、吐纳之法，珍惜自己生命，维护自己的健康，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

3.官员遇过巫医治病

远古至秦汉时期，巫医不分，人们认为患病缘于鬼神作祟、神灵动怒，巫师治病就是向鬼神祷告，再将鬼神的旨意转达给病人，以达祛邪愈病之目的，此时的巫医地位崇高。魏晋隋唐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道家炼丹养生大为盛行，道医成为社会主流，巫医并行。唐末宋初时期，儒家渐渐恢复，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士大夫提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儒医成为宋明医生的主流，巫与医渐次分离。

唐代仍处于巫医并行的时代，在唐人眼中，两者都可以治病。唐代史籍对此也有些记载：张文瑾“常有疾，系囚相与斋祷，愿其视事。”李勣遇疾，太宗至高宗时期一直未有好转，“家中召医巫”，由于李绩久治不愈，遂生出拒药的行为。

在巫医并行的唐代，某些官员将向鬼神祷告和求助医生结合起来，不论哪种方式只要有效即可。如崔龟从患有涛疫和痢疾，暮夜加剧，他一面祷告，一面就医，医生沈中象为其诊治；二、祷告活动包括修靖庙宇、加置土偶人马、布置礼乐，还做了系列翻新工作；三、祷告后，崔龟从恰好所遇皆顺，他认为医生诊治效果良好是由于祷告所致，这使他对祷告深信不疑、心怀希望、心态积极，祷告的作用在于可使求治者的心理上得以暂时的、虚假的安慰与平衡；四、不过，崔龟从希望将自己所遇记录下来，使人不要过于重视巫规，“神虽福人，终假医然后能愈其疾耳”才是他最根本的态度。

其实，崔龟从并未只求神卜而忽视医药。他在诊治过程中，不止求医于一人，并将医生的诊治过程记录清晰，与祷告治疗交叉进行。也可以这样理解，求神祷告可以增加病人“福气”，只是提高治愈几率而已，而通过医药才能治愈疾病。这也反映了病人虽处于整个祷告治病的医疗风气和环境中，并非完全舍弃医药，仍看重医学的作用，其就医观念较为理性，也可窥出唐代社会巫医并行的社会医疗风气的面面观。

三、小结

综上所述，唐代佛教道教盛行、巫医并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唐代官员依靠宫廷医疗资源治病、寻找私人医生诊病、官员之间相互赠药，求助于医术和药物是最直接的方式。而朝野普遍信奉佛道，通过宗教和巫术治病也官员求医的的重要途径，乃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普通民众更热衷于神术来治愈疾病。这种信仰神术的求医方式，不仅为官员也为整个社会的民众提供了治愈疾病的更多的选择性。信仰疗法使求治者的心理上得以安慰与平衡，寻得了安全感，心理的暗示对疾病的治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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