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被应试教育毁掉 累死在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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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浪费钱把宝宝送去早教机构学习，不如父母们自家在家手把手教，小编下面给大家讲解讲解儿童被应试教育毁掉 累死在起跑线。

“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家长们都是可以选择的。”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说。

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教育沙龙中，杨东平批评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这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已经出现，家庭教育被挤压到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步。

中国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逐渐被学校和家庭毁掉

杨东平认为，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重要功能，不可替代。他说，孩子个性的培养、个性的发展主要是家庭的功能，只有父母才能“一对一地、深入地、无微不至地观察、发现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提供的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基本教育，一个教师面对四五十个孩子，不可能像家长那样细心地观察孩子每天的变化。“所以，西方的学校为家庭教育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孩子甚至没有太多时间睡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37分，比国家规定的时间少了1小时23分。他们比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同龄人每天要少睡四五十分钟，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扩大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杨东平说，中国的许多家长在分数和考试面前，可以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放弃了做人的基本教育。只有当孩子失去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后，家长才会痛苦万分地反省：在孩子的健康和分数之间，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前者。

“中国的孩子是非常聪明可爱的，可惜有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杨东平说，主要的原因是家长操之过急、过于恐慌、拔苗助长等等。“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已经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杨东平举例说，曾有媒体报道，南京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考了44种证书。在北京，一些小升初学生的推荐材料厚达100多页，各种获奖证书、证明琳琅满目。“这是好的教育吗？这能够帮助孩子成才吗？”杨东平说，很多情况恰恰相反，“在好的教育中，人格养成、身体健康恐怕是第一位的”。

他认为，在教育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他列举了一位在日本的华人家长的博客，其中日本幼儿园对孩子实行严格的人格养成的教育，让杨东平印象深刻。譬如，日本幼儿园通过每天的穿衣、换衣等，让孩子练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有条不紊做事的习惯。幼儿园里的孩子，冬天无论多么冷，都穿短裤上学。那位华人的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似乎完全不重视知识教育，孩子们没有课本，只有每月一册的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没有数学、绘画、音乐这些项目，更别说英语、奥数了。也不学轮滑，也不教游泳”。“问教什么？答案让你永远也想不到：‘教孩子们学会笑眯眯！’还教什么？‘教会说谢谢’”。

很多儿童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而是累死在起跑线上

“家长所能够改变的就是自己。”杨东平说，“他们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一些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他希望家长们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

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学生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与他今后的社会成就没有直接的关系。据杨东平了解，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培养出了 23位院士，学校完整保留了他们高三时的学习成绩。调查发现，从分数上看，在这23个人中，当时位居年级前十名的只有5人，居于前30%的有15人，居于中间40%的人有2人，居于后30%的有6人。

教育界还提炼出了“第十名现象”。杨东平解释说，在我们离开学校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回头看，当年班级里的学习尖子、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往往表现平平，不见踪影，而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有所成就的，反而更多的是那些成绩在班上中等偏上和不太受老师“待见”的学生，“第十名现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杨东平提供的分析是：学习尖子为了在学校保持优秀，透支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兴趣等。“而走上社会以后，真正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你中小学的考试成绩，而是你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杨东平说，对于小学生来说，考60分和考90分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远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但是，在中国的家长，尤其是城市的家长中，正蔓延着一种群体性的恐慌，他们总是害怕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的后面，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今天的儿童正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杨东平说，孩子们的起跑线不断前移，从原来的高考提前至中考，再到“小升初”、“幼升小”，连幼儿园都要留家庭作业了。许多小孩从两三岁开始，就不停地上各种培训班。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起跑线上的竞争只有对刘翔才是重要的。”杨东平说，“我们今天的儿童不能赢在起点，输在终点，也确实有很多儿童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而是累死在起跑线上。”

很多名人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成为名人

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差是，中国人喜欢讲少年早慧，自古英雄出少年，而美国正好相反，“都是笨孩子的故事”。杨东平说，不管是爱迪生、爱因斯坦还是林肯，这些成就事业的大人物没有一个是少年早慧的。他们的经历表明：历经磨难大器晚成，这是大多数人成长的规律。“我们不要追求少年早慧，在独生子女的环境下，很多家长对于早慧儿童和超常教育、天才教育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也犯下了太多的错误”。

他认为，一些名人的教育观值得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名人之后都是平平淡淡的，而且他们的家长也不要求他们出人头地，成为名人”。如著名作家老舍对子女的要求：一是粗通文墨；二是有一技之长；三是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这些要求是每一个家长都可以做到的”。

杨东平认为，教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价值，是帮助一个人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评价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否成功，他提供了两个标准：一是在小学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与书为友，也就是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教育就完成了一半，“喜欢读书的孩子不会学坏”。二是在他高中阶段形成了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如果实现了这一点，他的教育的另外一半也成功了，他就会主动学习”。

杨东平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在选择大学时一片茫然，大学毕业后又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失败。

但现实令人忧虑。一家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对新生代的大学生做了这样一番评价：有理想没方向，有个性没主见，有学历没学问，有知识没文化，成年人未成人。杨东平说，这虽然是片面之词，但有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视。

在儿童性教育专家的眼中，性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因为它并不仅仅关乎性，还将影响孩子一生的各种选择。

专门从事儿童性教育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文利认为：“儿童性教育不仅仅是性生理教育，还包括让学生树立对性正确的态度、处理好人际关系、与父母建立信任，关系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

刘文利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这一课题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套小学1至6年级性教育教材。

“正确的性教育关乎孩子一生的幸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刘文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性教育从出生开始，贯穿一生”

“孩子出生开始，父母就应该注意对孩子进行性别教育，这是孩子一生对性别认识的基础。”刘文利话语间充满耐心，如同教导自己的学生。

她指出，一些家长对孩子刻板的性别教育观念需要破除，“有的家长会根据孩子的性别选择玩具和衣服，但其实这是一种把成年人观点强加给孩子的行为，家长也应该给男孩子选择玩洋娃娃的权利，并予以尊重。”

刘文利认为，这种对孩子行为、选择的尊重是培养“决策能力”的基础，早期培养的决策能力能让孩子一生受益。

“如果孩子不懂得如何做决策，就可能在性行为的选择上难以把持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她说，此外，性教育还包括培养孩子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对待性的态度与观念。

刘文利主编的教材中还提前设置了青春期生理知识的内容。“孩子一般在五年级会迎来青春期，我们选择提前两年，也就是三年级的教材中教授他们，这样可以让他们做好准备。”

据了解，在现行的性生理教材中，孩子都是到了中学时才接触到有关青春期的知识，但相关内容非常少，老师在讲授时也都选择一笔带过。

“性教育应该开始得越早越好。”刘文利说，根据国际研究，越早接触性教育孩子就越会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性暴力和疾病传播。

“海归教师”特别关注流动儿童

作为第一个开展对《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研究的教师，刘文利的履历上也有“海归”的经历。

1995年，刘文利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儿童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刚到美国时，我自己就感觉到了作为外来人的艰辛，所以回国后特别希望能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她说。

初到美国的艰辛，让她萌发了帮助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想法。在美国期间，她为当地亚裔和华裔社区设计了四个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教育和服务。

2005年，刘文利辞去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职，回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继续性教育研究工作。2007年起，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刘文利带领她的课题组在北京十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实验性教育教材，她说，之所以选择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流动儿童作为弱势群体，面临更多社会问题。

“流动儿童面临更多成长困境，更需要了解性知识保护自己。”刘文利说，有的孩子来自于单亲家庭，还有的孩子会遭受家庭暴力。

近期频繁发生的儿童性侵害事件让全社会意识到推行性教育的急迫性。刘文利指出，弱势群体儿童更容易受侵害。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家长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间比较少，性教育意识也不高，孩子更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她说。

教育体系缺少“性元素”

刘文利说，她的理想是让性教育课程进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但是目前，全国很少有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在现行的中学课本中，所有的性生理知识都被压缩在生物课本的短短一章里。

在试验性教育课程的过程中，专业教师的缺乏是让刘文利感到头疼的问题。“性教育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但现行的教育体系并不能为一名优秀的性教育老师提供培训。”

“普及儿童性教育并不是研发出一套教材就能实现，要想实现这个理想，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把性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刘文利说。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由于体育、心理等课程并不与学生升学相关联，很多小学并不对此类课程的质量做很多要求，相关课程老师大多比语文、数学等课程老师享受更低的待遇。

刘文利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性教育教师的培养，并颁发性教育证书，并为这些老师的专业晋升打通渠道。“这样的一个证书，需要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对儿童性教育的重视。”

2011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这是中国对国际的承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奋斗的目标。”刘文利说。

“我们并不希望，由儿童性侵害这样的恶性事件来引起大家对性教育的重视，那已为时太晚。”刘文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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