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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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位于海南的卢多逊纪念馆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岭南的地理风貌
2、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
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
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3、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择。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择，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
宋朝大规模贬逐流放官员到岭南，初衷是让他们承受责罚，岭南的荒芜落后正适合作为流放之地。对这些官员而言，贬逐岭南是不堪回首的经历，有的甚至老死贬所，不得归乡，抱憾终身。但对岭南而言，被贬官员的到来不啻一种福音。伴随官员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朋，他们有的在岭南长期居住，有的世代繁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1、文化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提高了岭南地区文化氛围，促进了教育发展。
被贬岭南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被贬岭南后，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思想却不受拘束，大多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百姓敬慕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纷纷将自家子弟送来拜师，史料中关于被贬官员在岭南教书授徒的记载比比皆是。
郑侠在宋神宗时被贬英州，“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崖州，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当地黎族首领听闻胡铨之名，纷纷将孩子送去求学，胡铨还勉励当地百姓子弟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天下皆知，他被贬儋州后，与当地文士往来密切，诗文唱和，还吸引了很多海南人慕名前来求学，自苏轼离开后，儋州“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至于其他被贬官员，大多也有教书育人的相似记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被贬官员在贬谪岭南期间教书育人的努力，塑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有些人重新起复为官，回朝廷任职后，仍念念不忘在岭南的贬谪经历，努力为岭南争取增加科举名额和优惠政策，使得岭南弟子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者比以往大大增加。南宋名臣李光曾被贬海南，他在《庄简集》中记载说：
（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
2、经济上，鼓励农耕，改变了岭南传统经济模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物产丰富，因此当地百姓多以渔猎采摘为主，不重视农业生产，不事种植桑麻，以致出现土地荒废，粮食不足等现象，苏轼曾记载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宋朝被贬谪的官员大多有地方官经验，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被贬到岭南后，劝告当地百姓耕种纺织，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教授给百姓。
苏轼在海南辗转多地，他劝谕百姓不要杀牛祭祀鬼神，保护耕牛，还将“木秧马”这一先进的插秧工具介绍给当地官员，让他们按照样图试制后进行推广，使得“木秧马”在岭南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进了海南人“不耕不稷，朝射夜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3、社会上，移风易俗，改变了岭南当地的陈规陋俗，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岭南长期与中原隔绝，形成了重斗轻生、淫祀鬼神，迷信巫术等陋俗，当地百姓遇有疾病，不去求医问诊，反而求神祭鬼，向巫师问计，因而耽误病情，病重病死者不计其数。宋朝被贬官员来到岭南后，把中原的医药知识也带来岭南，他们经常向当地百姓施舍药物，像苏轼这样的名人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向当地官员建议设立病院，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结语
综观岭南发展历史，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初，岭南因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被作为主要的官员流放地，但大量贬谪官员定居岭南或在岭南世代繁衍，实际上也是一个步步推进，不断开发岭南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岭南人，推动了岭南的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改变了岭南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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