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药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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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发源于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药膳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方，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简言之，药膳即药材与食材相配而做成的美食。）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
发展简史
概述
药膳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不断探索、积累而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一门临床实用学科，是中华民族祖先遗留下来宝贵的文化遗产。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就十分重视饮食调养与健康长寿的辨证关系，它包括食疗，即用饮食调理达到养生防病治病作用，以及药膳，即用食物与药物配伍制成膳食达到养生防治疾病的作用，本文所提到的药膳即包括食疗内容。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药膳食疗保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因而药膳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行中医药膳食疗保健，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健康长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于促进世界卫生保健医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现代药膳的发展是在总结古人经验的础基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其运用更加附合中医理论的发展，并注意吸取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具备其理论化、科学化的发展方向。其发展特点更具有多样化。
其一，总结应用前人的经验而不泥于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从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理论、中药药性及配伍等理论为指导来配制用膳，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如遵循中药药性的归经理论，强调“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提倡辨证用药，因人施膳，因时施膳。
其二，注重中药与饮食相结合，药膳除了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外，还具有食品的一般特点，强调色、香、味、形，注重营养价值，因此一份好的药膳，应是既对人体的养生防病具有积极作用，对人体具有良好的营养作用，又要激起人们的食欲，给人以余味无穷的昧力。
其三，现代药膳的技术操作与特殊应用上，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由于药膳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故在烹制方法上也有其特点，除了一般的食品烹制方法外，还要根据中药炮制理论来进行原料的处理。如成都同会堂的荷叶凤脯，虫草汽锅鸡，广春堂的银杏鸡丁，吉林的参茸熊掌、爆人参山鸡片等，都各具其特色而驰名。
综观建国以来有关药膳、食疗专著的出版面世，种类已达50余种以上，如较具影响的当局属人民卫生出版社于八十出版的《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还有如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中华药膳食谱系列丛书，中华药膳防治疾病系列丛书等，为宏扬中国药膳饮食文化，都做出了大量工作，为推动养生药膳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近十余年来，在人类回归自然的呼声下，药膳这种寓治养于食的天然食品，倍受青睐，药膳餐馆如雨后春笋，纷纷面世，各种搞高性和普及性药膳书籍不断付梓，专门的药膳机构成立，药膳已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药膳正在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根据史实与现存资料，药膳的源流可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起源
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在自然界到处觅食。久而久之，也就发现了某些动物、植物不但可以作为食物充饥，而且具有药用价值。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人们还没有能力把食物与药物分开。这种把食物与药物合二而一的现象就形成了药膳的源头和雏形。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传统医学才说“药食同源”。
现代考古学家已发现不少原始时代的药性食物，现代民族学也发现一些处在原始时代的民族会制作具有药物作用的食品。这些都证明药膳确实可以说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时代。当然，这种原始的药膳雏形，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药膳，那时的人们还不是自觉地利用食物的药性。真正的药膳只能出现在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药物知识和积累了丰富的烹饪经验之后的文明时代。那么真正意义的药膳在中国究竟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中国自文字出现以后，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已经有了药字与膳字。而将药字与膳字联起来使用，形成药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这样的字句。《宋史·张观传》还有“蚤起奉药膳”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已出现药膳其名。而在药膳一词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已出现了有关制作和应用药膳的记载。
蒙昧时期
1．《孟子》上说：“食、色，性也”，是说人类的本能。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句古话，则指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后代，就必须“填饱肚子”的重要性，以维持身体新陈代谢的需要。
2．原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觅食。当时的食物，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吃的食物种类很多，不可避免的误食不合适的食物，而引起不良反应。
《韩非子·五蠹》说过：“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淮南子·修务训》也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说明了远古时期的先民，确实曾受到有害饮食所致疾病的折磨和困扰。
3．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哪些食物有益可以进食；哪些有害而不宜食用。《淮南子·修务训》说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生动地说明了先民在寻找食物过程中，避开有毒的，摄取无毒食物的情况。同时，人们发现有许多种类的食物可以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有些食物吃后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于是，许多即可果腹，又可疗疾的食物被人们所重视，这就是中医学中“药食同源”的理论依据。质言之，人类在发现食物的同时，也就包含了食疗药膳的出现。所谓“药食同源”，应理解为源于同一发现过程，并不是食即是药，药即是食。
4．原始人利用自然野火到人工制造火（燧人钻木取火），由于“火上燔肉，石上燔谷”，使人获得更丰富的营养，使食品更符合卫生要求，提高了人体素质和增强了抗病能力，对于人类保健具有积极的保健意义，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意义更为重大。以上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和加工以及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些措施，都是生活中不自觉的行动，根本没有食疗药膳的概念，所以称为蒙昧时期。尽管处于蒙昧状态，却是艰难而漫长的一步，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
萌芽时期
据文献记载，中国药膳食疗保健起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此时已有多种烹调方法，如商代伊尹制汤液，他的烹调技术高明，担任汤王的厨师。
从甲骨文记载看，有禾、麦、黍、稷、稻等多种粮食作物，已能大量酿酒。在商汤之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陶制的酒器。酒是饮料并具有明显的医疗作用，后人认为它有“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作用。由于它是有机溶剂，能溶解出更多的有效成分，所做成药酒，后来又发展成麻醉剂。在食疗烹调中也经常用酒。
相传仪狄曾作酒献给夏禹品尝以健体。《诗经·风·七月》所谓“为此春酒，以介寿眉”，是说酒有延缓衰老、益寿强身的作用。至商代，伊尹制汤液，著《汤液经》，以烹调之法疗疾。
《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都是辛温之品，有抵御风寒的作用，又是烹调中常用的调味品。以此烹调成汤液，既是食品，又可是汤药，说明商代已有朴素的饮食疗法，这已经具有食疗药膳的雏型了。
周代，人们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尤其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建立与饮食有关的制度与官职。《周礼·天官》所载的四种医中，食医居于疾医、疮医、兽医之首。食医的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欲、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可见当时已经明确了饮食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孔子，对饮食卫生提出具体要求，如《论语·乡党》中写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等提法，都是从保健的目的出发的。通过讲究饮食，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保健食疗的目的是明确而自觉的心理和行为。说明食疗药膳的是早期发展，已经进入到萌芽阶段。
《周礼》中记载了“食医”。食医主要掌理调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的滋味、温凉和分量。食医所从事的工作与现代营养医生的工作类似，同时书中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有关食疗的内容。《周礼·天官》中还记载了疾医主张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则主张“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等。这些主张已经是很成熟的食疗原则。这些记载表明，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丰富的药膳知识，并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专职人员。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治病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说：“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与《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中也提到了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枥木之实，食之不老”。上述医籍的记载，说明在先秦时期中国的食疗理论已具雏形。《黄帝内经》中共有13首方剂，其中有8首属于药食并用的方剂。其制作方法是将前三种食物研末为丸，以鲍鱼汤送服。主要用于治疗血枯病。说明这时药膳的制作与应用也较成熟。
奠基时期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中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饮食营养的重要作用：若饮食合宜，则可健康，“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实则筋骨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灵枢·五味》首先提出饮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说明饮食营养对人体健康重要意义。在病理情况下，即或借助药物治疗时，也要注重饮食以调治疾病，这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食疗原则。
使用药物治疗疾病，要适可而止，使用药物不可过分，以免身体受损。当用饮食方法调理使之痊愈。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要求将多种动、植物食物互相配合，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从而充分发挥饮食营养对人体的积极作用，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食物的性味：《内经》指出食物也有四性、五味。四性即寒、热、温、凉；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食物也分为阴阳两大类，按治病的要求，选择不同味道的食物。把食物做为药物对待，中药的性味理论对于食疗药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偏：在五行学说的积极引导下，先民发现食物与药物一样，对人体内脏各有所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说明不同性味的食物对不同内脏的亲和力，在调治内脏疾病应有所区别，《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分析内脏疾患时，利用不同性味饮食调治的复杂性。在这一阶段，根据上述的食疗理论，人们把食物的宜忌进行分类。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心色赤，宜食酸，小枣、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是五脏患病时所宜进食的谷肉果蔬。同时《内经》又明确指出多种病证的食物禁忌。如《灵枢·五味》指出：“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并指出过食五味之害为：“多食咸，则脉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尽管这些说法含有机械套用五行生克学说之嫌，但原则上指出任何食物都有气味的偏胜，如过食偏嗜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哲理，这的确是一条应该遵循的食疗原则。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学帛书，相传是战国前的医学著作，书中谈到了饮料保健的方法，特别强调了酒和韭的延年益寿和滋补强身的作用，其中云：“酒者，五谷之精气也，其入中散流，其入理也，彻而周”，韭“春三月食之，疴疾不昌”《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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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
秦汉时期药膳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人的研究载药365种，其中大枣、人参、枸杞、五味子、地黄、薏苡仁、茯苓、沙参、生姜、当归、杏仁、乌梅、核桃、莲子、龙眼、百合、附子等，都是具有药性的食物，常作为配制药膳的原料。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论》进一步发展了中医理论，在治疗上除了用药还采用了大量的饮食调养方法来配合，如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瓜蒂散、十枣汤、甘麦大枣汤等。在食疗方面张仲景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突出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而且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的饮食卫生。汉代以前虽有较丰富的药膳知识，但仍不系统，为中国药膳食疗学的理论奠基时期。
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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