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开辟的盐铁酒官营经济制度和宣扬君权仪礼制度的历史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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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元帝以降，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王朝一直都有人在呼吁还盐铁酒经营权于民间老百姓民营，但是，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盐铁酒，其中尤其是盐铁等重要工商业，基本上都还是以官营为主的；即使是酒和粮食，也会不时被历朝历代官方收回经营权交给官方管辖之下的商家去统购统销。

西南夷的开拓，也就是今日中国云贵川等大西南地区的归并中国，今日中国的青海、西藏、新疆等地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够算是汉武帝的“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而是当世、后世的许多汉军将领的盖世之功。没有司马相如、陈立等人实行了与汉武帝暴力征伐手段迥然不同的以修路、通商互通有无的和平为主的宾服手段，今日的中国的云贵川是不可能成为日后中国牢固领土和中国历朝历代的战略大后方的。

没有赵充国、汉宣帝、郑吉等人的文武杰出作为，如果他们也效仿汉武帝那样滥用武力杀伐手段，那么，今日中国的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也是归并不进中国领土的。即使是今日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南疆地区，虽然是在汉武帝时代被正式归并入了中国，但若溯源这些南疆归并中国的根源，功劳也恐怕不能仅算在汉武帝武力征服“南越国”的军事行动上，其功应该更与本无分裂中国之心的南越国国王赵佗以及汉文帝生前施行的一系列通好南越国决策有直接关系。

同时，西汉末期的学者桓谭关于汉武帝是评议言论，也非常值得重视，桓谭是个比较纯粹的学者，他还不像是王舜、刘歆那样与刘汉皇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的评议可能更加表达了西汉王朝时代的民间老百姓的看法。桓谭《新论·识通》所说，要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地看到了汉武帝“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这说明桓谭比其他人更加注重考证汉武帝时代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前因后果和其时代背景条件原因。

但桓谭所说的汉武帝“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疋耳”之说，恐怕多取民间说法，而并非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绝不可能出现仅仅为了一个美女或几匹宝马就会发生西方《荷马史诗》中那样的“特洛伊大战”的国家战事的，因此，说汉武帝为了几匹汗血宝马就发动西域战争，其说仅仅只可能是来自于街头巷尾的稗史小说俗谈而已。

汉武帝时代营造出的酷政的“官商农一体化”经济政策和横征暴敛，是来自于商鞅法家的农战思想，汉武帝实行的是一种与贤良文学们提倡的“国藏富于民”的思想宗旨是完全相反的“国富民穷”的农战政策，而商鞅法家的这种“国富民穷”的农战思想，目的就是把人民群众逼迫到战场上去争夺奖赏而至富贵，从而最终达到“全民皆兵，全民好战”的以弱胜强和霸权天下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实行的这种盐铁酒官营高税赋制度，目的就是出于战时需要而实行的一种效仿法家霸权的战时经济政策。

非常遗憾，汉武帝去世以后，尽管贤良文学们在汉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极力批驳了汉武帝实行的盐铁酒官营和“国富民穷”政策，也列数了许多这些极端政策的不良后遗症，但是，可能是因为贤良文学们的理论洞察力不够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禁忌原因，汉武帝以降，一直到大清王朝结束，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也基本上看不到检讨汉武帝时代时兴的“官、商、农”一体化的“战时经济政策”剖析文献。

如此，就直接造成这样的后果，即，虽然前44年的汉元帝初元五年四月，汉元帝根据御史大夫贡禹奏言取缔了官营盐铁酒制度，还盐铁酒经营权于民间私营，但是，前41年的汉元帝永光三年“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如此，西汉王朝退还盐铁酒经营权给予民间民营仅仅三年余，这官营的盐铁酒制度就又被官方复辟了。

中国历史上由汉武帝肇始的官方强行干预国家经济和搞“官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举措，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甚大，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市场经济体制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运作得比较隆盛，但是，自汉武帝的“官商一体化”官营盐铁酒以降，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的资本和权益法规基础甚是微弱不固，其随时都会受到“官商一体化”官方经济的冲击和干扰。

清朝后期，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其实就是仰仗的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由汉武帝时代肇始的“官商一体化”经济制度习惯，到了晚清时代，李鸿章和盛宣怀等人，特别是盛宣怀此人此事，已经把中国汉武帝肇始的“官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再次演绎到了高峰时代，因此，晚清的盛宣怀，几乎可以与汉武帝时代的卜式、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人的历史业绩媲美，最终，盛宣怀也与以上所说的那些汉武帝时代的“兴利之臣”一样，把他所服务的历史王朝给送人进“官逼民反”的动乱历史时空。

中国于1911年的爆发的“辛亥革命”的肇始事件，就是盛宣怀利用官方权力强行收归民营主体的“川汉铁路股份公司”为清朝“国有”，再后他又将“国有”的铁路开发权转让给欧美的美、德、英、法四国公司，最终引发了四川老百姓维护自身民权股份的“四川保路运动”暴动事件，而四川保路运动又引发了武昌暴动，最终结束掉了大清王朝的寿命。

晚清盛宣怀的官商做派和其强权干预民间经济的做法虽然是引发辛亥革命与大清王朝终结的直接导火索和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其历史教训总结不够，许多中国国人长期不知盛宣怀官商做派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如此，在历史习惯的惯性之下，无论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时代，中国国内的“官商一体化”的现象都是愈演愈烈。

如果中国没有如此“官商一体化”历史经济糟粕传统，那么，我们很难以想象新中国时代怎么会那么快速就效仿了前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叫做中国历史糟粕经济制度传统与外国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形成了文明文化上的“共振”现象！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汉武帝时代营造的“官商一体化”官营经济制度习惯，新中国是不太可能去邯郸学步前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的。而如果我仔细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官商一体化”官营经济制度和前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就会发现他们自身的共同点，即“战时经济制度”这个症结所在！

这就是说，和平时代还在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这就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和“刻舟求剑”，必然会造成一系列不良国家社会的后遗症！说形象点，和平时代依然还是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就犹如夏天还在强迫人们穿着棉衣棉裤一般，或者就像冬天还让人们穿着夏天的单衣衫一般，必然会搞得国家和人民是极度的困苦不堪！自然生态林木的生长力，往往才是最旺盛的，因此，类似于“自然生态林”的自由和民营主体的人类经济制度，才是富有无限创造和发展活力的。

相比之下，单纯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往往行不通，就是其原理是类似于“人工林”一般，“人工林”经济，是一种会造成自然生长资源活力越来越下降甚至枯竭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智慧永远破解不开“非人为自然生态”之谜的原因所致，也是人类试图以人为主观之力去替代自然气象和鸟兽等自然育种之力，却又适得其反的原因所致。无可否认，即使是自然生态林，也难免有人工的作用在其中，因此，国家官营工商业也就总有在一定领域和场合之中存在的“计划经济”理由，但是，不管今人怎么样去进行经济制度革新，你都不要忘记汉武帝的官营经济制度曾经带来的恶性后果教训！

像前110年的汉武帝元封元年那样，汉武帝将军队后勤总管的搜粟都尉的桑弘羊同时任命为兼管全国工商财政大农的“军政合一”的工商经济政策，“官商一体化”的垄断经济和不平等经济竟争的本质，劳资双方不平等的工商伦理弊端，都会肆无忌惮且暴露无遗，甚至，官营资本方还会启用国家公器的暴力机器和政治势力去为一已一私谋利，如此，官民矛盾就多了，上山为匪盗的就多了！经济制度，说白了，是老百姓的饭碗、菜金和衣食的来源，你官方与依托官方权势经营的“权商”与民争利，那么，老百姓怎么活呢？

结语

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去构建出符合战时与和平的两种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蓬勃经济制度，依然还是摆放在当今中国人面前的经济改革任务！实行民营为主体的国家经济制度，且藏富于民，甚至将军事工业也寓于民营之中，与此同时，又将一些重要的民营工商业纳入战备工商运营规划纲要之中且不时进行演习，这样，也许才是健康和并行不悖的和平、战时经济制度。其实，人类的经济制度的本质，并不复杂，其原理，与自然生态林和人工林的原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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