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绝技却无行医资格 专家把民间医生压的喘不过气（话都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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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医危在旦夕，每个中医人都应该从经典出发，结合临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们致力于古中医传承和弘扬，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支持中医发展，给民间中医一个生机，哪怕不使用中医治疗，请把他当成传统文化，在没有充分学习了解他的情况下，至少不要诋毁中医。
一、行医的标准化
在中医的发展历史上，一位郎中被老百姓接受并认可基本上都是靠口碑。
他们一般是先给亲戚朋友邻里看小病，效果不错，就有人找看大病、疑难杂症，这样慢慢地医名就开始传播，由近及远，由本村本地传播到外乡外地，最终成为有口皆碑的郎中。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看一个医生的本事，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他治病的疗效。
但是后来随着西医的传入，我国的中医教育也像西医一样走向了规模化、量产化之路，行医也开始走向了标准化，即要以《执业医师法》为标准。
打着中医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尺度来改造、消灭中医。
于是这奇特的一幕就出现了：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很多不会看病，却有行医资格，而民间传承或自学成才的中医能看病，却被称为“非法行医”受到管理部门的封杀。
马鞍山的蔡长福，经方论治40年，治好无数病人，全国各地大医院放弃治疗的疑难杂症，常常在他这里妙手回春，但却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活活难住了。
失去执业医师资格后，蔡长福原来合法的诊所被取缔，屡屡被当地卫生局查抄罚款，最重的一次一个方子就罚了几万元。
金华的倪海清，农民出生，小学文化，自学中医没有行医资格。他研制出了一种能治疗晚期癌症的中草药方，救治了数百名晚期癌症病人。
由于影响了旁边艾克医院的生意，倪海清被实名举报，于2011年10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后被该区法院以制造、贩卖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款100万元。
温州的潘德孚，行医几十年，著作等身，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包括很多癌症、白血病患者。甚至还专门开了癌症、白血病治疗专科，每天看30多人，仍然是半夜就有人来站门外怕挂不上号。
却一直没有取得最低的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他的中医诊所也被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缔。
二、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
很多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却没有执业证，一纸证书挡住了他们的行医路。于是，有的被迫放弃行医，有的无奈流落海外，有的任由中医技法年久失传。
而看看现在的中医院，或者西医院的中医科，这些拥有中医师资格的人，又有多少人是没有中医行医能力或只有很差行医能力的呢？
他们对中医没有信心，看病和西医一样，各种化验检测一样也不能少，四诊不参，十二纲不辩，疼痛就用止痛药，气滞就用补气行气药，血瘀就用活血化瘀药。
基本都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西医思维，距离合格中医实在太远。
我们对祖传中医、师承中医（指民间没有中医师资格的师承）、自学成才中医，不授予中医行医资格，说他们没有中医学历。
其实，正是这些人掌握了真正的中医思维，中医疗效显著，口碑很好。也正是他们的非法行医，才保住了中医的一点生机与火种。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大都是不懂治病的，能治病的只有这些非法行医者了！
但是，这些民间中医往往处境十分艰难，是真正的提着在脑袋传承中医，治病救人。
中医圈里的人都知道，在现在的环境下，非法行医，是法律所禁止和严惩的，治病救人必须得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对于擅长治危急重症而又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来说，收取的这点诊费相对于风险责任来说，简直是火中取栗。
记得有篇文章说，医生救治病人，谁来救医生？有政府武装力量保护的医院医生尚且发出这样无奈的呼声，处于最弱势，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还能说什么？
三、失败的中医教育
为什么民间能够培养出治病的中医，而大学却培养不出来呢？毫无疑问，大学教育违背了中医教育的规律。
正如科学家钱学森说的：中医至少超前西医1000年，和西医不一样，中医把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是符合系统论理念的，把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看待。
可中医的大学教育呢？却是按照西方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的，即机械化、标准化，只讲究可观察的实体，而完全不考虑那些精密仪器观察不到的本质。
专业教育从理论入手本也不错，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现在的中医理论早就被西方科学搞得四不象了。
现在中医药大学的课程60%以上是西医内容，中医学生不去攻读中医经典，却做对中医药几乎没有意义的小白鼠实验、搞尸体解剖，怎么能培养出有中医思维的接班人？
只能是满脑子的细菌病毒、内分泌失调、过敏、炎症和化学指标，看病不分寒热虚实，不懂基本的望闻问切，连中医的基本常识也不具备！
医学本质是治好疾病，疗效是第一标准，第一战场是临床，只要能提高疗效，它都是合理的。
可我们的中医教育只注重学历，不注重疗效。建国之初，为了提高疗效，聘请了大量民间中医进入高等教育，而之后呢？
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法再也看不到了，大学当中充满着只会讲课不会治病的“教授”，教授都不会治病，它们教出的学生能治病吗？
虽然全国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中医中药专业的毕业生，但真正成为中医的并没有与其数量形成正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医界人才匮乏的呼吁便从未停息过。
国医大师裘沛然就曾痛心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
“我毕业于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专业，课程设置是60%中医、40%西医，最后是中医没学通、西医没学精。”北京某中医院的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发文，感叹他的110名同学中仍在吃“中医饭”的不到20人，有的同学至今不会开方子。
想想解放前特别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什么危急重症不是靠中医？而现在的许多中医，碰到感冒发烧患者就赶紧往西医推，这怎么能取得国人的信任？
许多患者本来相信国粹中医，但多次碰壁后，只好认为好中医在历史、传说中。难怪有人会激愤道，灭中医者，中医也！
四、行医资格应该是行医能力的认定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开始哪有什么职业中医，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行医资格，医学永远也无法产生。
现在社会发展了，也有医学院了，难道就不准老百姓自己与疾病作斗争了？就不准老百姓探索了？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现在的民间中医，就好像当时农民，不是用枪炮也不是正规军队抗日，而被定性为“非法抗日”一样可笑。
如果你咳嗽，你妈妈摘了几片枇杷叶给治愈了，如果你又用同样方法治愈朋友的病是非法行医吗？
在历史上，中医从来都是由公众监管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生命，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随便交给一个医生。
中医之所以得到信任，是因为他们能够先把自己亲人、朋友的病治好了，这比那些医师资格证的说服力大多了。
同样，遣方用药从来都是中医必备的技能，它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可现在主流却动不动就给它们扣上了非法制药的大帽子。
行医资格认定的设置，应该是为了更好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只要有行医能力，不管你是什么学历，都可以授予行医资格。
如果没有行医能力，不管是什么博士、教授、专家也不能授予行医资格！这才是设置行医资格的初衷。
可现在的中医行医资格标准，明明许多民间中医的水平要远远超过医院的中医和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但他们却没有合法地位。
如果要获得行医资格，还需要这些远不及自己水平的人去认定，这样的资格认定标准难道不悲催吗？
中医为什么遭到了国民的全面抛弃？就是伪中医遍地，他们名为中医，拿着国家发的中医行医资格证，却不会治病。
国民被骗一次还行，你骗两次、三次，还有人相信吗？中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没有了国民的信任，中医靠什么发展？
五、中医复兴离不开民间中医
事实上，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很多国医大师都是来自于民间，如蒲辅周、董建华、李重人、王绵之等，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
像云南白药、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也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结果。
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偏方、验方、秘方，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技术，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走进科学”栏目曾连续报道过，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的一技之长者许小武，用祖传蛇药秘方治疗蛇伤的事迹。
灌云县“土郎中”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也有口皆碑，广为传播。
另外，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
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就是“赤脚医生”，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在治疗骨性关节炎、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次获科技成果奖。
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针刀医学》专著，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
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
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西化的学院派中医队伍，只能逐渐异化性地消灭中医。
中医近几十年来的持续衰落，代表着主流中医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虽为中医，实则西医，看看他们的科研论文、研究院、医疗机构，还有几个纯中医？
他们早已被西医同化了，如果让他们继续挑大梁，主导中医，中医只有死路一条。
当今之际，中医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制度，把那些不能治病的伪中医扫地出门，只要他们在中医行业里一天，就会给中医抹黑一天，让他们在中医行业里再呆几十年，中医就彻底玩完。
真正的中医在民间，也正是他们，才传承着真正的中医精髓。
我们不仅要认可民间中医，保护民间中医，还应该把有真本领的民间中医请进大学、请进研究所、请进管理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医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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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1]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2]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法问》）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二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3]。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4]。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5]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6]，于是就走入山林。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于终南”[7]。在《后题牵饮上流图》中他说：“士固有志，志在丘壑，无论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隐也。”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诗品，许多诗文抒发这种思想情绪，原因便在于陶渊明的志向很坚定。陶渊明生为晋人，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认为既然走了隐者之路，就要有隐者高尚的情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淡泊、清白、高洁的逸情高韵。他写《淡园记》阐发“淡”之大义：“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节曰：‘元酒味方淡’。庄子曰：‘虚静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举了历史上辞富贵高位隐居求淡的人，说明“淡则心逸而日休，不淡则心劳日拙，是以学道君子为此而不为彼。”在《仲贞张公淡园跋》一文中他还把“淡”看成一种至德之境：“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淡之德至矣。”与“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处歌颂隐者之“清”，还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中他通过梅花、菊花、莲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贤逸爱各有所衷情进行比较，最后说“梅，花之圣人也”。因为“天下之名园胜圃，万花烂漫，逞艳斗媚，一旦时移运去，夏日烈斯凋残矣，秋风起斯摇落矣。惟梅也，万国飞霜而独傲霜，四海雨雪而独凌雪。”他把伯夷与梅相比，孟子曾说伯夷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无冬，与天下皆周而夷无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隐于山林后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写了许多诗文，抒发其高洁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写冬天入太白山，见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鹤、白石，特别是太白山月在昏晓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洁净与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结合起来，如见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钓于渭滨，后辅周八百年；见山月思首阳，伯夷叔齐“清风吹动蕨薇香”等等。李白托物寓志，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志趣，对此后人表示了赞叹：“先生抱不可一世之概，志洁行芳，皎然绝俗”[8]。孔颜之乐 隐居不仕，必然要守贫贱，受磨难。然而儒家之隐者大都安贫乐道，以贫贱为乐，自苦中寻乐，真乐在其中。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又加之天灾人祸，生计一向十分艰难。他在穷愁潦倒之时，但在心灵上与孔颜沟通，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万味珍馐解》中，他写道全家人曾经“绝麦”、“绝盐”，每天只喝两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绝粮于邹薛，子思居卫三旬九餐，陶潜归里叩门乞食为例，说明“大圣大贤犹有此厄”，自己的饥饿算什么呢？他在《山房咏怀》中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帝王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在《可以集叙》中写道：“贫贱之乐，孔颜之乐”，并举古人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齿雪十九年者。这些人都“主于中不动于外，抱节仗义不忘沟壑者之所乐。”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李柏主体思想是儒家的，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多有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柏隐退山林，自有众多的禅林、道庵，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从历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现儒释道糅合的驳杂色彩，并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的倾向。与李柏交往的禅师主要是憨休禅师。当时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间多有往来，李柏留下了许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语录叙》、《送憨休禅师敲空遗响集叙》等著名诗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禅）思想的痕迹。李柏对憨休颇为崇敬，认为其乃“所谓英雄回首而逃禅者”。他与憨休不仅谈佛、谈禅，还谈儒学，“溯源象山，派分东越”，还谈经济、谈文章，这样自然会萌芽儒佛结合的思绪。他对憨休《敲空遗响》一文甚为欣赏，并循着憨休“空”的思路阐发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无知也。’老子曰：‘空无所空，空无物也。’佛曰：‘万法归空，空无法也。’”“空”实际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无穷大道，它无形无相，长住不坏，圣人的传教，是以空敲空，空生响，空无尽，响亦无尽，空无坏，响亦无坏。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义大矣哉？”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中李柏更明确地表示三教归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他在与憨休禅师讨论这个问题时，憨休举例说，孔子曰欲无言，佛曰无一字。既曰无言复删修六经，不知其几千万言也，其几千万言不过言其无言而已。既曰无一字，可为说经八万四千，其说经八万四千不过说其不一字而已。儒曰爱人，佛曰慈悲；儒曰万物一体，佛曰昆虫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惧，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觉，以智慧剑斩断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无，法轮常转，自在无边等等，这些实质上是一致的，故说“教有三种，道归一致”。李柏对老庄也甚为喜好，对道学有自己深刻的体悟。他评价韩信，认为韩信的被杀，罪在不读《老子》。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韩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违反了天之道，并以张良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张良深谙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视为龙，张良也有龙之德。什么是龙之德？李柏在《答焦卧云亢龙说》中作了回答，因为《易》乾卦有亢龙之论，所谓亢龙即知进不知退，汉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则知进知退，为有龙德之人。所谓龙德就是“因时变化”，“潜见跃飞无所不可”，“学者贵乎知时，知时则知龙德矣，则知《易》矣。”可见，李柏论儒者隐逸时的知时之论，其实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结果。李柏深受庄子思想浸润，如“齐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9]，就深得庄学之旨。他屡次阐发庄子“有用无用”之论，如说“君子处世露才不如敛才，有用不如无用，故瞽者鲜坑长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10]。在《柴关》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为“桂以香伐，桐以声斩，……麝以脐灾，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还有许多诗表达庄周梦蝶，人生如梦如幻的思想。《游郡东湖序》便是这样一篇洋洋洒洒，堪与《庄子》媲美的美文，情与景融，现实与梦幻不分，千万年与今日同一，我与蜂鸟混然同在梦中游，我化蜂鸟，蜂鸟亦化我，我梦蜂鸟，蜂鸟亦梦我，“往古今来，世界皆梦幻也”。《梦》一诗还写道：“把梦思量梦更长，觉为蝴蝶梦为庄，因缘说破真堪笈，悔在邯郸做一场。”尽管李柏思想中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隐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为本，兼取佛道的，这一点应清楚。但是，在李柏当时和身后，是有人对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指责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多数。钱仪吉说：“吾眉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11]高熙亭在《重刻<槲叶集>叙》中评述李柏：“始则见朱子小学而燔时文，即则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蒙振聩。……而世之论者若谓其不专习程朱之书，刻程朱之集，袭程朱之语录，而为书攻其称异于程朱者，以张吾道之门户，遂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盖有不可解者矣。”[12]沈杏卿《重刻<槲叶集>序》中说李柏“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读，贯穿百家而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13]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中也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县李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14]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中说：“故儒雪木李先生，亮节清风，征车不就……《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深远，不谓永嘉之开，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15]萧柳庵在《<槲叶集>叙》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际，尝步观九原，顾墟墓累累，叹曰：“百年或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16]这“正学”就是先生追慕终生的圣贤之道。由以上看来，李柏总体上还是个儒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故知时而退，又始终生活在乡间山林，在社会地层，与许多平民百姓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观千古，慕古圣先贤的佳言佳行；中述关闽，发展理学、心学；下顾及后世，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洁的人格留给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隐为名，然而在理学、文学上也有建树，有成就，成为关中三李之一。总之，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诗人风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中、陕南的士风、学风，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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