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作为药用（在我国很多古书上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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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作为药用，在我国很多古书上均有记载

饮茶之具也是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王褒《憧约》中“烹茶尽具”反映了当时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这是关于“茶具”最早的记录。西晋杜育《奔赋》提到茶具时云：“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鲍，取式公刘，”可见在所有茶具中，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是瓷器茶具。据熊寥先生考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意为饮茶时挑选浙江温州东窑产的缥瓷茶具。“酌之以鲍，取式公刘”指是是用类型似无柄葫芦瓢式的茶盏，取法先祖周部族饮酒的方式饮茶。

这里的“器”与“鲍”虽然指是都是饮茶用具，但我们仍很难将它们从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具中作为茶器具单独分离出来。这是因为茶器具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经济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茶器具形成单独需求的地位。到了唐宋，茶器具己经单独分离出来了，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有论述：“瓢，一曰牲构，剖瓤为之，或刊木为之。”方岳《茶僧赋》中“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中的“茶瓢”就是“鲍”，宋时己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茶具。

人们对饮茶器具的式样、产地都有所推崇，陆羽《茶经·四之器》对著名茶具产地越窑、邢窑对比有段精彩的论述：“若邢牺构，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也；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煮饮绿茶，故极推崇越瓷。居于盛唐与中唐之间的顾况在其《茶赋》中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之句，指越窑温润、似冰类玉的青瓷。陆羽《茶经·四之器》、顾况《茶赋》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越窑，越窑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一诗，系对杭州湾南岸古越地青瓷窑场的总称。茶具要与茶性相配，顾况《茶赋》咏越窑青瓷茶主要因为当时饮用蒸青饼茶，若改用红花比较，或要反映真实的茶汤色泽，则应选择邢窑，所以越窑、邢窑各有所长。

茶具按其狭义的范围主要指茶盏、茶碗和茶壶等饮茶用具。在黄庭坚《煎茶赋》中“苦口利病，解胶涤昏，未尝一日不放著而策茗婉之动者也”提到的茗婉亦称茶碗，一般来说，碗的使用范围更宽，而盏则特指制作精致，形制较小，专供饮茗的一种。无论称“碗”或“盏，均见于文献记载。在饮茶器具中，茶壶的应用也十分广泛。《长物志》有记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砂质茶壶，在《阳羡名陶录》中被赞为“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紫砂壶是茶壶的一种新的茶艺追求，砂壶泡茶不吸茶香，不损茶色，所以砂壶被视为佳品。宜兴作为紫砂壶的产地明代时就以生产紫砂而闻名于世。宜兴在西汉初年，又有“阳羡”之称，明代的吴梅鼎《阳羡名陶赋》中赞美紫砂壶“岂随珠之与赵璧可比，异而称珍者哉”。认为美轮美灸的紫砂壶，世上一切珍宝都无法与它匹敌。

长期以来，茶被视为多种功能的中药。茶叶作为药用，在我国很多古书上均有记载。如，《神农本草经》:“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并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茶经》对此也作了记载。苏东坡也有“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全七碗茶”之语。

茶的功用、价值成为文人引用的话题，多篇茶赋中也都有渲染茶功，称赞茶疗效的经典之句，认为茶叶除油解腻、助于消化、祛署提神的作用。如：唐代诗人顾况在《茶赋》中写道：茶能“滋饭菜之精素，攻肉食之擅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霄之昏寐”。吴淑的《茶赋》特别强调：“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奔之利，其功若神”、“效在不眠，功存悦志”。梅尧臣在《南有嘉茗赋》中言：“近世之人，体隋不勤，饱饮梁肉，坐以生疾，藉以灵茗，而消腑胃之宿陈。”黄庭坚《煎茶赋》“苦口利病，解胶涤昏”。俞德邻《姜茗赋》也赞美了茶的功用与益处。梅曾亮《普洱茶赋》更是谈到了普洱茶特有的消食去腻健胃等独特功效：“触警饮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饱。”、“饮此一勺，宽中沥青”。方岳《茶僧赋》“与之转法轮于午寂，战魔事于春眠。”从茶赋中可以以点盖面的了解古人对茶养生保健功能的认识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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