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分昼夜工作 保健医生劝他休息（毛主席：我规模比你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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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出于对毛主席身体的顾虑。相关领导为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保健医生，来照顾毛主席的日常健康，这个保健医生就是王鹤滨，一个从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医生。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54年，王鹤滨为毛主席持续服务5年，其与毛主席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王鹤滨前往苏联进修，毛主席与他分别。
尽管在此后，王鹤滨再也没有回到中南海，但王鹤滨却始终难以忘记毛主席的情谊，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终生的追忆。
三会毛主席，两人终结缘
王鹤滨出生于1924年，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王鹤滨与千千万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其人生命运注定要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抑或奔流万里，抑或湮灭无息。
在孩童时代，由于水灾的祸害。王鹤滨只能和父母一起离开世代居住的白洋淀，来到新的家园定居。在移居安新县之后，王鹤滨的父母尽管迫切的首先要解决衣食饱暖问题，但却并未因此放弃让孩子求学。
年幼的王鹤滨是一个顽强而聪敏的人，他知道在那个岁月之中，能够拥有学习的机会是一个难得的事情，因此倍加珍惜。因为学习刻苦，王鹤滨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当地的高小毕业。
只不过，在王鹤滨结束这段求学历程之后，中国的形势又在剧变之中被导向另一个方向。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发动了侵华战争，王鹤滨家乡所在的华北地区在这场中日民族战争中首当其冲，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
彼时距离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了近一年时间，中国人的国仇家恨已经在矛盾中蓄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受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影响，王鹤滨以十四岁的年纪，毅然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一开始的时候，王鹤滨只是作为一个书记员，在安新县抗日政府工作。
渐渐的，王鹤滨因为出于对医术的热情，以及对真正服务于一线抗日事业的热忱，转而来到了位于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医院学习医学。
在白求恩医学院，王鹤滨学习一如既往的刻苦，并且思想积极上进，在入学一年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随后，为了寻求更大的进步，王鹤滨来到了延安，就学于中国医科大学，在这里，王鹤滨的表现同样十分突出，并被评为“模范学生”。
紧接着，王鹤滨就留在了延安工作，成为了一名门诊部的医务人员。这一连串的际遇，对王鹤滨之后的命运影响非常大，这将一步步的促使着他，与毛主席的人生轨迹相联系。
早在医科大学求学期间，王鹤滨就与毛主席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毛主席来到医科大学做演讲，而王鹤滨就坐在第一排。
毛主席当时的演讲十分的生动精彩，这给王鹤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此次的会面，二者并没有什么交流。
王鹤滨在医科大学，主攻的方向是眼科，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名眼科大夫。而作为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大夫，王鹤滨与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相遇，是在毛主席受近视困扰之后。
在当时，毛主席突然感到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这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因此就派人去请一个眼科大夫过来。
于是，在收到军委的指示后，王鹤滨作为眼科主治大夫，随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一起走了三里多山路赶往王家坪的军委驻地，为毛主席做眼部检查。
经过验光检测，王鹤滨判断毛主席是得了轻度近视，就询问毛主席是否需要佩戴眼镜。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是抗拒的，他还不习惯戴眼镜，就说如果没必要就不配了。
检查做完了，问题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王鹤滨见毛主席还要忙工作，就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毛主席此次将他们一直送到了大门口。
在此次会面之后，国内的形势又风云突变，解放战争号角长鸣，激起了滔滔骇浪。在战争之中，为了应对胡宗南对陕北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中央曾撤离了陕北，给胡宗南唱了一出“空城计”。
伴随着隆冬远去，新春乍暖，国内的战局也开始趋于平稳。在此时，中央前委又回到了陕北，与之一起返回的还有中央门诊部的医生们。
为了确保领导人的健康，门诊部的医生们此时给中央领导做了一次身体检查，也就是在此时，王鹤滨第三次见到了毛主席。
只不过，这次为毛主席检查身体的并非王鹤滨，而是另一位医生。闲来无事的王鹤滨就在院子里自己溜达，在一方石桌上看到了此前毛主席留下来的草书字帖，还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标准草书》。王鹤滨翻看了几页这本字帖，对字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快，对毛主席的身体检查结束了，医生们准备离开，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王鹤滨自然也在其中。而这，已经是王鹤滨与毛主席之间第三次会面了，此时的王鹤滨还未曾预料到，他与毛主席之间，以后还会有怎样的交集。
给毛主席做私人医生
在1949年的8月份，也即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此时的国内形势已经十分的明朗，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其在中国的气数行将枯竭，而此时的中央已经进驻北平，毛主席也搬进了中南海。
就在此时，王鹤滨却接到了来自中央办公厅罗道让的电话，对方让王鹤滨去自己的办公室。
在王鹤滨带着满腹狐疑敲响罗道让办公室的大门后，罗道让开门见山说明缘由。原来，相关领导计划让王鹤滨去做毛主席的私人保健医生。这则消息对于王鹤滨来说很是让他惊异，他的内心既兴奋又忐忑。
毛主席是我们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如果能为他服务，那必然是莫大的荣耀。但同时，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身份非比寻常，这份担子又显得异常沉重，这就让王鹤滨的内心满是踌躇。
王鹤滨不无担忧的问罗道让：“我去，但我有点担心，怕做不好。”王鹤滨这么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主攻方向是眼科，而保健医生需要比较全面的知识，这时候的王鹤滨开始有些后悔自己这几年没有做临床内科工作。
不过，对此罗道让却并不在意，他鼓励王鹤滨：“就去吧，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工作，就一定能做好”然后，罗道让指示王鹤滨去找老上司傅连璋，他会给王鹤滨交代工作的具体细节。
此时的傅连璋，除了依旧是卫生部副部长之外，还管着保健委员会的工作。而傅连璋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的弓弦胡同，王鹤滨随即上门去找他。
傅连璋给王鹤滨交代了工作的具体细节，嘱咐他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情，并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王鹤滨带着这封信去找毛主席。
事实上，王鹤滨并不是毛主席的第一个保健医生，毛主席的第一个保健医生正是傅连璋的女婿。只是可惜，在革命过程中，傅连璋的女婿以及女儿都牺牲了。后来，毛主席还有过一个叫周毅胜的保健医生，现在在一线部队做卫生部长。
在来到中南海之后，王鹤滨向毛主席递交了傅连璋的介绍信，只是当时的毛主席正准备出门去开会，因此只简单对王鹤滨做了欢迎，就快步离开了。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王鹤滨住到了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西六所，此后住处几经更易，最终换到了正对着菊香书屋的西房。
在来到中南海几天之后，毛主席终于派人来喊王鹤滨过去。在王鹤滨进门之后，毛主席开口就说：“王医生，我这里事情并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其实这件事，在王鹤滨来之前，傅连璋就已经交代过了。目下国家还正缺医生，没有条件给每个领导人都配一个私人保健医生，需要王鹤滨一起负责几位领导的保健工作。
这一点，王鹤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毛主席说完这句话之后不再说话了，这就让王鹤滨很是尴尬，一时间也不知道是要等毛主席继续说话还是要离开。
就在王鹤滨内心踌躇之际，毛主席突然开口：“王医生，在我这里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毛主席这最后一句，尾音拖得很长，说完自己还笑了起来。
这句话让王鹤滨一愣神，他没想到毛主席作为领袖，原来说话也这么接地气，不由得自己也笑了起来，原本的尴尬气氛一扫而空。
此后，王鹤滨正式开始为毛主席工作，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于是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作息时间，时刻关注着毛主席的身体状况。
让王鹤滨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可害惨他了。毛主席工作非常的勤奋，工作强度大，时间长，作息时间还不规律，他自己乐此不疲，但身边人可就受罪了。王鹤滨跟着毛主席的作息坚持了一周，就已经受不了了。
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在和别人打乒乓球，王鹤滨就在一旁看着。一旁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王医生，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王鹤滨为人老实，也就据实相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休息的时候，王鹤滨来找毛主席，他知道，身为毛主席的私人保健医生，他的职责就是维持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因此不能眼看着毛主席老是这么辛劳。
当然，和毛主席在一起也一段时间了，他知道毛主席不会轻易就听进去他的意见，于是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您这么不分昼夜的工作，怎么坚持的了，我试了几天就不行啦！”
毛主席当然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但他并没有搬出工作的繁重来应付，而是颇为幽默的指着自己说：“你看我的规模也比你大啊。”毛主席此言，就是说自己要更为高大健硕一些，也就更能拼力一些。毛主席向来注重说话的艺术，一句话出口，王鹤滨甚至都找不到继续说的由头。
相识五年终别离
很快，随着日子一点点的流逝，新中国开国大典来临的日子也越来越迫近了。在开国大典之前，首先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
在会议的间隙，经常会有各种宴会，此时的王鹤滨作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也参与其中，他的职责一方面是关注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负责确保宴会的食物安全且卫生。
而在开国大典的头一天，中央领导们依旧要参加一场宴会，王鹤滨却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那就是确保领导们今晚不能喝醉，以免影响明天的开国大典。
接到任务的王鹤滨翻遍了医书，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说确保解酒的药物。就在为难之际，他突然灵光一闪，不喝醉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不喝酒。如果将今晚宴会上的酒水替换成其他饮料，就不存在喝醉的问题了。
想到这，王鹤滨立即和上司汪东兴进行了商议，在征求到汪东兴的同意后。最终，获得许可的王鹤滨将宴会上的红酒换成了红茶，而白酒换成了白开水，并知会各位领导的工作人员。在宴会之上，几位中央领导没来得及通知，一杯酒下肚，一个个脸色各异。
刘少奇本身酒量小，发觉嘴里的不是酒心中暗喜，表情很是开怀。而周总理可以喝几杯，脸色就有点怪异，还是警卫马上附耳私语。周总理才明白过来，脸色也好多了。
一杯“白酒”入喉，毛主席的脸色却始终没有变化，一直在和大家谈笑风生。就这样，王鹤滨圆满的完成了这一任务，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在毛主席庄严的宣告声中，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古老的东方巨龙睁开锐目，开始睥睨八方。
此后的毛主席，经常性的巡视地方，检查工作，而王鹤滨总是随行左右。有一次毛主席去黄冈钢铁厂视察，大家都知道以前钢铁厂是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
在抵达钢铁厂的时候，王鹤滨敏锐的感觉到，这里的空气中必然含有大量的气溶胶颗粒，还伴随着大颗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不利。
于是，王鹤滨从手提包中拿出了几个医用口罩，准备让几位领导戴着口罩视察工厂。其实王鹤滨心里也清楚，自己手中的医用口罩，对于防护这些污染物的作用微乎其微。当时的中国工业实力太落后，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护措施。但有一个口罩，总是聊胜于无。
不过，当他把口罩拿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却抬起胳膊做出一个下劈的动作，并瞪了王鹤滨一眼。王鹤滨当即明白了，毛主席不愿意佩戴口罩，于是立即把口罩装回了口袋。
毛主席此行是为了视察地方，与人民群众拉近距离，如果他戴了口罩，还怎么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呢？毛主席后来解释：“工厂条件艰苦，工人们都没有口罩戴，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呢？”。就这样，毛主席与工人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深入了解了民情与工厂情况。
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为了给新生的政权争取援助，毛主席借着给斯大林祝寿的名义出访苏联，这次出行，毛主席并没有让王鹤滨随行。
至于原因，一是因为苏联的医疗技术远比中国发达，用不到私人保健医生。二是因为王鹤滨同时还是其他几位领导的保健人员，如果他走了，就没人照看其他领导了。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王鹤滨曾多次为几位领导检查身体以及治疗病症，就比如朱德，患有老年糖尿病，当时国内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注射胰岛素。王鹤滨多次为朱德注射胰岛素，而朱德对王鹤滨的印象不错，因为他打针不疼。
长期陪伴毛主席，王鹤滨对于毛主席嗜好抽烟最为不满。毛主席抽烟有很长的时间了，且烟瘾还很重。在革命年代，香烟还曾是他在关键时候镇定思考的辅助工具，每当到了危急关头，只要有一支烟，毛主席总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现在王鹤滨来了之后，就一心想帮毛主席戒烟，还因此发起了一场戒烟运动，鼓励大家劝阻乃至没收毛主席的香烟。
但对于毛主席的身边人来说，除了毛主席的女儿敢于这么做，还真没其他人敢没收毛主席的烟。面对僵局，毛主席对王鹤滨说自己抽烟更多的是思考问题，烟一大半都是自己烧掉的，对健康影响不大，不让他抽，他会觉得空落落的。
后来王鹤滨自己也妥协了，他转变了观念，认为医者的职责不仅是要维持人的健康，也不使人陷入痛苦与不自在之中。于是，这场禁烟运动最终是以毛主席的胜利而告终了。
一日日的陪伴，也使得毛主席与王鹤滨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段时间，毛主席并不住在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城西万寿路的新六所。
有一天，毛主席还未起床，王鹤滨就回到中南海办事情。没想到，王鹤滨刚回到中南海，汪东兴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汪东兴在电话中急切的说：“王医生，你马上回来。李讷病了。”
李讷就是毛主席的女儿，王鹤滨当时就想，如果孩子病的不重，自己就先买完东西再回去。但汪东兴这边语气很急切，容不得半点商量，王鹤滨这才赶紧从中南海赶了回去。
回去之后王鹤滨才知道，病的不是李讷，而是毛主席，他一大早就发了高烧。出于保密需要，汪东兴在电话里假称是李讷生病了。
毛主席烧的很厉害，已经有一个医生在给他治病了，而毛主席看到王鹤滨之后，一脸欣慰的喊：“哎呀呀，王医生，快点来吧！不得了啦，烧的很厉害。”
看着毛主席因为发烧而涨红的脸，王鹤滨满心的愧疚，立即给毛主席注射了抗生素。经过几天的护理，毛主席最终痊愈了。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后来的毛主席对于王鹤滨非常的依赖，两个人之间建立了诚挚的感情。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感情并没能延续长久。
王鹤滨与毛主席关系不错，但与毛主席的妻子合不来，两人经常起矛盾。后来，王鹤滨就向毛主席提出了辞职。
毛主席一开始没同意，但架不住王鹤滨连续三次请辞，他才最终批准了王鹤滨去苏联深造的请求，王鹤滨在苏联求学三年，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服务于医疗卫生事业，直至其退休。
王鹤滨与毛主席之间，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相识的，当时的毛主席以其非凡的气度给王鹤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王鹤滨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为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并随从照顾毛主席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时间里，王鹤滨一直尽心尽力的为毛主席服务，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而从毛主席这里，王鹤滨也获益良多，尤其是在书法方面。毛主席是书法大家，书法风格自成一家，这也影响到了王鹤滨。
晚年的王鹤滨醉心书法艺术，他的家中挂满了各种作品，并且都是自己亲手创作。不得不说，尽管王鹤滨与毛主席仅相处了五年的时间，但毛主席带给王鹤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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