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报史｜经营的故事：特殊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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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乃报社之盐。

大众日报诞生在大山里，成长于硝烟中，不仅人财物成问题，还要在枪林弹雨中努力生存。我们不禁猜想，那时，办报经费哪里来？收报费吗？登广告吗？有经营吗？

1943年12月15日，《大众日报》用七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毛主席说：“财政困难只有用切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忘记经济发展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困难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主席是这样指示的，大众报人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翻开《大众日报》这本长达两万五千多页的大书，我们逐渐看到报社之盐是如何为一张报纸强筋壮骨的。

战争时期的大众日报搞发行吗

大众日报创办之初，有沂水当地的进步报纸青年报全员加入。这是一张民营资本的同仁报纸，规模很小，但与当时的民营报纸一样，开展发行与广告业务，用以补给办报经费。

沂水县是当时山东数得着的大县，在20世纪30年代人口就达到80万，为报纸发行提供了较好的人口基础。这个县最早的报纸《农民小报》出现于《大众日报》创刊前13年，虽为油印，但却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报纸。到1938年底时，沂水县有两份报纸，除了《青年报》外，还有一份沂水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办的《动员日报》，每天一期，小范围赠送不发行。

这样，1938年3月创刊的《青年报》成了全县人民获得抗战消息、了解抗战形势的唯一新闻来源，到年底，它已有固定订户200多户。

当它加入大众日报社后，大众日报社对它原有的订户实行了接续服务。在创刊号头版的底栏，刊登启事说：“为集中力量出版内容丰富、印刷精良之报纸，本社同仁全体参加大众日报社工作，因进行匆促，未出终刊号请原谅，本报未了事宜，以后大众日报社续办。”

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一开始《大众日报》的基本订户分为三部分：山东分局机关、根据地当地机关及周边地区党的机关；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军事单位；散户，这一部分主要是农村中有文化的教师、开明绅士等，也有一部分敌伪分子。他们为了了解情况、搜集情报，高价买来使用。

那么，《大众日报》收报费吗？收。《大众日报》创刊号左报耳为竖题的本报订阅办法及广告价目：“本报今日一张，零售每份四分。”“订阅：每月六角，半年三元，全年五元。”为了扩大订户，大众日报先后数次采取措施，以扩大发行。

1939年2月9日，一版登出声明：“本报自本期起改为二日刊”，并“征求5000基本订户”。1939年5月1日，一版右报耳刊登声明：“本月开始降低报价，由每份四分降为三分，每月六角降为四角。”

1939年4月17日，《大众日报》一版首次刊出《给通讯员的一封信》，对通讯员来稿除了有稿费外，还给“报刊折价优待”。1941年2月，报社内部业务刊物《报人》登出白汝瑷的文章《关于组织通讯网读报会》，提出可利用读报会推销报纸。

办报经费哪里来

同心协力 木刻/刘晓刚

办报是一项投资巨大的事业。作为机关报，《大众日报》主要经费靠山东分局拨付；而报费、社会捐助加上报社的自力更生，可有效缓解经费紧张状况。

山东分局对报社的工作十分重视。当时，报社从人数和组织机构上讲，是省级机关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花钱也相当多。

曾有同志提出大众日报人员太多，应该大大精简，但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人罗荣桓说：“别的机关要精简，报馆不但不能精简，还要加强。”有的同志说大众日报买纸和机器花钱很多，应该减少，把省下的钱用来为前方铸造炮弹。

罗荣桓同志说：“我以为给报馆买铅字，买铜模，并不比给部队铸炮弹不重要。一张张报纸，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

主管山东分局财政的艾楚南曾一次给报社批了5000元，可买100令纸，1令约500张，可保证两个月印报纸的量。

1944年7月敌人报复性“扫荡”开始后，报社会计王永祜、王子清将新领的几十万元北海币，除身上带一少部分外，其他的就在前良店用两个瓷缸，夜间悄悄分别埋在村民王永利家的菜地里，“扫荡”结束后，安全扒出分文不少。报社要赔偿菜的损失，王永利坚决不要，说只要公家的钱未受损失就好。

1943年11月17日，报社发行部部长赵志刚撰文《从战邮交通发行工作的一元化谈党报发行工作》，提到“书报费由派订款收不上来，每月亏损三四十万，成本也保不住，到自愿预订按时缴款。”也就是说，报费的足额收缴，至少保证了报纸的成本。

战争时期的报社有多种经营吗

创刊伊始，大众日报走的几乎是民营报纸的路数，出报，卖报，有少量的广告。但即使是人工费不计在内，那点报费对经营一家报馆也只是杯水车薪，何况在战争年代，报费还经常收不上来。

广告一般是新书预告、招生和代邮。“代邮”是战争年代的特殊联络方式，在报纸上登一句话，相当于写一封短信。

比如1939年5月29日，一版有“理学通鉴，我在五十一军参谋处速来信，王再学，5.15”的代邮，连发三期。有意思的是，还把收费也登出来了：“兹蒙王再学先生捐助本社洋贰元，特此致谢。”

在1941年反“扫荡”和解放战争期间，报社内部也曾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络。

1947年7月，我军出击鲁南、津浦线，迅速收复沂蒙、鲁南大片地区，大众日报急需将战况报道出去。

这时，记者沙洪从滨南采访回来不久，迅即接受新的任务赶赴鲁南前线，同时，要求正在前线采访的记者于彦转赴沂蒙。但信件一是慢，二是怕收不到。

于是，8月7日《大众日报》报耳处刊发代邮：“沙洪同志：同意你根据新情况所订采访计划，可即进行，但希与吕、赵保持经常联系，以后相机插入。夏锄迫不及待，报上虽已一再号召，但各地尚少反映，亟盼各记者同志迅速报道。采访部五日。”

沙洪接到代邮后，便随鲁南区委一起插回鲁南。时值天降暴雨，行至沂河边，河水暴涨，敌人严密封锁，退又退不回去，只能找来一只木船往返数次强行渡河。沙洪等人过河后，水急浪高，数度靠不上岸，情急之下，区党委书记张雨帆双手大力将沙洪从水里捞上了岸，他们终于冲破敌人的封锁进入鲁南区，沙洪立刻投入紧张的采访之中。

对经营真正重视起来，是李竹如任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之后。而当时的形势也迫使大众日报社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1940年1月，李竹如同志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由于日寇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封锁，使根据地日用品极其缺乏，报社印刷物资也愈加困难。

到1940年底，材料库存只有油墨三桶，仅够一个半月的用量，纸只剩几十令。化装驻济南采购的采购员光要钱不发货，后经调查发现他已叛变投敌。

资金不可能再向分局申领，渠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打通。针对这个问题，李竹如创造性地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狠抓印刷材料的落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

所谓“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组织了由六人组成的采购队伍到敌占区采购。二是派人到沂南县依汶乡开办商店，对外公开字号叫“利聚永”，同当地商人密切配合，由他们在集上收购花生油、金银花等土特产去青岛销售，再换回印刷材料。为开辟新的印刷材料来源，1942年又建立了连云港地下采购线。

利聚永原址，1966年建起了依汶供销社综合商店。

李竹如还在报社机关成立了大众合作社，这是战争年代的又一个创举。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机关文具和日用品，推销大众日报出版的书籍，也通过它采购日用品，从敌占区购买印刷材料。

最可靠的还是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工人们就从最紧迫的油墨、纸张开始研究。工人们先是用锅底灰加上豆油搅拌，拿到机器上一试发现没有黏性，沾不到胶滚上。又换上黏性大的马尾松烟灰上机一试，有门。为加大黏性，又加入松香，终于试验成功。

于是，报社派刘来厚同志在沂南县埠前店开厂正式生产。报社买了村民的马尾松做原料，在村外山坡上挖坑建灶，每天能收集到二斤多烟灰，加上松香、皂粉、蓖麻油搅拌后，上石磨磨匀，从磨上流出来的就是细腻的油墨，印出报来字迹清晰。

外购的油墨每盒要15元，而同样的自造成本仅5.6元，节约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能保障供给。等到1946年以后，形势比较稳定了，大众日报社自造的油墨还能向外出售。

自造油墨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他们接着研究土法造纸，经过不懈努力，土法造纸也成功了！李竹如一听高兴得放下笔就跑到现场看，当场命名为“文化纸”。

工人们还自制了木制石印机，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命名为“大众印刷机”，成本只有50元，而买一架则需800多元。

到1944年报社造纸厂进一步扩大为总厂，设在万家扁山，还有设在十字路西范土沟、日照石井等处四个分厂，员工发展到近150人，每月除生产50令报社印刷用纸，还生产部分民用纸。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社累计自造的油墨有数千斤，自造的土纸有数十万张。

这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发展经济减轻政府和群众负担，报社经理部在莒南县邢家水磨村成立了大众日报纺织厂，有半机械化的织布机七八台，职工数十人，日产五六匹布，少数卖给商人，大多供给我军后勤，工人由当地临时招收。

此外，报社还成立了大众皮革厂、大众皮鞋厂，产品除自用外均对外出售。在莒南石桥开办了“利源永”油坊，收购油料榨油，到敌占区换印刷器材。大众粮秣合作社加工粮食；服装股加工服装。这些除了自用外，均对外加工或出售。报社还成立了拥有30多匹骡子的运输队。

各单位总的经营方针是，保证供给，略有盈余，补充经费，对外出售均低于市价，为群众服务，因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报社在各地开办的商业机构已发展到20多处，拥有近300名员工，总资产达到几千万元(以当时货币计算)。

这些商业机构的经营范围大大拓展，北至大连、营口，南到上海、南通、无锡，都有大众日报经营部同志活动的足迹。

大众日报社当时建立起了很多经营机构。

报社最大的经营部门当属印书机构。1940年11月，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专管出书，李竹如任董事长。

《大众日报》发消息说，“该馆资本前已有五万余元，预计半年后可招股至十五万元以上。”

1944年7月，源于大众印书馆的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净埠子村成立，总经理刘力子致辞：“本店自开始工作已建立5个分店，9个支店，30余个分销处，出版刊物18种，编印书籍318种及其他干部读物多种，供给了鲁中高级课本，鲁南80%国民教材，滨海70%国民教材，还有通俗读物3000多份。”

在《大众日报》出版千期纪念大会上，时任报社社长的陈沂对报社七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说，现在党报已能销发到35000份，书每种能出3000份以上，对外广播每天发5000字。1945年报社机关生产所获已达70多万元，解决了办公费、日用品等费用。

节约就是盈利

节约一直是贯穿在大众日报整个战争时期的关键词。

1941年反“扫荡”过后，报社开展各项节约活动。铅印机用的胶液原是水胶制，天热易化，影响质量，大家便因地制宜，反复研究，加糖熬胶、找山洞晾胶、多添胶滚、轮流换胶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工人李春松与郭文忠上山挖野菜时，发现一种桃树上流胶，于是挖回上机试用，竟获成功。

这种桃胶后来也用于石印，印刷前由缮写员用特制的墨将文稿缮写在药纸上，然后轧印在印石上，再涂上桃胶，晾干后用水擦净，再涂上油墨，就可以印刷出来。

石印印刷版面小，由于是人工缮写，版面内容愈加受限，但石印机体积较小，便于携带，可以跟随部队转移，相对机动灵活。

此时，铅也更为紧张，除大力采购外，报社提出口号“节约一个铅字等于消灭一个敌人”，大家热烈响应，拣字工人保证拣字、分字不掉一个铅字。

工人李春松、刘玉华等研究打纸型代替活字版，以减少铅字磨损和铸字铅耗，但打纸型要压型机、倒板机、化铅锅，买又买不到，他们就研究自画图纸，请根据地兵工厂帮助造；同时刘玉华制造了打版刷子，先打一期四个版做实验，烘干化铅、浇铸完全合格，再到机器试印基本合格。

一副纸型，最多能倒七次，大大减少了铅耗。

1944年8月，日军的报复性扫荡结束，报社工厂即将恢复生产，工人们到河滩去扒掩埋的机器，却发现因暴雨致河水猛涨，把埋在河滩的23箱铸字铜模冲没了！这批铜模来之不易，是罗荣桓亲自批的专款从上海千辛万苦才买来的，而且刚刚使报纸印刷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丢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工厂的同志连夜寻找，有的箱子在下游十几米远的沙层上扒出，有的被冲到50米开外。印刷厂的房东大爷说，铜模箱子又大又沉，水冲细沙前移，箱子会向后打滚的，应再向上找找。

果然，从原处上行几十米又发现了一批。但仍有一箱未找到。时任秘书处主任的仲星帆动员驻村干部群众帮忙。

于是，印刷三厂厂长徐华带领大家三人一排，拿着杆子拉网式排查，驻村男女老幼400多人参加寻找，沿河找出了20多里。

最后，下游饮马庄有位村民，背着箱子步行18里，把铜模送到了位于砚洙的一厂厂部。至此，铜模箱子全部“归队”！徐华高兴地奖了老乡10斤猪肉。

1947年1月5日，《大众日报》一版刊登重要启事：

“本报自本期起由对开四版改为四开四版。”这不是越改越小了吗？同期社论告读者说，本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大改革？主要是节省财政开支。我们为伟大自卫战争服务，除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也尽量节省开支，移作他用。这样改版式后，材料费每月至少节省250万元，愿以此响应党的号召……

1948年开春，响应华东分局的号召，报社开始新一轮整编，并进行了彻底的物资清查。时任社长的匡亚明带头自查，主动取消了专配的通讯员，交出了苍白马和呢子大衣。凡是查出的遗漏、少登、账实不符的情况，都坚决予以改正，进一步整编机构，经营部门由原463人减为172人，减掉了63%的人员。

王换于大娘看护白铁华

伤员过村 木刻/刘晓刚

大众日报社营业部从一成立就抱定一个宗旨：一切为了出报。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大众报人同样进行了浴血奋战。1941年冬，历经敌人两个多月残酷“扫荡”，报社部分印刷器材损失，所办造纸厂、油墨厂、商店也停业隐蔽。复工后器材严重不足，怎么办？

1942年6月王冠杰带领两人向济南“进攻”，没能成功，他们转到章丘，终于在当地的报社分销员帮助下在垛庄建立了转运站，到济南卖掉土特产，买了器材经仲宫柳埠运出，再运回沂蒙。但转运站建好后，敌人又在垛庄安了据点，就转到了李家庄。

一次，王冠杰等四人在李家庄附近不幸被捕，报社知道后立即派会计科长贺林带钱前来营救。由于四人身份未暴露，又时近中秋，敌人清狱，王冠杰全身疥疮，称病得释，而另外三人却已被卖到东北做苦力去了。采购人员就是这样出生入死，保证供给。

1941年冬的大“扫荡”中，按照分局的指示，报社转移了。

11月15日下午，我军一部分驻在依汶河边，这里离“利聚永”所在地依汶不远，商店会计白铁华等四人决定回去看看商店是不是受损了。

拂晓时，敌人突然包围了依汶，白铁华通知其他人转移后，在村西口被日军抓去。敌人从他身上搜到几张北海币(由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票据和爆破筒，便肯定他是八路军头目，将他押到村北拷打审问。

白铁华一声不吭，敌人把他的衣服扒光了，用点燃的香烟往他身上烧，白铁华这时已抱定牺牲的决心，放声大骂。敌人气急败坏，用烧红的刺刀烙他的胸、背和四肢，他几次昏死过去。

敌人折磨半天，一无所获，便绑着他游街。第二天，他仍是坚持不开口。第三天，敌人看他全身伤口发炎脓肿，奇臭难闻，以为他快死了，就放松了看管。

第四天晚上，村里一位大爷给他解开绳子，喂些米汤，将他拖到垃圾堆旁，盖上杂草和猪皮，悄声说：“敌人就要走了，你能走就逃命吧。”白铁华忍住剧痛，逃了出去。

报社将他送到东辛庄的王换于大娘家住了下来。王换于大娘全家给他喂药喂饭，端屎端尿，精心看护。为了安全，还专门在村外山脚下挖了个“地屋”，大爷在外面放哨，王换于大娘外出几十里找来獾油掺上自己头发烧成的灰给他敷伤口，全家省吃俭用，给白铁华改善生活，经过一个月的休养，白铁华恢复健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1983年，白铁华回到临沂看望当年曾救护过他的王换于大娘。

战争年代，曾有160多位乡亲为了大众日报献出了生命。从1942年到1945年，大众日报社离开分局在莒南活动期间，先后遇到敌人十几次“扫荡”和突然奔袭，其中有几次离报社驻地只有几里地，正是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才使报社一直很安全，一直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沂蒙人民是大众日报真正的靠山。

出生入死去采购

1946年3月，《大众日报》准备改出对开四版，印刷设备必须更新。于是，报社派从江南北撤回来的周铁华等4人到上海采购印刷机、纸张、油墨等材料。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走陆路，经南通到上海；一路走海路，化装成做花生油生意的商人从石臼所上船，经十天航行顺利到上海吴淞口。

两路同志汇合后，与上海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周铁民认为这个关系对党的工作太重要了，一旦暴露，给党造成的损失可就太大了。于是，他们决定以商人的身份，利用社会关系买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再跟地下党联络。

这个选择是十分慎重的，不通过自己人到底能不能顺利买到东西？为此，他们开了会，取得一致意见后分散住在亲友家里，分头行动。有出售花生油的，有负责运输和报关的，有负责采购的。

一个月后，他们顺利地卖了花生油，买到了两部对开印刷机、切纸机、白报纸和油墨等材料，还有军区后勤部门需要的医药卫生设备和电讯材料，并报关、装船。周铁民将跟货回山东，其他三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采购。以防万一，周铁民把所有票据都装在一起藏在船上的隐蔽之处。

4月29日下午1时左右，私人货船“大永利”从上海董家渡码头开出，到吴淞口时，船老板去办理结关手续，突然，国民党水上侦缉队的五六只船包围了“大永利”号，说“大永利”号私运军火，周铁民被捕了。

周铁民自信能够坚持到底，就怕同时被抓的船工们顶不住，他没有暴露身份，只是跟船工们说“货各有主，你们放心好了”。

晚上，进行了一般性审讯后，船工们陆续被释放，只留下周铁民等七人。这一夜，周铁民睡不着反复思索，在上海的活动有无破绽？同志中有无叛徒？他排除了叛徒出卖的可能。

第二天，搜身后他们被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开始了狱中生活。在狱中经历几次审讯，周铁民坚称自己是客商，因报关到达地是青岛，并非敌人严加戒备的我敌后根据地，所以敌人也毫无办法。

这时，外面的同志开始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利用探监送食物送信息。狱中生活十分艰苦，吃的连猪食都不如，晚上睡觉时还要十人一组绑上连环铐，一夜都不能翻身，甚至夜里小便都只能尿在裤子里，但周铁民最担心的仍是外面的同志们和货物的安全。狱内外信息一通，里外都稍微放了心。

外面的同志一方面聘请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沙千里为周铁民进行辩护。沙千里在《申报》上登声明，说国民党水上侦缉队非法扣留民船，要求此案移交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又利用私人关系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写信疏通。另一方面，报社的同志利用同乡关系送给看守所所长一笔钱，把周铁民及年纪大的船工调到了“优待号”。终于，这些活动起了作用。

6月19日，经过近50天的牢狱生活，周铁民被释出狱。到7月初，人、船、货都顺利返回山东，胜利完成了报社交给的采购任务，为《大众日报》改出对开四版创造了条件。

来源：《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山东人民出版社、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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