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的顽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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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怡

中国国土辽阔、环境多样，要简明扼要地概括、展示这一复杂的地理情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就是对中国人口“东密西疏”格局最为直观简洁的呈现。

“瑷珲—腾冲线”与作为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线”、描述游牧农耕分界的“长城线”，并列为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线。有所不同的是，“瑷珲—腾冲线”是近代人为总结的一条界线，由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绘图指出。

今年11月20日，是胡焕庸诞辰120周年纪念日。1935年，34岁的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通过对全国分县人口数据的整理，绘制了第一幅人口等值线密度图，直观展现了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胡焕庸当年论文的主旨所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一度走向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中国应如何步出这一困局，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除了反思传统制度与文化方面的沉疴，人们也开始关注基本国情的长短优劣。

人口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清末传入后，人们进一步将人口寡众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落实为人口过剩导致的社会危机，从而提出节制生育、改良人种、移民实边等主张。

关于中国人口的多寡，当时还有另一种意见。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口不增加，而列强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会用多数来征服少数。到那时，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还要被列强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

经过人口多寡优劣的正反讨论，学界逐渐意识到，脱离空间分布，仅从人口总量和平均密度来讨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并无太大意义。由此，当时中国人口讨论的重点，从如何总量控制逐渐转向如何合理分布。

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时人的基本认识是本部地狭人稠、人无地耕，边疆则土旷人稀、地无人耕。因此，移民实边一举三得，既能纾解内地人口之压力，又可开发边疆空旷之荒地，还能巩固列强觊觎之边陲。

然而，此论背后，多数议者对当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认识，还是简单理想化的禹贡圈层图式，中间为人口稠密的本部，周边为地广人稀的边疆。发端于感性认识的建议是否真正合理，还需加以实证考量。

1926年，竺可桢选择比较可靠的江苏、浙江两省，制作了以县为单位的高分辨率人口分布地图，并特别提醒在分析人口分布时须选择合适尺度的人口数据，注意不同环境的人口承载力。

1932年，翁文灏利用更多人口数据，总结绘制出中国的五个人口稠密区：中原区、扬子区、丘陵区、东南沿海区和四川盆地，继而探究此分布格局与自然条件的关系。他发现，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四个稠密区均在“北平—钦州线”以东。

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分布研究，即基于竺可桢、翁文灏等人的成果而展开。相比前人，他收集了更多散见于中外文献的各版本分县人口数据加以考订核算，并尽力以1935年为标准年进行汇算、估算，最终实现了中国县级人口数据的首次完整拼合。此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非今日获取人口普查数据之便利所能比拟。

胡焕庸根据人口密度，由高至低，将全国密度划分为八个等级。同时，进一步提出以地形、雨量为基本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解释模式。

在实证基础上，胡焕庸还回应了当时的移民实边讨论，认为位于“瑷珲—腾冲线”以东的东北，相比该线以西的西北，具有更高人口承载力，更适合移民充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均有学者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规模再作测算。虽结果略有差异，但远不足以对“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构成挑战。在人口地理学界，这一现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顽健性。

对此，胡焕庸本人在1990年再作分析时，除地形、雨量两个基本因素外，还将社会历史条件增加为第三个解释因子。

在技术进步、产业革新以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未来中国人口分布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充满好奇：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

大致来看，中国西北半壁人口略有提升，但还不足以改变原有分布格局；在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今天，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布已跨过“胡焕庸线”，但其宏观经济效应也未突破“胡焕庸线”。

胡焕庸曾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平衡”与“合理”作过解说。他认为，平衡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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