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传统农本思想 大力发展工商业（康熙实施了哪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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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熙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裕国足民。他曾说百姓足则国家充裕。从来政治之道，以裕民为先。而康熙的裕民之道则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不是大谈“小人”、“君子”、“仁义道德”。
农本思想
迄今为止，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国民经济基础，特别是封建社会，农业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内核是农本主义。康熙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毫无疑，他只能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他的经济思想是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脱胎出来的，其核心也只能是农本思想，只是他的农本思想较之前代有重大的进步罢了。康熙的农本思想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康熙年年月月用以教育臣僚和子孙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的政务中心。农业是国家之本的思想既贯穿于康熙的一切工作，也贯穿于他一生中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因为“农务为国家之本”，一国的衣食都来源于农业，农业可以生产粮食，也可以种桑养蚕，植棉纺纱，所以农业不发展不仅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国家要达到承平致治，必须时时把农业生产放到国家根本的地位。“农事实为国之本，位用乃居家之常。是以朕听政时，必以此二者为先务。凡亲民之官，能仰体朕意，在在竭，何虑不家给人足乎?”由于康熙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因此，他要各级官吏行政办事都要把农业放到首位，要使“四海以内，祓之众，比肩于野;杼柚之声，相闻于里”。
其次，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本。康熙曾说:“民富则国裕，民贫则兵饷无从而办……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今不易之理也。”“国家赋税皆出于农。”康熙讲的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普通道理，农业发展，年年丰收，农民盖藏有余，可以交出大量租税，筹集兵饷也易措办。国家收入多自然富裕，兵饷充足养兵练兵不至困难。国富兵强来自农业发展，这在古代社会具有相当的真理性。所以，康熙视农业为国家之本是不无道理的。
再次，农业是富民之源。康熙的经济思想核心是富民，主张富民而治，而且，藏富于民是康熙一生政务的基本内容。他曾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十月十日谕山西巡抚噶礼说:“朕君临天下，四十余载，无一刻不以苍生为念。...凡有往来者，必先谘询民情丰欠，偶有失时，定加赈。…重农务本，藏富于民。”为什么重农，以农为本就能藏富于民呢?这与康熙的财富观有关，他认为财富中最宝贵的不是金而是五谷。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一月，他南巡路过献县，有一个老百姓，进上一株双穗嘉禾。他说:“自古圣王不贵金玉而贵五谷。谷者，民之命也。朕甚宝之。”因此，百姓藏的谷米多，自然被康熙认为藏的财富多，农业便成了财富之源。
同时，康熙还认为农事为生民之本，“黎元率育，全恃农桑”。一年荒欠，农民便一年无食。而几千万农民，怎么还能谈得上国治民安。所以，康熙认为“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朕宵肝图治，念切民生。惟期年谷顺成，积贮饶裕，予以休养黎元，成登乐利”。康熙视农业为治国之本，还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民为邦本”是康熙政治观的重要基石，那么，食为民天或民以食为命则是他经济观的基本出发点。
农本思想贯穿了康熙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他的政治生涯，绝大部分政务都与农业发展有关，甚至他的文化活动大都与农业有关。如他一生留下的一千多首诗，三分之二是农事诗，而农事诗中又有三分之二从各种角度写雨，这是因为雨水是农业的命脉。由此可知康熙是比较典型的农本主义者。但是，康熙不是传统的农本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无疑以农本思想为其基本内容，但又与传统农本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异之所在，就是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在意识上视工商为末，在政策上排斥和限制工商业发展，在实践上实行高关税掠夺工商业者。而康熙的农本思想，非但视农业为本，而且不视工商业为末业，千方百计发展工商业，发展商品经济。
康煕并不像历史上那些无文的统治者，凭着手中的暴力工具而行，他却有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具体讲来，就是他所说的“古昔盛时，声教遐讫，重译来宾，献璨贡赆，贸迁利用，实卑民生。迩者鲸鲵静息，海波不扬，梯航所至，商贩通行，远至外方物产，以阜吾民”。康熙说古代盛世之所以盛极一时，就是因为发展了商业，甚至使远方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商人，都来献璨贡宝，贸迁货财，裨益了民生，所以，才达到盛世。康熙认为盛世形成需要商业发展来实现。这确实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儒家文化的重要突破。儒家认为三代盛世的大同世界是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的世界。传统经济思想把商业看做职评末业，是下流人干的事情，而康熙却认为商业大发展是促成盛世的基本条件和是否盛世的表现。
因此，当他荡平三藩、统了台湾、击败了沙俄侵略者之后，希望在自己手上创造一个盛世的时候，也要大力发展商业。为此他要敞开宁静海域，让商贩通行”，到远方去贩运物产，丰富人民生活。他说:“商瘠民困。”他认为商品贫乏、商业不发达，不仅人民就必然贫困而且，国家的税课也会因之而不足。他说:“通商裕课，利益民生。”因此，康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发展商业，增加商品，活跃市场，必然要促进工矿业的发展。康熙为了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首先，提高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康熙曾经教育他的子孙们说:“凡人处世有政者政事为务，有家计者家计(手工业)为务，有经营者经营(商业)为务，有农业者农业为务，而读书者读书为务。”康熙这段话充满了反传统的精神。中国2000多年来，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是以士农工商为序，所以，商业被认为是“末业”，商人是“末流”。而康熙非但没有把工商业看为“末作”，视工商业者为“末流”，而且，他把工商业及工商业者，放到士的前面。他并不认为工商业是下贱的行业，不认为工商业者是下贱者，工商业和做官、读书样，都是正业，都是值得尊重的。
同时，康熙还教育臣下，要庇护商民，商民是国家的基本人民。在平定吴三桂以后，刑部追在领吴三桂资本做生意的商人时，允许告发。康立即論刑部说:“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藏富于民，不在计此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商人是国家的基本人民群众，即使有点政治问题，也不予追究。从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康熙对工商业者的宽容，又看到了康熙对工商业的保护。
开海允许商民出洋贸易。清初由于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常以奇兵打击清军，甚至打到南京城下，于是顺治时代开始禁止沿海渔民商民下海，最后大规模迁海，片板不允入海，坚壁清野以限制郑氏集团的袭击。迁海本是一种无能而愚蠢的做法，它不仅使沿海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早就有头脑清醒的官僚，如姚启圣就曾上疏建议放弃海禁。他说开海“不惟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收渔盐之利于无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曾说:“朕初以海寇故欲严洋禁，后思若辈游魂，何难扫涤，禁洋反张其声势，是以中止。”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ー月，谕差往福建广东展沿边界的侍郎杜臻说，迁移百姓，事情非常重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你们要会同总督巡抚，用心安插，一定要使兵民各得其所。同时要廉洁自持，不要贪赃枉法。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他说百姓乐于在沿海居住，因为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同年九月，谕大学士等，开海贸易对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足，财货流通，对各省俱有神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至于有累于民，还可以充裕福建、广东的兵饷，避免了内地各省转输之劳。内地各省不转运粮饷，使小民得以安养。实在是一举多得，所以下令开海。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三月，议政王会议议决，今海内一统，实现了和平，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康熙说开海贸易，原欲令满汉人民，各遂生息。假如有无籍棍徒，倚势横行，借端生事，贻害地方，要严加惩处。并以此作为命令通知沿海各省督抚。
扫除商业发展的障碍
清初由于战争绵延，兵兴饷拙，全国关卡林立，税目重床叠架。特别是三瀋统治区，更是雁过拔毛，“抽税谓之总牙。南台洪塘，各处市镇关隘所在，悉五人总管。米每担一分，一担半分，果子、丝、布、纸、竹、木料、棕、油等类，照例科税。乡间山县，挑负担杂货，非受税亦不得行”。靖南王耿继茂移驻福州后，“当铺、牙行、盐商诸色店铺买卖，皆王人共分。或出本或充伙，以至肩挑背负之类亦无不为。于市中买物，率十余辈，或用假银抽色，或剪缯掏摸，十分难防”。藩王垄断许多行业，官商横行于市。耿精忠拥兵只有6000而门下做买卖的人有10余万，往来船只之多，使民间寸步难行。
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他连续下各种命令扫除商业发展障碍。首先裁削勒索商人的牙行。康熙曾下令说:“贸易货物，识立牙行，例给官帖，使平准物价，乃地方棍徒，于瓜果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商民。敕部查税课定例，除应立牙行者，照旧设立外，其余一切私设牙行，尽数除革。”除国家所设必要之牙行外，其余一律取消，这无疑对商业发展扫除了一个重大的障碍。其次，禁止军民、兵痞抢劫商人。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谕荆州将军噶尔汉，令其自将领到兵丁，都要严行禁止侵占市肆要地。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月，康熙行围，巡视到归化城，他令内大臣传下命令，到归化城停止围猎，因为“归化城商贾丛集，恐仆从或行骚扰”。后来江南水路设立讯兵，检查匪类，兵丁乘机勒索贩粮船只，甚至拦截商人，不准越境做买卖。康熙下令这类事再有发生，官兵一并严加治罪。兵痞是商业发展的大祸害，历朝各代，兵弁不抢劫商店、商人者十分罕有。康熙多次严禁抢劫商人，对商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动乱、兵马纷争之际，更是这样。再次，减轻商业税。历代统治者，多有巧立名目，多设关卡，重收商业税，甚至有杀鸡取卵的。康熙则不同，他一再体恤商人，减轻商业税。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八月，两盐御史堪泰奏称，盐商故意拖延纳税，要求康熙批准每引盐加课银三钱。康熙立即谕大学士说，这是堪泰欠课太多，怕任内不能征足额，所以这样做。“若依其言，必致商民交困，不准行”。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六月，康熙任命户部郎中吴什巴为福建海关税务督理，传谕说，收海关税的官员是新设的，因为新设，官员都想超额征收，他们将出入商民船只，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要求他到任后“严加申饬，务令恪遵定例，从征收，无滥无苛”。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四月，谕大学士，广东关收税人员，搜检船只货物，一概征税，以至商船稀少，关税缺额，况且沿海船只亦有自外国来的，如此琐屑，有失大体，“著减额税银三万二百八十五两，著为令”。特别要指出的是，康熙一面减少关税，一面还惩处收税超过定额的官吏。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二月，当户部报告浒墅关督办桑格在任期收税超额完成所定税额，康熙立即下令说，政府设关卡，目的是为检查不法，以通商贾，桑格征收额定关税，自封便民桥，这扰害了商民，令该衙门严加议处，并将处分通告各关，以警告横征暴敛者。维护商人的合法利益，积极为经商提供方便条件。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九月，他说各处关卡，都有收税法规，他南巡调查商人，商人异口同声地说，经商交纳国家定额商税不难，最难的是迟迟不能过关，延误时间。康熙便下谕旨，令榷关官员“恤商惠民”，但关差置若罔闻。康熙再次下令，凡商人抵达关口，交纳正税之后，立即放行，不得稽留苛勒，若有违令勒索者，从重治。同时，康熙命令户部制定详尽的税则，而且明文规定大凡关差不按税则征税，商人有权直接向皇上报告。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六月，前领侍卫内大臣，现在天气炎热，贸易商人多数夜间行路，他们追逐利，不顾自己的生命，朕甚念之。以后只有极其紧要的事的人才准许夜行，视商人皆如赤子，无论事情的大小，都要为他们熟筹。总之，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康熙的经济思想是农本思想，然而他却不是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而是既重视农业，又高度重视工商业，采取各种实际措施发展工商业。而且，商业一旦发展，生产商品的手工业、开矿业也必然同步发展。
益蜀免税赋与滋生人永不加征
康熙曾多次告诫臣下，要想国家至治，天下安定，必须使人民得其生业;而要使广大人民各安生业，各得其所，就必减轻租税，以宽赋为急。因此，康熙亲政以后就着手改革赋税制度。康熙改革赋税制度首先是将杂税徭役摊入地亩。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把浙江的故钞银雄入地亩，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通过“均田”、“均役”将徭役入田亩，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又将山东、浙江等各省的班匠银推入地亩，统一征收。以后“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将杂税、徭役雄入地亩，减轻了无地的穷人的负担，特别解放了一批手工业者，对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谕大学士等，财赋出于百姓，凡钱粮查核必须彻底澄清，不额外科派，才对小民有实际利益。朕之正税收入，毫无滥用。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爱惜物力，使国家有三年至九年积贮，以便预防水天灾，同时也藏富于民，使百姓养生送死力所能及，盖藏有余。因此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康规定凡是他治下的百姓70岁以上的老者，免去一子徭投，使其侍候高堂。
同年修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将课银尾数收入厘，粮的尾数收入。康熙认为尾数繁多，容易滋生弊端，税吏可借此勒索百姓，使民生受累，因此命令户部讨论，寻求简明易行、不为民累的办法。同时清查光禄寺的采买制度，厘别采买诸弊，逐一定出新条款，令光禄寺遵行，使国库钱财不至于妄费，户部积贮有余，遇到水旱荒年，濁免钱粮，赈济百姓，使民间不至困苦。中平四十，由于康熙安定民生的指导思想是“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宽赋为急”，因此，他在位61年，免之事可以说无年无之。
然而，康熙时代大规模的减免赋税是平定三藩之后的事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即平定三藩叛乱后的第一年，他就开始准备宽减全国赋税。他谕大学等说:“自用兵以来，百姓供应烦苦，朕前屡言，俟天下荡平，将钱粮宽免。尔等可同户部先将天下钱粮出纳之数通算起奏。”他一面将乡绅名下不纳税赋的田地，与百姓一体纳赋;一面统一赋额，降低赋额。清初如吴三桂统治的云南，亩征赋七斗二升，降至亩收八升一合;而湖广江夏废藩田，每石折银六分有奇，比当时民田高六七倍，一律降至民田收税额。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湖广总督郭琇奏称，湖南农民有因赋税不均不能完纳亩赋亡的，而通过丈量土地，均平赋税后，税额减少了。康熙询间减少了多少，郭琇回奏:约减二分。康熙当即便说，只要有益于民，所减少的赋额虽倍于此，也在所不借。如果不清丈地亩，任意征收钱粮，使穷民苦累，断乎不可。但是，这种减税办法，只有利于有田地的人家，对佃户却无利，因此康熙说，小民百姓有田的少，无地佃户多。于是他下令:“凡遇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免七分，佃户濁免三分，永著为例。”使租地穷民也稍沾实惠。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以后，国库开始年年有余钱剩米，而且越积越多。到了康熙中叶，每年国库剩余银两多达几百万至千万两。因此免租税的地方日益扩大，数量也日益增多。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十二月，马齐等奏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四年，共免天下钱粮一千六百余两。康熙说吴三桂叛乱后，百姓十分艰苦，平叛后，所以国家年年免百姓的赋税。同时令马齐等查自康熙元年到四十四年全国所免赋额累计之数，得到的结果是，四十四年中，全国共免赋税九千多万两。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十ニ月，康熙向户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自己从登极为君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一个愿，要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50年来，惓此心，未尝一刻稍释。我认为民为邦本，勤恤为先。为政之道在于养民，而养民之法，租为急。所以，我连年减租税，总计达亿。百姓足君熟与不足。朝廷不为百姓谋利，将为谁谋利益呢?现在南北各省，人民风俗，以及用生计，我无所不知。人民的生计到今天还没有殷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承平益久，户人丁大增，地土不增加，物产数量有限，食用自然不充足，这是必然之理。我深知于此，并时刻不忘，因此朝廷准备再次大施仁政，用以缓苏民力。决定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起，3年之内，将天下现纳钱粮和积欠钱粮通免一周，要使远近一体泽。地方大吏及监司守令应该体会我保护黎民之意，实心爱养，杜绝盘削，使百姓衣食丰足，没有失所之人。
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应征钱粮722万6100两，及历年旧欠118万5400两俱著免征起，全国赋税、人口税、漕粮都通免一次。同时康熙还下令规定尔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结语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在广东推丁入亩，开始废除在我国实行了几千年的人丁税。而且，这项政策迅速推及全国，它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丁的滋生。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中国人口为1913万7652人，到康熙十年(公元1721年)则为2491万8359人，增加了570多万人。在当时看来，人口增长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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