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式（文人与士大夫身份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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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

对于孔子的这种“文人趣味”汉唐儒者似乎不大能够认同，因为他们过于热衷于建功立业了，把功名看得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只有宋儒一在老庄佛释之学刺激下重新在儒学内部寻求所谓“内在超越”（牟宗三语）之路的士人一才对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志深有会心，并且把“孔颜乐处”作为为学的根本点之一，作为一种终生追求的“ 圣贤气象“。

宋明儒者念兹在兹的“心中无事”、“常舒泰”、“ 如光风霁月”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的确与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志一脉相承，都可以视为是士人阶层固有的人格冲突的产物。从看护内心世界，维护心灵的自由、宁静与超越这个角度看，宋儒是真正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衣钵了。

除了借助于道家之学与佛释之学以外，寄情于诗词歌赋，徜徉于琴棋书画也是他们自我超越、自我解脱的方式之一。换言之，“文人”这种身份乃是士人或士大夫阶层固有人格冲突的必然产物。这是一种身份的自我疏离，是知识人对自身文化人格的自觉整合与完善，这是一种良性的冲突，可以使士人们的内心世界保持一种张力平衡。

对于“文人”身份的形成来说没有什么比诗文书画更有意义了。在西汉，《诗经》作品虽然很多都饱含着个人情趣与生命体验，但是由于它们被神化了，成了儒家经典，因此就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而被解读的，早已失去原本传达个人情怀的功能。

道家

在贾谊身上表现出另外一种情趣和智慧则反映出与士大夫人格相疏离的“文人”品格，这就是达观心态。贾谊着名的《鹏鸟赋》云：贾谊在这段文字中表达的是一种“ 达观心态”，尽管在实际的生活中他未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至少，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达观是一种姿态。

毫无疑问，贾谊是受了庄子学说的影响。在先秦道家学派中，老子思想是深湛、宏远、机智的一对自然宇宙、万事万物之理的理解是深刻而宏远的；对人世间事物的理解则是机智的。前者表现在对“道”的体认，上;后者表现在对“柔弱”、“退让”、“处下”等“水”之品性的推重上。达观的主要表现是对生死、荣辱、成败等人生重大事件的透彻理解上，表现在对关于这类问题的通行价值观的拒斥与超越上。

庄子学说是达观的：人人视为珍宝的东西我弃之若敝屣;人人畏之若虎、避之唯恐不及的事物，我安之若素。老子是看得深，揭示出自然宇宙与人世间的种种道理，使人明白事理，能后发制人，时时处处立于不败之地。

庄子是看得透，他打破了世间许多现成的道理，让人摆脱束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一切，从而丛书总序：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使心灵进入自由无碍之境。以世俗眼光论之，老子使人变聪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庄子则使人变痴呆，变荒诞，成为另类。

达观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与君权合作过程中保持独立精神的心理基础，是成为文人的必要条件。假如没有达观心态，那么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就真的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了，就真的成为一群人格卑下的利禄之徒了。

千古文人的潇洒、豪迈、超脱、飘逸都是基于这种达观心态的。那些千古流传的诗文书画大多数都是表现了这种达观心态的。所以，达观乃是“文人趣味”的重要内涵，是“闲情逸致”之基调。

汉儒

士大夫身份“以天下为己任”、“以道自任”、“退亦忧，进亦忧”，念兹在兹的都是江山社稷、天下苍生；文人身份则以万物为一体，视古今为一瞬，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忧。这两种身份互相对立、彼此消解，然而却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这也可以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从总体来看，汉儒都是入世的，都以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他们看来，立功是第一位的， 着书立说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之举。司马迁尝有着名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以今日观之，此志向不可谓不大，简直可以与孔子并驾齐驱了。

但是在司马迁心目中，这只是“刑余之人”不得已而选择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这就如同后世的李白、杜甫一样，生前已经文名满天下，得到士林以及众多达官贵人的赏识与尊敬，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自己始终是个失败者，似乎一生郁郁不得志。

他们的“志”是什么？不是写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句，而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他们是要做王者之师，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东方朔、司马迁亦怀有同样的心理。

参考资料《北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汉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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